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荐文:香港国际贸易中心的转型与战略价值(练卓文、魏希)

文摘   2024-05-21 22:41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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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语录

(2024年5月21日)


们知道别人需要我们帮助时,心里会获得满足感,从而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充满同情。人际交往中同样如此,求助不光能增加彼此的好感,还能与那些看似无法接近的人结盟。


——〔美〕戴尔·卡耐基著《羊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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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国际贸易中心的转型与战略价值

作者 / 练卓文、魏希

来源

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



香港处于整个亚洲的心脏地带,绝佳的地理位置加上国际自由港、低税率、资金自由进出和背靠祖国的条件,是香港成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关键因素。但随着国际竞争加剧以及内地港口、机场的迅速崛起,香港传统转口贸易的优势在削弱,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受到严峻的挑战。在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和贸易格局发生深刻调整的背景下,未来香港国际贸易中心如何转型?对国家发展具有哪些重要的战略价值?以上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和思考。

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政策与实践研究所研究员练卓文、魏希合著论文《香港国际贸易中心的转型与战略价值》在回顾香港国际贸易中心发展历程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国际贸易对香港经济的重要性,以及从全球与周边地区的竞争环境剖析香港所面临的挑战,提出巩固提升香港国际贸易中心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最后,从中国企业国际化、全球供应链、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两岸经贸关系、国际贸易结算、探索数字稳定币等六个方面,论述香港国际贸易中心对国家的战略价值。

不久前,该文在全国港澳研究会成立十周年征文活动中荣获一等奖,同时全文刊登于国务院港澳办主管的《港澳研究》期刊2024年第一期。

一、香港国际贸易中心的发展历程

(一)商品贸易

对外贸易一直在香港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1841年香港开埠,到“二战”爆发前后,香港主要围绕其转口港的功能发展经济,随后发展成为国际贸易、航运和金融中心。时至今日,香港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2018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跨国企业加速调整在亚太的布局,香港的国际贸易中心地位经受着严峻的考验。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2022年香港是全球第十大商品输出地,比2020年下跌四位。按集装箱吞吐量全球排名,2022年香港下跌至全球第九位。2013年至2022年期间,香港的港口货柜吞吐量平均每年下跌3.2%。


2023年1-12月,香港的商品整体出口货值较2022年同期下跌7.8%,进口货值下跌5.7%。其中,出口至中国内地跌6.6%、至美国跌10.4%、至日本跌11.4%、至新加坡跌18%、至台湾地区跌10.4%、至印度跌3.7%。


(二)离岸贸易

从2000年开始,香港的出口贸易结构发生重要变化,2000年香港离岸贸易涉及货值达14250亿港元,首次超越转口贸易额。2021年,香港离岸贸易涉及货值为51090亿港元,是1988年的36倍,是2000年的3.6倍。香港作为内地与世界各地贸易的中介人角色,由传统的转口贸易中心演变成为贸易和物流枢纽。


香港公司经营的离岸商品贸易业务,分为转手商贸活动和与离岸贸易有关的商品服务两种。前者是指在香港经营业务的机构从境外卖家购入货品后,直接卖给香港以外的买家,有关货品并没有进出香港,而这些机构具有所涉及货品的所有权。在香港经营业务的机构亦会把其经由外发加工生产的货品,直接从外地卖给香港以外买家,这些买卖亦归纳为转手商贸活动;后者是指在香港经营业务的机构按香港以外买家/卖家要求安排购买/销售货品,包括:寻找货源、市场推广、商讨合约及价格、搜集货品样本及足够的货量、装运、检查及安排订购事宜等服务,所涉及的货品是由境外卖家获安排售予另一境外买家,有关货品并没有进出香港。这些机构以代理人或经纪身份赚取佣金或服务费用作为生产收入,并不具有所涉及货品的所有权。


(三)服务贸易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服务贸易总协定》(1995),国际间的服务贸易涵盖以下四种供应模式的服务:1.跨境供应;2.境外消费;3.商业存在;4.个人存在。香港服务贸易统计数字涵盖香港与世界各地之间的服务交易,包括12个服务组成部分。

