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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笔记侠，文：孙立平，编辑：傅光平
本文系作者独立观点，版权属原作者，如侵权请联系
导读
国内市场并非消费不足，而是消费过度、超前和透支。
一、中国真的存在内需不足吗
当前判断内需是否充足的标准并不明确，通常基于供求平衡来判断，但这种判断忽略了供需关系的相对性。供大于求可能是因为需求不足或供给过剩。
中国社会结构和政府政策导致产业周期波动，产能过剩是常见现象。中国作为世界工厂，许多产业的产能其实是面向全球市场的，因此内需无法完全吸收所有产品。譬如中国生产的鞋子大部分是为国际市场准备的，内需无法消耗如此巨大的产量。
当商品滞销时，不能仅归咎于内需不足，需考虑供需两端。通过国际比较，若消费正常，问题可能在供给端；若消费异常，则需解决需求端问题。
实际上，消费还包括住房、教育、医疗等不在统计内的项目。当前的问题并非消费不足或需求疲软。80年代，普通家庭用一年工资购买电视，一年收入安装电话，花费十几万甚至二十多万购买桑塔纳，大约10年时间经历了三大件时代。
自1998年起，20多年间，我们经历了房价收入比增长几十倍的房地产时代。我们并非不消费或偏爱储蓄，而是存在过度消费、超前消费和负债问题，导致无力继续消费。
当前问题并非消费不足，而是可能的透支或超前消费，居民负债率高达60.6%显示了这一点。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旺盛内需的时代已过去，内需无法仅凭拉动实现。
我们需要新的策略，就是让居民更多地分享发展成果，稳定预期，并创造消费场景，从而推动而非拉动内需。
二、消费的真正问题
传统上，我们被视为节俭、偏好储蓄，导致消费不足和内需疲软，阻碍经济发展。然而，这一情况已在悄然改变，特别是在年轻一代中。我们必须正视消费中两个最的突出问题：
一是阶段压缩。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其发展具有压缩性特点，不同发展阶段混合且某些阶段缩短。西方国家耗时一两百年，经历了六个经济增长阶段，而中国仅用了大约30年。然而，中国是否能持续大规模集中消费，模式值得怀疑。尽管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家庭债务水平看似合理，但社会保障水平差异导致债务承受能力不同。
二是超前透支。我们必须重视消费过度导致的债务问题。经济学家辜朝明提出负债表衰退理论，指出通过减少开支和债务来修复资产负债表可能导致的经济衰退。如日本90年代泡沫破灭后经历15年的经济低迷，损失巨额财富。急于求成可能会适得其反。
三、现实还是内需不足
关于内需不足的成因，主要有两种理论：一是节俭习惯导致消费不足，二是产品与市场需求不符，缺乏满足民众需求的高端产品。例如，马桶盖和电饭煲需从日本进口，导致购买力外流。
解决之道在于产业升级，提供高端产品。生产和消费能力的失衡，可能是因为生产过剩或消费不足。虽然生产过剩确实存在，但中国消费能力不足似乎是个更主要的问题。
消费能力不足的原因之一是贫富差距。通常，80%的财富集中在20%的人手中，而剩下80%的人只拥有20%的财富。这意味着，虽然少数人财富充足，但他们的需求已经饱和，而多数人虽然需求多，却缺乏购买力。
当前贫富差距的成因与以往有所不同。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货币超发、信贷和债务扩张，这些不仅是增长的推动力，也是财富再分配的过程。要分析在货币超发、信贷扩张和债务扩张中，谁受益、谁受损，以及这些过程如何改变了社会的利益格局。
贫富差距的加剧远超正常分配，导致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多数人需求多但消费能力有限，而富人的需求已饱和。
住房消费可能限制了其他消费领域，或导致其他消费受限。有人将其视为投资而非消费，然而从生产和消费、需求与供给的角度看，住房支出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消费行为。
要解决消费不足问题，关键在于解决居民间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以及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因为消费能力与愿望都与对未来的看法紧密相关。
四、内需不足的中国悖论
关于中国内需问题，存在多种观点和矛盾的数据。
内需不足不能简单化理解。以电话、手机、汽车和房产消费为例，我国手机普及率超过一些发达国家，汽车价格高于国际市场，房价收入比极高，住房自有率高，这些高成本的快速普及，在世界范围内是罕见的。
当然质疑中国消费不足的声音一直存在。中金公司报告指出，过去十年中国居民消费年均增长12.1%，远超其他国家。城市消费更新换代、农村收入增长和80后消费观念变化是主要推动力。尽管这些结论可能有争议，但它们揭示了内需不足问题的复杂性。
微观层面消费热情与宏观层面消费低迷并存，这是中国的消费悖论。居民家庭负债数据表明，个人消费贷款余额和新增额均显著增长，消费热并非不存在。
中国一方面表现为高储蓄率，另一方面许多家庭负债累累，疫情后断贷成为现实。
同时，存在宏观消费冷却现象。我国最终消费占GDP比重和居民消费率近年来持续下降，目前远低于国际一般水平。与此同时，政府消费率却呈上升趋势。
国民收入分配比例失衡，劳动者、企业、国家之间大约是4:3:3，这是居民消费比例过小的主要原因。
住房消费是关键因素，住房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的7.9%，低于医疗卫生消费的8.3%。消费的一部分，购房支出统计上通常不计入住房消费。房地产投资增加对GDP贡献时，消费贡献减少。若将购房支出纳入消费统计，消费不足情况会有所缓解。
消费不足部分源于居民支出过度集中在购房上，导致住房消费挤压其他消费，影响产业平衡。
现在，中国正在从生活必需品时代转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这给我们带来新的挑战。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长达20-30年的置业期，这是一个从无产到有产社会的转变。在此期间，除住房外的其它需求可能会受到抑制。
传统观念和安全感的追求使得房产成为生活核心，导致人们将大部分可支配收入用于购房。
2009年，中国新建房屋占全球一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2万亿元，房地产销售总额约6万亿元。这6万亿元中，约30%为真金白银消费，其余为房屋按揭。
即便如此，人们在住房上的支出也达到了消费品零售总额的一半以上。这反映人们在不确定性社会中对不动产的依赖。
收入是消费的基础，但两者关系并非简单直接。在中国，即便低收入者收入增加，他们更可能将额外资金用于购房。因此，除了调整收入分配，还需创造条件促进收入用于住房以外的消费，以解决内需问题和行业不平衡现象。
五、营造确定性和安全感
中国当前的房地产热潮异常是有原因的，须适应并采取措施减少其负面影响，尽快度过难关。
这个时期的核心问题是确定性缺失。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充满极端不确定性的时代，对未来缺乏稳定预期已成为社会普遍现象，这对人们的经济行为产生了重大影响。
有三个因素可为人们提供稳定预期：一是用工制度和劳资关系的不稳定性导致人们普遍感到职业不安全，即使收入较高的金领和白领也不例外，因为知识和技术更新迅速。二是人们对社会保障缺乏信心，担心未来是否能得到养老和医疗保障，尤其是在寿命延长、养老费用增加的情况下，即使是有一定积蓄的人也感到不安全。三是对货币价值缺乏信心，因通胀影响，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大幅下降，使人们即使加薪也不愿意消费。
社会面临的重要任务是建立一个具有确定性的经济社会环境，以促进正常的生活和消费。创建稳定环境的关键在于解决政策层面的问题，中国正经历大变革，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无产社会到有产社会，从基本生活需求到追求房产和汽车。
这些变化同时发生，导致环境不确定，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感到恐惧。要确保经济社会环境的确定性，以便人们能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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