时代之音丨陈醇

准确是创造的基座

——从陈醇老师的两部朗诵作品说起

上面一段音频，是陈醇老师演播的《白杨礼赞》和《再别康桥》。仅从直观感受上来听，一阳刚，一阴柔；一豪放，一婉约，差异极其鲜明。然而，它们却又是同一位朗诵者的创作。这位朗诵者，就是陈醇老师。

在六十余年的话筒生涯中，陈醇老师录制作品无数，体裁包括新闻播报、专题配音、小说演播、诗文朗诵等多个方面，而且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1988年，陈醇老师与林田、夏青、路虹、关山一起被评为正高级播音指导，成为首批获此殊荣的播音员，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播音大师。

对于自己的创作风格，陈醇老师曾经总结了五个字：情、意、味、畅、准。对于后学者来说，前面四个字更具吸引力。是啊，抒发感情、表达意蕴、读出味道、语流顺畅，这不是每个朗诵者孜孜以求的目标吗？而最后一个“准”字，却有些让人费思量。准，不就是准确吗？也就是读准字音语调、轻重格式，进一步说，准确理解文章的精神内核。这些只是入门层次的基本要求啊，怎么到了大师这里，给提拔到创作理念中去了？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然而，当我们对照陈醇老师的作品细细品读，却又发现：准，不仅是情、意、味、畅四字的基础，其本身也蕴含着深刻的专业内涵和鲜明的现实指导意义。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演出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舞台上传达出作家的思想、情感，他的理想、痛苦和喜悦。我们就把这个目标——这个吸引着一切任务，激发演员——角色的心理活动和自我感觉诸元素的创作意向的基本的、主要的、无所不包的目标叫做：作家作品的最高任务。”话虽如此，可当我们拿到一篇文字作品时却常常发现，作家并没有把他的思想情感直截了当交代给我们，那统御一切的最高任务也没有白纸黑字写在扉页上。而这些，非要我们下大力气去探求发掘不可。

拿《白杨礼赞》和《再别康桥》来说，前者是茅盾在延安参观讲学之后所写，后者是徐志摩离开欧洲返回祖国的旅途上所做。前者借对西北高原上白杨树的赞颂表达了对抗战军民的热爱与赞美，后者借对康河景色的描绘抒发了对精神家园的依恋和感伤。前者是散文，寓意深刻，结构严谨，语言凝练；后者是自由诗，情思浪漫，韵律工整，语言优美。在陈醇老师的朗诵中，我们听到了对着两篇作品极其精准的表达：前者语调铿锵，如高山般峻拔，后者一唱三叹，如溪水般舒缓；前者情绪激昂，催人警醒，后者情思缱绻，让人流连。毫无疑问，这两种风格完全符合两篇文字作品的立意、目的，与茅盾、徐志摩这两位作者的形象气质也十分贴合。试想，如果没有对于作品的认真分析和深入领会，这种由表及里的深度贴合是难以实现的。

再看作品细部：《白杨礼赞》的最后一句是“我要高声赞美白杨树”。在这一句的处理上，陈醇老师没少下了功夫。他写道：“（这一句）重音是在‘我’上，只有突出‘我’字，才能表现作者强烈的爱憎。而这个‘我’，韵母是‘O’，气流不易送出，声音发不响，这给表达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朗诵了好几遍，重音还是在‘高声赞美’上。后来，我把它拉长音韵，并且前后稍作顿歇，以求突出。这样处理，虽是接近了作品的精神，但听来还不甚理想。”古人作诗，有“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的美谈，陈醇老师为了一个“我”字的准确表达也是苦苦探求。这种探求的背后，不正是一种认真负责，力求准确的创作态度吗？

朗诵作为语言艺术，具有直觉性和时间性两种特点，这就要求创作者必须具备精湛的基本功和精准的声音控制能力，才能适应不同体裁、风格的稿件且能曲尽其妙。

我们仍以上面两篇朗诵为例进行分析。从技术层面上来分析：在《白杨礼赞》中，陈醇老师多使用较为明亮的中高声区，气息饱满激荡，有顿挫感，吐字结实有力，口腔控制积极；在《再别康桥》中，他以浑厚柔和的中低声区为主，气息平顺，流动感强，吐字轻缓舒展，口腔状态宽松。虽然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用声状态，但陈醇老师使用起来仍然游刃有余、挥洒自如。