香港服务贸易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离岸贸易的急速发展,香港的贸易角色由转口港逐渐演变为总部指挥中心,管理和协调内地与世界各地之间的直接和间接贸易,并提供多方面的贸易支援服务。商贸服务及其他贸易相关的服务成为香港服务输出的主要收入来源。1998年至2007年香港对内地服务输出中,超过三成是来自商贸服务及其他贸易相关的服务。

第二阶段是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拉开内地服务贸易对外开放的帷幕。2002年香港对内地服务输出为632.56亿元,较2001年大幅上升34.7%,内地开始超越美国,成为香港服务贸易最大的出口市场;随后于2003年香港与内地签订CEPA协议,个人游计划令入境旅客数目急剧上升,带动香港对内地旅游服务输出从2003年的345.31亿元,上升至2007年的623.9亿元,增幅达80.7%;2003-2007年间内地开放金融业,包括QDII计划、允许内地机构和个人委托境内商业银行在境外进行金融产品投资、鼓励内地企业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及与资产管理香港的服务等,令香港对内地的金融服务输出从2003年的7.74亿元增至2007年的27.14亿元,上升超过2.5倍。

第三阶段是进入2010年后,访港旅游业兴旺、金融活动及其他商业活动蓬勃,但期间亦受到2014年中央对个人游签注限制、以及2019年-2021年间香港修例风波、三年疫情封关等因素的影响,香港旅游业受到重挫。但总体上,香港服务贸易在过去十多年还是稳步增长,在2017年服务贸易额达到14172.19亿元,录得2053.71亿元盈余,较2009年增加6.4倍,为香港国际收支平衡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香港政府统计署的数据,2022年香港的服务输出及输入总额分别为6505亿元及4952亿元,较2021年分别上升5.8%及3.2%,服务输出净额(或无形贸易盈余)为1554亿元,较2021年的1350亿元为多。在2022年的服务输出当中,运输与金融服务是两个最大的服务组成部分,其输出总额分别为2611亿元及2019亿元,分别占服务输出总额的40.1%及31.0%。按区域分析,亚洲是香港服务输出中最重要的目的地,占2022年服务输出总额的41.6%,其后是北美洲(25.7%)及西欧(25.6%)。



二、巩固香港国际贸易中心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香港是自由港,奉行自由贸易政策,并且是世贸组织的创始会员,至今已分别与中国内地、新西兰、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成员国、智利、澳门特别行政区、东盟、格鲁吉亚及澳洲等多个国家或地区签订了自贸协定,与30多个海外经济体签订了20多份投资协议。国际贸易一直以来对香港经济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国际贸易对香港经济的重要性

第一,从香港四个主要行业(金融服务、旅游、贸易及物流、专业服务及其他工商业支援)占GDP的比重来看,在疫情前的2018年,四个主要行业分别占GDP的比重为19.8%、4.5%、21.2%、11.9%。2022年,贸易及物流行业占GDP的比重进一步上升至22.5%,继续排在四个行业的首位,排第二是金融服务业(占GDP的22.4%)。


第二,从就业人数看,疫情前的2018年,香港四个主要行业(金融服务、旅游、贸易及物流、专业服务及其他工商业支援)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百分比分别为6.8%、6.6%、18.6%、14.3%,贸易及物流业远高于其它三个主要行业。2022年从事进出口贸易及批发的就业人数达到591300人,占总就业人数的16.4%,位居各行业之首。而从事金融及保险业的人数为269700人,仅占总就业人数的7.5%。

第三,从有香港境外母公司的驻港地区总部/地区办事处/当地办事处在港主要业务范围看,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共有1486间有香港境外母公司的驻港地区总部,其中707间地区总部从事进出口贸易、批发及零售,占比接近50%。而驻港地区办事处和驻港当地办事处,分别有1247间、2434间从事进出口贸易、批发及零售。


第四,香港亦是国际贸易展览之都,疫情前的2019年在香港举办的展览共有132个,每个展览的平均收入达到480万美元,亚洲排名第一。香港会展业每年为香港带来超过500亿港元的消费开支。据统计,疫情前展览业亦为香港人创造了77,000个全职职位,惠及广告、酒店、零售、餐饮等行业。每年来港参展的企业超过69000间,访客人数接近200万。

