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题组：您刚才也说到在准备这些作品的时候，也会给生活带来一些有趣的变化，会把角色的性格特点带到生活当中，我们想听您分享一下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闻佳：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经历）。那时候我正怀孕，配的一个译制片叫《月光家族》，我在里面配的角色是一个家庭身份比较高的总裁的孙女，这个女生在家族里面排行老三，是很娇惯的那种总裁家的孙女。那段时间我觉得自己怀孕了，在家就比较“霸气”。最有意思是，在韩国，大部分老婆都对老公是言听计从的，但是她们心里也有一些怨气，她们怎么去吐槽呢？当老公们都上班了，她们独自在家的时候，就一边拿一个塑料盆子，另一边拿一个像棒槌似的东西就开始敲，拿盆就当老公的头咚咚地一边摔一边敲。我就记得有一次我跟我爱人吵架了，心里很来气，就把我们家盆搁那儿拿脚一通踹，踹完之后还没有解气，然后就拿手机充电器咣当一摔，就崩没了，后来我们家搬家的时候才找到。就是那段时间你（脑海里）都是这个人（指播讲的作品人物），所以就把不好的情绪带到家里来了。当然也给我带来了一些很好的改变。我脾气比较急，但我演的角色比较谦和。我就想，人家大家都那么谦和，永远是“低头的麦穗”，你又是什么呢？所以我一步一步（改变）。我记得我以前录音的时候，九点录音，所有人都到位了，我可能九点十分到甚至更晚一点。后来演一个角色，她在剧里面特别守时，对我触动特别大。所以之后有一次特别好玩，八点半录音，我不到八点半就到了。因为门没开，我就给录音员打电话，他惊到了！说：“老师不好意思！我在办公室，我马上去开门，我马上就来了！”这是第一天的变化。第二天的时候我依然是早到了，我还是发了个微信给他，然后他说：“老师，行行，我马上到台里！”当时他还没到台里。等第三天他就（自己）告诉我：“老师我来了。”因为他想，以前你都是来晚的，可能是今天偶尔一次，第二次你又这样，第三天他就（自己）提前来了。后来我录音很少晚到，我觉得时间观念是一个人的基本素质。
课题组：到2000年之后，你开始做主持人，整个的工作重心有没有什么发生大的变化？
闻佳：1993年我在专题部开始了主持人生涯。这是采编播合一的道路，整个节目全部都由自己完成。最早我的节目是《早餐前后》，是1988年开始的，我是通过这个节目进入采编播机制的。
1988年《早餐前后》成立的时候，我们当时有三个主持人，然后加上几个编辑。我们作为主持人也要做采访的，这是我走上主持人道路的第一步。之后没做几个月，我就开始到浙传去读书了，读书回来以后还是在《早餐前后》。当然新闻专题那边从来没有停过。而且我们台90%以上在全国参加评奖的稿件我都参与过，我也获得了很多的奖项——中国新闻奖、中国广播影视大奖、中国广播奖等等。
之后到了2000年的时候，我从专题部到文艺部都市女性频率，我做了一档《女性小说坊》栏目，这个栏目每一天的作品全部都是我播的，并且是我自己选书、自己编辑、自己录制、自己合成，加上宣传，全部都由我一个人完成。这段时间也给我全面的发展打下一个特别坚实的基础。当然这些都跟前辈对我的帮助是分不开的，比如说编辑，以前编辑怎么编的，现在我自己也知道了，或者是跟我合作的一些艺术家们，他们的播读方式以及跟我的交流等等，我也觉得都是一个特别好的学习。
课题组：您在2010年的时候获得了“金话筒”奖，这段得奖经历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闻佳：我在2010年得到的金话筒的人物奖（广播播音员主持人奖）。在这之前，2006年播音协会和主持人协会合并的时候，有了第一次两会合并后的金话筒，也就相当于政府奖。因为我已经在2002年评上了正高职称，基本上是不怎么参加评奖了，觉得我就不占那个指标了。直到两会合一的时候，我想金话筒还是应该参加一下。于是在2006年，我参加了金话筒奖的评选。当时特别遗憾的是，我想拿我的小说去参加金话筒奖，因为这就是我平时的工作状态（作品），然后对方那边回过来（反馈）说，我们暂时还没有以小说演播作为参评作品的情况，我们都在评新闻类的节目。我就特别难过地把我的节目撤下来了。
之后我参加评奖的时候，东西（作品）就比较丰富了。我有小说内容的，有新闻的，有专题的。我特别忐忑，尽管这个奖项对我以后评职称什么没有多大的作用，但是这是我个人的荣誉，也是为台里做点贡献，所以我觉得压力特别大。
有一天，人家通知我说评奖通知到了。但人家也不说你到底是提名奖还是真正的金话筒奖。他们告诉我说，所有参加的人都要穿礼服。我想，我不一定能评上金话筒奖，我要是提名奖，穿个礼服就太夸张了，再说我这个年龄穿露肩礼服，也不太适合。
我好像是所有领奖的人里面比较特别的一个人，我就没带礼服，我买了一个平时不会穿的一条闪亮的、黑色的裤子。我想我要是入选了，那我身上的闪光就代表着一个金话筒的闪耀，也挺好的。后来，当我真的分化妆间的时候，其实（结果）基本上我也就知道了，我心里真的挺欣慰的。（这个奖）比任何的一个奖项都让我感到荣光，我特别兴奋，也觉得很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