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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任泽平 白学松 柴柯青
人口因素是长周期、慢变量，势大力沉，是典型的“灰犀牛”，人口问题日益成为世界各国重点关注的议题。
在经济学中，人口与资本、技术一起在供给侧决定经济潜在增长率，是引发经济增速变动、经济结构转型的长周期变量。同时，人口的数量和结构还在需求侧影响着消费、投资等领域。因此，人口研究至关重要。我们长期以来专注于人口研究，试图以科学家的精神、建设性的态度，系统客观地对人口方面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旨在帮助读者厘清逻辑、明晰真相、看清未来，推动社会进步。我们长期以来建言放开生育、鼓励生育、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与梁建章、黄文政等老师一起发起成立育娲人口研究这一公益研究机构。
中国视角：
人口变迁带来哪些挑战和机遇
人口周期是指人口经历老一代陆续死亡、新一代不断出生、世代更替的人口再生产过程及其引发的经济社会变化。个体生命周期加总成为人口周期，主要表现为生育率下滑、老龄化加重、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人口迁移从城市化到都市圈城市群化等特征。
少子老龄化带来一系列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和挑战，比如经济潜在增速下降、储蓄投资率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创新创业活力下降、资产估值中枢下行、社会负担加重等。过去，中国依靠庞大且年轻的人口红利和高储蓄投资率带来的高资本投入，支撑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快速增长。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见顶标志着中国刘易斯拐点出现，人口红利消失，经济增速换挡。
当前中国人口形势严峻，具体表现为十大特征：1.总人口14.1亿，开始持续负增长；2.老龄化加剧，正从人口红利期转入人口负担期；3.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4.少子化加剧，出生人口连续7年下降；5.生育率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排名倒数第二，“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问题严峻；6.不婚化、家庭小型化成趋势；7.性别比持续改善，男性比女性多3097万人，但农村“剩男”和城市“剩女”问题突出；8.城镇化率稳步提升，但人户分离人口规模扩大；9.人口、人才向城市群、都市圈集聚，东北、西北人口持续流出；10.受教育程度提高，但需重视社会阶层固化现象。
先来看老龄化。2023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5.4%，占全球老年人口的约1/4，相当于全球每四个老年人中就有一个中国人。老龄化是经济社会进步和人口转变的结果，由低生育和寿命延长共同作用，是全球普遍现象，中国也不可避免。其中，长寿带来的老龄化并不可怕，这体现了社会进步和医疗水平提升。但少子化带来的老龄化明显加速、持续深化，以及未富先老等问题不容小觑。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人口红利逐渐消失，随之而来的是，社会抚养比上升，养老负担加重，政府债务加重，社会创新创业活力下降等。
再来看不婚化。2013至2022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从1347万对下降到683万对，连续九年下降，结婚率从9.9‰连续降至4.8‰。在传统观念上，婚姻是家庭的基本组成部分，对个人来说，婚姻是情感的升华，家庭是切实的归属感，对社会来说，长期和谐的婚姻家庭关系有助于社会稳定。然而，在现代社会中，婚姻到底是“情感的升华”还是“爱情的坟墓”？一方面，随着新一代年轻人学历水平提升、独立意识加强，婚姻不再是必然选择，而是自由生活的“束缚”，离婚也不再是一个“谈虎色变”的话题；另一方面，在中国传统观念下，婚前彩礼、购置婚房、婚后生育养育子女等环节推高了结婚及婚后的生活成本，明显挤压了结婚意愿。
最后看少子化。为什么年轻人不愿生子？根据生育理论，现阶段低生育率的原因已经从死亡率驱动转向功利性生育消退和成本约束，生育基础削弱、生育观念改变、生育成本高是影响生育率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晚婚晚育、不婚不育、单身主义等削弱生育基础，婚姻匹配困难；另一方面，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高，就业与家庭矛盾提高机会成本，抑制生育意愿。根据育娲人口团队在《中国生育成本报告》中的测算，2022年中国内地家庭0至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53.8万元，相对于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倍数几乎是全球最高。此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养儿防老”观念淡化，年青一代的生育观念已然改变，随之而来的是人口萎缩、劳动力见顶、老龄化加速、“剩男”问题严峻等问题。
虽然人口总量开始减少，但是区域间的人口流动较为活跃，人口流入地区发展潜力大，但存在人地错配等问题，人口流出地区老龄化加重，经济社会发展压力明显。
近年来，中国人口迁移有何新动向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跨省人口迁移经历了从“孔雀东南飞”到回流中西部，再到近年粤浙人口再集聚和回流黔川渝鄂并存三个阶段。人口持续向深圳都市圈、上海都市圈和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集聚。随着人口红利消失，人才价值日益凸显，各地“抢人大战”持续升级。