(二)巩固提升香港国际贸易中心的迫切性

1、全球地缘政治的风险上升,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周边国家对香港构成激烈的竞争。当前,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分工格局向区域化、本土化调整,经贸问题政治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亚洲部分国家贸易保护主义上升,例如印度于2023年8月3日宣布,限制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个人电脑进口;印尼限制国外美妆产品通过电商平台进入当地市场,以保护本地中小微企业的利益。

此外,新加坡对香港构成激烈的竞争,2022年香港除了在机场货运量以及商品贸易总量上占优势之外,在世界竞争力排名、集装箱吞吐量以及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等方面都落后于新加坡。


新加坡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发达的金融市场以及创新推出的运费期权交易,目前已成为亚洲最活跃的航运衍生品市场,掌控着亚洲航运市场衍生品交易的规则和衍生品价格的话语权。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在世界航运市场尤其是航运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上具有锚的地位。新加坡交易所原本只是波罗的海交易所衍生产品FFA(远期运费协议)亚洲地区的主要清算所,前几年仅以1亿美元的价格成功收购波罗的海交易所,这宗收购不仅大幅增强了自身衍生品业务,而且确立了其世界航运金融话事人的角色。世界航运业是一个资本密集型市场,为了对冲风险,把航运资产、航运资源以及航运未来收益和产权资本化就成为必然,而围绕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的各类衍生金融产品(包括国际远期运费协议的交易)就是一块巨大的金融市场。

2、部分跨国公司调整在亚太的布局,周边地区的产业不断往外转移,香港作为中转枢纽的优势在不断削弱。香港是亚太地区重要的电子零部件贸易枢纽,电子业占了香港出口的七成。其中,零部件占香港电子产品出口约四分之三,大部分转口到中国内地作加工生产用途。而制成品占香港电子产品出口约四分之一,当中大部分是家用电子消费品,包括多种视听设备、电脑产品及电讯设备。以价值计算,香港是全球最大的集成电路出口地;全球第二大的移动电话、电脑零配件及摄录机出口地;以及全球第三大影像录制器具出口地。

但随着近年地缘冲突不断升级,西方国家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关税以及发起各种反倾销调查,跨国企业加速调整在亚太的布局,珠三角已经有不少企业转移到东南亚、非洲和墨西哥,部分跨国企业把供应欧美市场的物流中心由香港迁至新加坡,个别半导体科技大厂把香港的物流中心迁出。中远集团已开通了越南至美国的航线,同时有多条航线取消挂靠香港。此外,近年内地自贸区建设不断加快,香港作为中转枢纽的优势正在不断削弱。跨国企业全球供应链的调整必将影响物流中心的重新布局,香港迫切需要巩固其在亚太航运、空运物流中心的枢纽地位迎接未来的挑战。

3、周边城市交通网络和港口、机场设施不断完善,对香港构成一定的竞争压力。2023年以来,深圳机场已新开5条、加密4条国际货运航线,其中包括多条跨境电商空运专线,深圳机场国际及地区货运通航点达到35个,覆盖洛杉矶、芝加哥、法兰克福、巴黎、伦敦、列日等全球主要航空货运枢纽,基本实现与全球百万吨级大型枢纽机场的联通。2022年,深圳机场处理的货物总吨数达到84.8万吨,比2019年的40.5万吨增长了2倍。广州海关辖区内的白云国际机场、南沙港等口岸,已吸引了天猫、京东、唯品会等一批跨境电商龙头企业进驻,各类型跨境电商相关企业超过1200家。2022年广州南沙口岸跨境电商包裹进出口首次突破1000亿元,同比增长3.3倍。

随着深中通道的开通,深圳机场的货运量可能进一步提升,产业向珠江口西岸转移将加快,深圳-中山-广州-珠海-横琴-澳门各城市间的通勤时间大大缩短,内地及海外的货物可能进一步减少在香港的中转。

