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论：中国式民主的过程正当性与功能优势

2024年中国两会以务实、高效为特征，聚焦“新质生产力”与人民福祉，展现了中国式民主的制度优势。民主常被理解为西方起源和西方标准，但这是一种偏狭的历史理解，不是民主的真相。相比西方民主产生的“拉布”、“否决政体”、“社会撕裂”、“政治极化”、“民粹化”、“霸权化”等乱象，中国式民主展现为一股政治清流，并以其自身的健全实践和对世界的独特影响，造成了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演变契机。

美国于2021年12月筹备举办首届“全球民主峰会”，2023年3月联席举办第二届民主峰会，将民主价值垄断为美国价值，将民主模式窄化为选举民主，将民主峰会作为民主霸权体系自我确认和自我安慰的小圈子游戏。2024年3月18-20日，美国“授权”韩国举办第三届民主峰会，继续推进价值观外交和民主/威权的冷战式叙事，对中国进行“民主孤立”。这样的民主秀既不能解决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内部民主危机，也不能对人类和平发展作出实质性贡献。而中国式民主展现出的以人民为中心及全过程、全要素的优势，正在改写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中国于2024年3月20日在北京举办第三届“民主：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论坛，展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制度优势及其全球影响力。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在会议上发布《中国民主实践与现代化发展全球调查报告2023》，以具体数据和事实展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球影响力和认同度。中国式民主的自信及其体系化优势，对完善选举制度及落实“爱国者治港”条件下香港的民主文化与民主制度走向也产生了深刻影响，香港民主新秩序成为中国整体民主架构的活跃与特色的要素。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但民主实践和民主制度是多样化的，不存在民主的单一模式，也不存在民主的垄断形态。民主，顾名思义，就是人民当家做主，是一种权力来源的民主确认和权力过程的民主贯通。中国提出和践行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以民主过程和民主全要素的有机整合，展现了民主的真实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是真正的人民民主。民主必须是与人民意志和利益相结合，必须对人民的幸福生活及共同体意义负责。

民主必须具有实质性功能，必须善于集中意志和智慧以负责任地解决共同体面临的危机问题、治理问题和发展问题。民主必须是增进互信与团结，而不是制造对立和分裂。这些关于民主的规范内涵与功能实质的判断，来自于中国政府2021年12月发布的《中国的民主》白皮书，反映的是中国对民主原理、功能与发展规律的科学认知与真诚实践。

对民主的“全过程”与“全要素”的规范性理解与系统化制度实践，是中国式民主的理论优势和制度优势所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建立在完备、可靠、理性的民主哲学基础上，表现出一种规范而健全的民主观：其一，民主的人民性，即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意志和利益为底层逻辑，以人民幸福生活与自由发展为根本目标，将全体人民团结凝聚为一个内在有机统一的命运共同体。

其二，民主的代表性，即全过程人民民主依赖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普遍可及的参与式民主，在政治代表性上具有广泛性和科学性，是共同体内在结构、成分与利益关系的最佳整合及表现。

其三，民主的过程性，即全过程人民民主以过程为尺度展开民主程序和民主权利的行使，没有过程的民主是假民主，过程不充分的民主是不成熟的民主，只有过程才能容纳人民的民主参与和意见表达，只有过程才能体现民主各主体和要素的互动、竞争与合作，塑造共同体的有机联系和团结基础。‍

其四，民主的功能性，即民主不是形式合法性的外衣，不是走过场，不是利益集团遥控的工具，而是人民的自我管理机制，必须面向真实世界，引入集体智慧，解决公共问题，保障人民在民主参与中有切实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建立公权力主体与人民之间的高度政治信任关系。

其五，民主的反思理性，即全过程人民民主设置了民主的多环节和丰富的知识、信息与意见的交互机制，可有效识别和排除错误信息、干扰信号以及偏颇的政策方案，具有程序纠错性和理性结果的导向性，从而更好体现了民主的反思理性。

这一民主形态来自于具有马克思主义真理观，也来自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两个结合”的民主成果。马克思主义将人类共同体分为前资本主义阶段的“自然共同体”、资本主义阶段的“虚假共同体”以及共产主义阶段的“真正共同体”。任何民主模式都有着特定的共同体目标，有什么样的民主就有什么样的共同体。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以“真正共同体”为本位与目标的人民民主，是对“虚假共同体”的批判和超越。全过程人民民主还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与民生理念，以民为本，民生为大，将民权与民本、民生结合，积极探索一种基于中华文明的人民民主体系。从程序环节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包括了民主实践的完整流程，即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从制度系统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囊括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爱国统一战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并在规范原理上明确指向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这一系统化的科学民主体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构建起来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优势既是自身哲学和政治实践的表达，也是与资本主义民主竞争的结果。资本主义民主以选举为中心，充斥着政党私利、政客私心和资本控制，人民固然有法定的选举权，但资本和政党完全控制了候选人的范围和数量，人民投票对民主过程的实质性影响极其有限，从而日益导致西方民主的社会冷淡和功能紊乱。西方的选举式民主以自由主义哲学为基础，以个人与共同体对立为起点，不利于对人民利益的整体促进和共同体根基的维护。相反，西方民主变成了一种权力政治游戏，变成了利益集团实施资本投资与权力俘获的工具。

我们可以从美国民主的功能紊乱中更好理解西方民主模式与资本主义“虚假共同体”的内在关联性：其一，媒体与选举资金由大资本控制，人民的知情权和影响力难以发挥；其二，候选人的代理人化与深层政府（deep state）并行，民主责任制受到实质性削弱；其三，选举带来造假、撕裂和政党恶斗，带来国会政治中的“否决政体”（vetocracy）现象及民主财政的结构性危机；其四，利益集团和政客操控民主程序，为自身特殊利益服务，滥用国家公器干预他国，制造危机，谋取暴利，对本国人民福祉与痛苦置若罔闻。这些民主异化的乱象，是资本主义“虚假共同体”的必然结果，也是选举式民主偏离民主本质和功能的体现。选举是民主的必要环节，但仅仅以选举游戏回应民主权利和人民需求，必然是不充分的，必然对民主的过程和功能造成背离与损害。西方民主在选举式民主功能退化的条件下，也有一定的理论反思和制度补救，如参与式民主的兴起，但从基本的民主制度和利益集团控制来看不能有效解决民主危机问题。

在2021年《中国的民主》白皮书中，中国政府表达了这样的民主功能观，即“广泛真实管用的民主”。民主必须具有广泛性，这是其人民性和代表性的规范要求，民主不能人为贬低或排除任何一个群体的正当代表权。民主必须具有真实性，必须建立在充分的制度性权利和可持续的民主参与实践基础上，必须是可信任、可验证、可参与与可问责的实践过程。民主必须是管用的，不是遮羞布，不是摆设，不是秀场，不是特殊利益集团的代理服务器，而是切切实实解决民众问题的理性制度安排。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人类民主进程的重要制度形态与实践模式，与其他文明背景下的民主模式保持平等交流互鉴，对探索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和积极的实践意义，必将在“一带一路”建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发挥更大作用和更大影响力。

（原载香港《AM730》2024年3月22日，本文写作得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院助理研究员王又平女士在资料与观点上的协助和启发，在此致谢，但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