面对复杂的人口形势，我们要积极应对人口问题，同时挖掘人口结构变动中的“新红利”，未来主要有六大机遇：1.消费迎来新趋势，逐渐向健康化、品质化、情感化转型；2.部分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出海，产业向智能化、数字化转型；3.产品和服务向适老化转型，医养结合更加紧密，养老金融前景广阔；4.教育系统面临结构性调整，短期托儿所供应不足，幼儿园及义务教育供应相对饱和；5.住房价值分化，人口、人才净流入的一线城市、强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更高；6.住房改善时代来临，从“有房住”到“住好房”，产品力成重点。
全球视角：
人口演变的规律，人口问题的应对与经验
全球人口正面临重大变局，人口爆发期临近尾声，人口因素逐渐从慢变量成为快变量，少子老龄化扑面而来。西方国家转变开始较早，但持续的时间较长，部分发展中国家转变开始较晚，但是由于存在限制政策等，转变速度较快。
我们详细研究了美国、日本、韩国等国的人口形势和应对人口问题的方式，试图找到人口演变的规律，以及人口问题的“中国式”解决方案。
美国依靠19世纪以来移民支撑下人口总量的迅猛增长，以及人才培养体系带来的人口质量提升，获得大量人口红利。2023年总人口达到3.4亿，位居世界第三，维持正增长。人口助推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经济腾飞，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世界霸主。但近年来，美国老龄化加剧，贫富分化严重。此外，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民族众多，冲突不断，社会撕裂愈演愈烈。美国历史上为应对人口问题，在劳动力素质提高、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社会服务供给、福利制度建立等方面频频施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日本是世界上少子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老龄化程度居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首。为应对严峻的人口问题，日本推出一系列应对措施，但谈不上成功，比如错过鼓励生育的时机、老年人口过多、社会活力下降、社会阶层固化、“平成废物”“草系”年轻人步入“低欲望社会”、医疗养老负担持续加重、移民政策不如美国开放等。不过日本相对完善的社保三支柱体系、制造业工匠精神、相对较低的收入差距和基尼系数、受教育水平高等值得借鉴。
韩国生育率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是倒数第一，老龄化速度超过日本，由此而来的是经济增长乏力，储蓄率、投资率下降，财阀经济笼罩，社会活力下降，“N抛世代”涌现。为应对人口困境，韩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设立人口政策机构，完善生育激励、养育支持机制，建立健全养老保障制度，促进高龄人口就业等。然而，政策效果不及预期，主要是因为生育成本过高、房价负担高、传统家庭分工积重难返、工作“卷王”等抑制生育行为。数据显示，韩国抚养一个孩子到18岁所需的花费与人均GDP的比重在主要经济体中最高，劳动者工作时间最长，性别工资差距最大。
人口制度建设：
构建幼有所育、老有所养的和谐社会
人口因素影响深远，生育政策调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国际经验和中国国情，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现金补贴、购房补贴等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孩子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至3岁孩子入托率至40%以上，并对隔代照料发放补贴。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四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给予有孩子的家庭购房补贴，降低抚养直接成本。五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六是建立男女平等、生育友好的社会支持系统，比如男女平等的育产假等。七是完善辅助生殖顶层设计，给有需求的家庭定向发放辅助生殖补贴，促进合理需求的释放。
少子化和长寿趋势使老龄化持续加深，目前我国老龄化呈现规模大、速度快、程度深的特点，社会养老负担持续加重，预计2050年前后老年抚养比超过50%，意味着每两个年轻人就需要抚养一个老人，养老问题涉及千家万户的利益，应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一是加快推动社保全国统筹，发挥养老保障体系中第二、第三支柱的重要作用；二是构建老有所学的终身学习体系，鼓励企业留用和雇用年长劳动力；三是加大养老产业金融支持探索力度，优化养老服务供给，打造高质量的为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四是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大力发展“互联网＋养老”的智慧养老服务体系，推进适老化改造，保障老年人高质量、有尊严的退休生活。
本文刊载于《现代商业银行·财富生活》2024年第10期
责编：张弘 设计：王晓岚
主编：李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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