除此之外，作品层次之间细腻的变化和情感的微妙流动也体现了陈醇老师精准的艺术表现力。比如：《再别康桥》中“我甘心做一条水草”一句，他在“甘心”二字上略有加重，既把徐志摩对于康河的眷恋皈依之情表现出来，也没有破坏整句乃至全篇行云流水般的节奏和韵律。在《白杨礼赞》第八自然段结尾处：“我赞美白杨树，就因为它不但象征了北方的农民，尤其象征了今天我们民族解放斗争中所不可缺的朴质，坚强，以及力求上进的精神。”这是全篇的点题之处。在此，陈醇老师没有一下子抬高声调予以突出，而是把音量逐渐放大，一层层递进，把最高处落在最后一句，一下子把整篇文章的题旨凸显了出来。

听着这样的朗诵，听众不仅感受到声音与文字，更能够在细微处获得直观刺激，在头脑中形成鲜活形象，对文章的精神内涵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和把握。

朗诵既然是一种再创造，就必然面临着创作中多层次的主体间关系问题。具体来说，就是作为创作主体的朗诵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和与听众之间的关系。对这些关系的把握，体现了朗诵者的艺术修养。

“朗读创作主体与文字创作主体，存在着并不完全相同的人生际遇、人生体验、人生感悟。正是因为‘存在’着相异，才会有风格相异的土壤，而在运筹、酝酿之中，必然会从不同的视角、语域上产生貌合神离的升华，同床异梦的分写。然后，又趋于百川汇于海、殊途竞同归的契合。”张颂教授的这番论述，正说明朗读者作为创作主体与文本作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朗诵者既不能对文本漠不关心，或者凌驾于文本之上，也不必奢望化身为作者，对文本中的事件景色置身其中。而应该通过调动自我生活经历，借助想象和联想创造出独具个性的心理感受。生活阅历越丰富，心理感受能力越强，就越能够获得面对文本内容的涵化能力，“其涵化能力越强，其风格样式也就越独特，越稳定。”

在陈醇老师那里，他的创作个性正是通过涵化能力体现出来的。在谈到《白杨礼赞》的创作过程时，陈醇老师说：“它使我想起东北松辽平原三年多的生活。在农村时，我常常要在沙丘地带走路，有时一走就是几十里，风沙扑面，精疲力竭。但是，翻上岗子，迎面看见矗立着的一排排高高的白杨，心情为之一振，大有生机勃发之感。甚至那时也是惊奇地叫了一声的。因此，当我诵读这篇文章时，感受就很具体、丰满。”我们知道，茅盾先生笔下的是西北黄土高原上的白杨，但这丝毫不妨碍陈醇老师将其置换为东北平原上的白杨。而当他感受到这种形象时，就越发明确了白杨树“伟大、正直、坚强”的战斗精神。同样，当他带着这种形象感和理解把文章诵读出来时，也就更能够把听众带到作品的意境中去。这种涵化能力来自陈醇老师丰富的人生阅历，也是其艺术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样，在处理朗诵作品与听众之间关系方面，陈醇老师也表现出高超的艺术修养。我们知道，文字作品是拿来“读”的，朗诵作品是用来“听”的。前者是作家文本化思维的创造，是为读者的眼睛服务的，后者则需要朗诵者进行类似于口语化的再造，从而为听众的耳朵服务。朗诵创作是一个从“诗化”到“诗话”的重构过程。如果把握不好“读”与“听”二者之间的关系，要么成为高高在上的宣讲，拒人于千里之外；要么成为家长里短的絮叨，破坏了文字作品的节奏和韵致。在陈醇老师那里，一方面力求做到对原作忠实地体现，另一方面，又丝毫不妨碍他对听众娓娓道来。例如，《白杨礼赞》的开头第一句：“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陈醇老师认为：“如果起口就高声赞美，慷慨激昂，会让听众吓一跳的。他们在习惯上不容易接受这样的处理方式。”因此，他采取了“欲扬先抑”的手法，情绪非常饱满，但是声音却是含蓄深沉，既没有违背原文的本意，也便于听众欣赏聆听。在《再别康桥》中，他把每节的四句短句，按照停连的规律处理成两句长句朗诵出来（如“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读成“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这样的处理方式更符合日常口语的表达习惯，听起来更加流畅舒服。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要做到这一点，“没有坚实的语言功力，没有高深的语言造诣，缺少长期的文化积累，缺少艰辛的口耳磨合”，是不可能做到的。

上面我们从态度、能力和修养三个层面对陈醇老师的“准”进行了阐释。之所以如此大费周章，也是想提醒当下的朗诵者与爱好者们：朗诵是二度创作，我们必须对创作文本抱有足够的尊重，同时，还要着力锤炼我们的语言功力，始终把听众装在心里。而那种以自我为中心，以炫耀为目的，将文本视为附丽，将听众视为鼓掌机器的表演是走不远的。创作者只有面对文本和听众低下头去，才能在舞台上与话筒前抬起头来。

阅听人：孙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