4、大湾区贸易展览的竞争激烈,香港迫切需要提升贸易展览的硬软件设施以及开拓新兴行业。据统计,2023年上半年在澳门共举办了493项会展活动,已超2022年全年总量,与会者逾70万人次,累计超过4万客商来澳门会展参会,同比激增15倍。据预计,全年将有超过1000项会展活动在澳门举办,当中逾100项涉及旅游、大健康、高新技术、现代金融、文化体育等产业。澳门政府近年对会展业的扶持力度很大,虽然对香港传统行业的国际性展览(如珠宝展、电子展、灯饰展、钟表展)未能构成直接的威胁,但在新兴行业(如旅游、大健康、科技等领域)澳门有后发优势,澳门的酒店设施、娱乐设施和服务质素相对占优。

此外,深圳、广州、上海等地的会展业凭借超大型的会展场地、周边产业优势、国际化程度日益提升,加上政府的政策扶持(如深圳对新引进的世界商展百强项目给予5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新引进的全国展览百强项目给予300万元一次性奖励,对符合条件的新落地专业展会项目给予各种培育期资助等),对香港会展业业构成一定的竞争压力。香港会展业过去三年受疫情的冲击很大,人才流失严重。未来要巩固香港商贸会展的世界地位,特区政府除了需要给予业界更多的支持之外,亦需要进一步提升硬件和软件设施,加强对新兴行业的培育和开拓,加强人才培育和提升服务质素。

5、全球数字贸易的规模正在不断扩大,数字经贸规则体系的构建日益重要。数字化改变了服务的本质和交付方式,商品和服务、制造业和服务活动的边界变得模糊,数字技术正在引领新的商业模式。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数据,2021年全球跨境数字服务贸易规模达到3.8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4.3%,在服务贸易中的占比达到63.3%。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跨境电商的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并且在数字支付、数字服务和数字技术创新等领域也取得显著成就。以上海为例,目前正着力打造世界级数字产业集群,以临港新片区为先导建设国际数据港,开展全球供应链数据流通与信息共享、文化与数字内容出海、跨境电商直播等场景创新试点。


香港的贸易及物流业必须顺应数字时代的发展趋势,将过去传统的贸易模式向现代多元化的贸易模式转变,加快发展数字贸易,特别是积极参与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构建。近年,新加坡积极参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主导的高标准数字经贸协定,主动融入由东盟等周边发展中国家发起推行的数字经贸协定,包括CPTPP、RCEP、IPEF等,还加入APEC主导的CBPR体系,寻求更大程度的互联互通,为电子商务、数字货币、知识产权保护和数据管理制定法律框架和标准。新加坡通过签署数字经济协定的方式提升了国际话语权。香港如果不积极参与或融入全球数字经贸规则的体系,必将在当今的数字贸易时代处于落后的局面,甚至在许多领域被排挤在门外。


三、香港国际贸易中心对国家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已经不仅是国家经济战略的一个目标,而是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部分。虽然近年来香港受到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传统的优势有所削弱,但香港基于普通法的商业规则、自由港、金融服务、法律健全等独特优势依然明显,特别是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严峻的环境下,更应该充分发挥香港的特殊功能和价值,帮助中国的企业国际化,增强我国与周边国家(地区)的亲和力,为我国构建更加高效、便捷、安全的国际贸易融资和结算体系,并通过香港与国际接轨,探索在全新的赛道上增强我国的全球竞争力和话语权。

(一)香港为中国企业开拓国际业务和贸易融资提供重要的平台

香港具有单独关税区、国际自由港、资金自由进出和低税率等内地城市所不具备的优势。长期以来,香港作为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亚太区的总部,汇聚了贸易、金融及其它专业服务的高端资源。根据香港贸发局于2023年9月发布的调查报告,接近九成受访内地企业表示计划在未来一至三年“走出去”发展国际业务,逾六成内地企业认为香港的专业服务是他们“走出去”的支援首选。不少内地知名企业把香港作为其在全球布局的桥头堡,把资金中心、物流中心和国际运营中心设在香港。

