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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笔记侠，文：孙立平，编辑：傅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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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大规模集中消费的时代已经结束，经济增长开始减速，外部环境巨变，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一个结果----我们开始进入常规化消费时代。人们过去几年中消费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不是必需品不买，有便宜的就不买贵的，凡是能用的就将就着用。
2010-2021年，中国居民信贷规模从1.27万亿攀升至8.26万亿；2021年，我国居民债务收入比达124.4%；2012-2021年，我国居民每年还本付息金额从5万亿元攀升至14万亿元，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从24.5%上升到28.2%；全国负债人数高达七亿人，其中80后、90后负债人数占比达85%；信用卡逾期高达两千多亿元。
我们要意识到中国从大规模集中消费时代到常规化消费时代的转变，应探讨在常规化消费阶段的人们消费特点，未来的市场在哪儿。
一、应当接受常规化消费时代的现实
目前，失业和收入下降导致人们不愿消费，大量存款留在银行。我们必须接受现实，内需无法像过去那样旺盛，需要新的发展策略。
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时期还未彻底结束，这主要是由于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全球化尚未彻底完成，区域间的差异依旧存在，同时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正在提升。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经济发展的潜力。
只要采取适当的方法，维持适度的增长速度，达到次高速或中速增长是可能的。尽管近年来提及的频率有所下降，但新常态这一概念，本质上描述的正是当前的经济状态。
避免急于求成，盲目追求增长，导致债务和未完成项目累堆。适度放慢步伐有时是必要的。
二、内需拉动乏力，需求满足是发展之本
经济不振，外贸减少，刺激内需的呼声很高。然而，内需并非简单拉动就能提升。应当适应新情况、新阶段的新的常态，要有新思路，在新情况下寻找新的空间。
首先，从拉动需求转向满足需求的基本思路转变。
经济发展应聚焦于满足人们基本需求，提升福祉和生活质量。偏离这一目标的内需扩大会失去方向。必须探讨真正需要满足的内需是什么，其潜力何在，以及相关政策是否具有针对性。
其次，应特别关注三大类内需。
一是民生问题中养老和生育最为紧迫，需探讨如何满足这些需求并减轻年轻人负担。
二是随着住房需求基本满足，人们开始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尽管居民负债较重，收入情况不佳，但改善性需求仍有空间。
三是关注贫困地区和低收入人群。挖掘如何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从而促进整体福祉。
第三个阶段的需求与前两个阶段不同，不那么集中或刚性。现在人们的需求难以一概而论，不像之前那样简单明确，仅限于几大件或房子。人无法回答的问题，市场能回答。当前阶段，市场及其机制和辨识能力尤为重要。
回顾历史，许多国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主要是因为经济结构从以重工业为主转向以轻工业为主。在重工业时代，物资主要在少数企业间流通，计划经济尚能应对。然而，到了轻工业时代，面对众多消费者，计划经济无法有效调配资源。
因此，市场的作用变得不可或缺。如今，随着人们追求更高生活品质，需求变得更加多样化、灵活和易变，市场作用愈发凸显。
三、消费：仅靠政策是不够的
消费不是政策可以解决的问题，需要发展方式的转变。过去几十年，中国采取了以投资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这与我们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问题密切相关。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资本已不再是主要问题，投资的边际效益也在下降。以投资主导的发展方式实际上已经走到了尽头。这种情况下，需要实现发展模式的一次重要转变，即从以投资为中心的模式向以消费为中心模式的转变。
美国31任总统克拉克·胡佛认为，30年代大萧条的主要原因是工业进步未惠及消费者；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指出，中国需以增长消费取代不可持续投资。
这两句话揭示了经济增长成果共享的重要性及消费对经济可持续性的影响。但实现这样的转变，并非是一个简单的政策转向问题，而是取决于一系列结构性的制约。
我国投资占GDP比例平均为44%，高于全球25%和美国20%的水平。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例从1983年的62%降至43%，低于国际60～70%的普遍水平。居民消费率约为38%，远低于国际60%的平均值。2023年上半年，我国个人消费支出占GDP的30.3%，远低于美国的70.8%和世界多数国家的50～70%。
在特定条件下，仅依赖刺激消费的政策无法有效提升消费。要实现消费增长，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如调整政府与居民间的财富分配，提升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例，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使资本市场成为共享发展成果的途径，并平衡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与就业的关系。
四、形成以消费为主导的发展模式
当前经济关注点集中在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上。流行观点认为，企业投资不足源于企业家信心缺失，而居民消费不振则归咎于消费者信心和预期问题。信心和预期固然重要，但还有更深层的因素存在。
企业贷款和投资积极性不高，主要是因为企业家对未来缺乏信心。即使信心问题得到解决，投资机会也有限。多数行业已出现过剩。即便新能源、半导体、人工智能等被视为有潜力的领域，但这些行业竞争激烈，且市场空间有限，不是所有企业都能参与其中。
尽管疫后消费正在恢复，但速度缓慢，消费者态度谨慎。这与就业和收入状况紧密相关，反映了信心和预期问题。然而，问题不止于此。过去几十年的大规模消费革命，耐用品短期内无需再次购买。
短期看，我们需要采取阶段性和周期性思维方式，避免因不切实际的目标造成不必要的困扰。当前，社会上存在急躁情绪，许多人呼吁采取激进措施以刺激经济，期望重现过去的繁荣景象。
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采取激进措施，而是能否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可这些问题是无法通过激进手段解决的。明智的做法是顺应经济周期，同时进行休养生息，解决根本问题。忽视客观规律强行行动可能导致徒劳，依赖货币增加来实现所谓的重大措施和强烈刺激，可能会带来不利后果。
长远看，结构性改革是必要的，以实现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的模式转变。在当前全面过剩的经济环境下，投资驱动模式已不再可行，必须转向消费驱动模式。正如克鲁格曼指出的，中国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用持续增长的消费来取代不可持续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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