此外,香港也是全球重要的贸易融资平台。贸易融资是许多中小型企业的重要生命线,支撑起全球80%以上的贸易活动。香港凭借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为国内的中小企业开展国际业务提供贸易融资渠道和平台。早于2018年,香港金管局已正式启动“贸易联动”,这是一个基于区块链技术,由香港十二间主要银行组成的联盟共同开发的贸易融资平台,通过数码化贸易文件,自动化贸易融资流程和利用区块链技术的功能提高效率,增加贸易参与者的信任,降低贸易风险,从而解决贸易融资问题,帮助中小企业发展。香港为中国企业开展国际贸易,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商贸和融资平台。

(二)香港在全球供应链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过去三年的全球新冠疫情给世界带来了供给冲击,让许多国家和企业都意识到维系和保障全球供应链的重要性,确保供应链稳定已经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是确保经济畅通运行的重要基础。与发达市场的经济体相比较,我们国家仍存在很多薄弱环节。目前,全球供应链的主导权仍然由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所掌控,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大多数主要提供低附加值的服务。

香港作为亚洲重要的国际城市,是一个重要的国际商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中心,在国际贸易供应链管理方面积累了多年丰富的经验和全球网络,熟悉国际商业规则,能顺应经济全球化、采购和生产全球化的趋势,以及快速变化的市场需要,善于管理和协调全球不同的生产、采购、研发、设计、品牌、付运、物流、分销在不同国家之间协同合作,并不断改革和创新,使香港从一个传统的中介贸易角色转变为全球供应链的管理者。随着我们国家综合实力日益提升,中国企业国际化是必然之路,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十分迫切而重要,香港在全球供应链管理方面的网络资源和企业优势,可以弥补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短板和不足。


(三)香港在促进与东盟国家合作中发挥桥梁的作用

现时,东盟已跻身世界第五大经济体,GDP总额为3万亿美元。在2020年东盟历史性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随后2021、2022年连续两年一直保持这一地位。2023年上半年,中国与东盟进出口额达到3.08万亿元,同比增长5.4%,占进出口总值的15.3%,继续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香港于2017年与东盟缔结自贸协定和投资协定。这两份协定自2019年6月起陆续生效,涵盖范围广泛,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经济和技术合作、争端解决机制及其他相关范畴。目前,东盟已成为香港第二大的贸易伙伴和第二大的出口市场。

香港作为亚洲领先商业枢纽,汇聚两地贸易商和投资者。根据香港统计署的资料,2021年,内地企业在港设立252家地区总部、377家地区办事处和1,451家当地办事处,占香港境外母公司的驻港公司总数近四分之一。而东盟企业在香港设立的地区总部、地区办事处和当地办事处,则由2003年328家,倍增至2021年633家。香港同时是中国对外投资的重要平台,目前中国约三分之二的对外投资经由香港进行。香港在东盟的直接投资由2010年的242亿美元,上升至2019年的687亿美元,增幅接近两倍。

随着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日趋紧密,香港具备优越条件,就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第一,香港在东盟拥有广泛的商业网络,在香港找到众多服务供应商、咨询,而且香港的商业惯例也与东盟市场相似;第二,香港与东盟之间外汇及资本管制较少,香港还提供全面的金融解决方案,以及充足的跨境金融基建,助内地企业通过香港在东盟贸易和投资;第三,香港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物流网络完善,并能为企业提供完善的供应链服务;第四,香港在其它专业服务、商业规则、法律与国际接轨,能够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双向贸易和投资提供桥梁纽带的作用。

(四)香港在促进两岸经贸交流合作中起着特殊的作用

多年来,香港与台湾在经贸、文化和旅游等交流素来密切。台湾是香港主要贸易伙伴之一,亦是香港重要的外来直接投资来源地,同时不少香港的企业亦有在台湾投资。据统计,在2020年,台湾是香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超过350家母公司在台湾的企业在香港设有办事处,其中28家以香港为地区总部。在香港的台湾企业是一个多元化的群体,活跃于金融保险、贸易服务、电子产品、饮食旅游、文化创意及批发零售等多个领域。

透过香港作为桥梁,加强彼此之间贸易和投资往来,有利于缓和紧张气氛,有助于两岸整体经济及行业的复苏,特别是彼此间商品贸易的互补性强,台湾在半导体、食品、农业、渔业等方面有优势,而香港在电子、珠宝、服装、玩具等传统行业有优势,利用香港国际商贸平台的优势,吸引更多的台湾企业到香港参展、设立公司开展贸易,将有助于促进两岸经济合作。

(五)香港助力国家构建安全、高效的国际贸易结算体系

现有的国际支付清算体系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各国自有的本币资金清算体系,如美元清结算系统CHIPS(纽约清算所同业支付清算系统)和人民币CIPS(跨境人民币支付系统);二是各国共同使用的国际收付电讯运行体系SWIFT(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无论是出于规避西方制裁风险,还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考虑,我国都亟需建立一套更为安全、高效的国际贸易结算体系,而香港就是最佳的“试验场”。

2021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连同香港金融管理局、泰国中央银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中央银行,宣布联合发起“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研究项目”(m-CBDC Bridge),探索CBDC(央行数字货币)在跨境支付领域中的应用,是目前最有希望达成上述目标的尝试。这一基于数字货币的项目可为国际贸易结算提供低成本、快捷的支付途径。香港拥有成熟的金融基础设施以及基于普通法的法律体系,其金融市场和贸易规则与国际接轨。因此,香港在帮助国家在适应新的国际贸易形势下,发展数字货币,建设新型数字金融基础设施,构建安全、高效的国际贸易结算体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六)香港发展数字稳定币有利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探索在全新的赛道提升国际竞争力

除了基于央行数字货币的“多边货币桥”以外,香港在发展数字稳定币方面也具备独特优势。央行数字货币仍是央行控制的中心化账本,无法满足部分海外公司以及政府的隐私需求。此外,央行数字货币的推出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有限,内地资本管制等制约因素,但数字稳定币可以解决上述痛点。

香港可以探索具备以下三大基础要素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平台:一是运用有限分布式区块链技术;二是发行与人民币或一揽子货币挂钩的数字稳定币;三是智能合约。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平台可以提供海量更具穿透性、透明度的及时可靠信息,大大缓解金融产品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提升风险感知能力,极大促进金融创新。

在香港推出数字稳定币可以降低传统贸易的货币转换成本,规避汇率变动的风险,吸引更多的跨国企业通过香港进行国际贸易结算,巩固香港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与此同时,基于以上平台可以打造众多基于内地标的,但是在香港以数字稳定币计价、交易的创新金融产品,丰富离岸人民币市场产品频谱,打造全新的增量市场,并拓展离岸人民币资产,从根本上提升人民币的吸引力和使用需求,从而驱动海外客户在双边贸易中以人民币进行结算。目前,香港已有数字托管机构发行与美元挂钩的数字稳定币,并将于2024年底前推出稳定币监管框架,探索人民币数字稳定币的各项条件日臻成熟。

随着Web3.0以全新范式开启全球化新时代,资产数字化将成为未来的趋势,推动具有公信力和真正稳定的稳定币落地,将有利于推动香港成为现实世界数字资产(RWA)的枢纽,在全新的赛道提升香港国际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的竞争力,进一步发挥香港作为连接中西方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03

广而告之

(2024年5月21日)


大外交青年智库(GDYT)作为“全球大外交青年智库开创者及代言人”,立志“为中国青年提供向中央及地方政府部门建言献策的渠道和平台”,致力于“让壹亿中国大外交新青年的智慧和方案被全球看见”,“做好中国的智库外交、青年外交等民间外交工作”。“大外交”最早从2014年建设国际政治外交外事青年人才群,到2016年开始建设全国国际问题研究青年学者群,2018年开创付费社群模式,至今已建设成中国国际问题智库里具规模、具影响、垂直细分专业化程度非常高的人才社群矩阵(3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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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记事

(2024年5月21日)

2024年5月20日,大外交青年智库(GDYT)在“库智交外大”微信公众号发布《大译编参》编辑部最新编译文章《多重危机背景下欧盟的韧性建设与认知域挑战》,点击下方超链接查看具体详情。


大译编参:多重危机背景下欧盟的韧性建设与认知域挑战 @大外交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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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5月21日)



大外交青年智库(简称“大外交智库”)(Glory Diplomacy Youth Think-tank,Glory Diplomacy或GDYT)是一家创办于2017年的以外交安全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社会/青年智库,总部在中国深圳,是深圳首家非官方外交安全智库、中国首家青年智库,创始人是王盖盖。GDYT一直坚持“只有修炼好内功,才能放心去实战”的发展理念,从2017年创始初期稳扎稳打,于2018年成立青年原创评论组(于2022年改组为《智本青析》编辑部)并创办《智本青析》电子刊至今;2019年在海南开设分支机构即海南大外交学会,同年成立青年发展研究中心,该中心在2019年创办“大外交青年发展与实践启航项目”研修班至今,在2021年创办“世界青年菁英坊《早点知道》讲座项目”至今;2020年成立应试就业研究中心并创办《真题解析》付费专栏;同年7月,成立外交外事涉外安全决策咨询公司,集中研究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海外利益分析与保护、青年外交与青年发展、区域国别与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与全球治理等事务;2021年成立外文编译评议组并创办《大译编参》电子刊至今(该编辑部于2022年创办《每日信报》微电子日刊),同年成立区域国别研究中心(该中心于2022年创办《新国别简报》栏目);2022年成立世界外交数据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该中心于2022年创办《鸿士论天下》栏目)、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党的理论创新研究中心,并合并所有专访项目(青坊谈、最有影响力人物访谈、21世纪中国外交天团、学人专访等)整合为《与名人对话》栏目,组建“青年智库特种部队”全职高精尖部门和全球范围内的“大中华菁英圈”,开启“Smallibrary·小书屋”全球青年阅读挑战计划(该计划于2022年创办《智库书屋》栏目),运营新知太学(网络)书院(该书院于2022年创办《线上共读》栏目);2023年,成立全球创业研究中心、全球湾区研究中心、跨国公司研究中心、海外利益研究中心、数字经济研究中心、海洋治理研究中心、基式外交研究中心,在香港开设分支机构“香港大外交学会(GDYT HK)”,创办“华湾国际创业发展新菁英汇”国际人才交流平台等。GDYT从2021年以来,多次举办全国(含全球)青年国际问题学术研讨、政策分析与思想交流等活动,如“国际问题研究型青年智库发展模式探索论坛”、“新型国际问题青年智库建设与发展论坛”、“国际关系青年辩论赛”、“国际关系青年辩论赛最佳辩手论坛”、“世界青年菁英坊《早点知道》系列讲座”、“国际问题/区域国别学术研讨会(GDYT·ISAS)”系列活动、“《与名人对话》系列采访活动”、“《鸿士论天下》系列讲座活动”、“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高端论坛与菁英论坛”、“华湾国际创业发展新菁英汇”系列活动、“GDYT与国际知名学者对话”等等。自创办以来,GDYT一直致力于“让壹亿中国大外交青年智慧与方案被全球看见”,聚集全球各地有志青年为实现个人、企业、社会、国家和世界和平发展而奋斗,至2021年底,已发展成集专家顾问、研究员(含高级)、特约研究员(含高级)、助理研究员、编译评议员、时政评论员、实习生、志愿者等全方位国际人才体系(200人)的样本标杆青年智库,聚焦中国与全球大外交领域青年的原创方案、发展计划和外交延伸等助力与服务,在“对照全球外交发展、对接世界高端智库、对比新型平台建设”的三原则指导下,为中国的外交与安全发展贡献青年力量和方案,为政府、企业、智库、高校、非政府组织以及个人都有提供过咨询服务,被海内外青年誉为现代智囊的“青年精英大脑集散地”,是全球新型外交青年智库的开创者和代言人!

香港大外交学会

Glory Diplomacy

让中国外交青年智慧被全球看见

为中国青年智库代言



GDYT HK
香港大外交学会(GDYT HK)系大外交智库(GDYT)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独立分支机构,立足粤港澳大湾区特色、面向世界,以区域治理与国际合作为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组织、政府部门、跨国公司、出海企业等提供安全咨询与方案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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