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论：香港之变与世界之变

香港民主法治体系正在经历重要的结构性变革。资料图片

香港民主法治体系正在经历重要的结构性变革。法治变革的关键是《香港国安法》，民主变革的关键是选举制度改革，而区议会被认为是香港民主的最后一公里。2020年引入《香港国安法》，2021年进行选举制度改革，2022至2023年完成中央港澳办组建和区议会修例。这一系列制度变革是以中央宣示的全面管治权为法理根基和权力支撑，以“爱国者治港”为治理准则和操作边界，以本土势力和外部干预势力为政治和法律惩治的目标，全力完成香港“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查漏补缺和良政善治体系的重构。

我理解中央站在更高处，以更具全局性的政治视野和责任伦理决断改革，从根本上是为了修复和巩固“一国两制”的制度边界及维护其运行条件，所完成的是立法者的分内事，所承担的是主权者无可推卸的保护责任。然而，这一番系统化操作与决绝性改革，在习惯了俯视内地及依赖西方的香港社会看来，心理冲击之大，制度变革之大，与西方关系调整之大，中央距离拉近之迅速，实在是前所未有之事。由此，香港还是那个香港吗？这样的疑问或腹诽在制度大变革的滚滚红尘中自然会成为许多人的心底念想和疑问。于是乎，“软对抗”、“结搆化移民”、“‘港独’国际路线”、“西方脱钩制裁”等自然难免，一时人心难安，疑问陡生。

美国也是黔驴技穷，深陷乌克兰战争和巴以冲突泥潭，在联合国大会涉古巴制裁决议中被以187：2加以极端边缘化，在中美关系最近互动中频现缓和求助信号，而其国会议员依然要凶悍地提出《香港制裁法》，要对香港法官下手。按照法律战惯例，美国任何涉港制裁，必然引发中国政府及香港特区政府的联动反制。须知，尽管香港特区政府的反制法律并不完备，但国家层面的涉外立法特别是《反外国制裁法》、《对外关系法》、《外国国家豁免法》可是刀剑已备。任何涉港制裁必然触及对“一国两制”的制度损害及香港繁荣稳定的波动，从而损害中国国家利益，中国反制行动合法正当。如果美国在滥用制裁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办法施加对我国及香港特区之有效影响，这本身就是美国霸权赤裸化与丑陋化的直观现象，而美国国会议员一定要彻底暴露丑相，纯属无救之举。在涉及香港问题在内的全体系博弈中，中国愈来愈展现战略自信和进取有序的节奏，美国却更加歇斯底里和进退失据。从“东升西降”的历史大趋势来看，这些都是正常现象，但不是谁都能看懂吃透。

但香港人还是要问：香港还是那个香港吗？其实这个问题不应该孤立地问，而是需要连同如下问题一起提问：中国还是那个中国吗？美国还是那个美国吗？世界还是那个世界吗？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孤立提问香港之“不变，本身就是缺乏国际视野和全球化深刻知识的体现。香港的国际化，更多是西方化，因而从结搆上缺乏中国与世界的互动视野，更别提斗争视野了。香港的真正“国际化”，必然需要结合中国与西方双重视野看世界，形成中国知识与西方知识的交叠框架，可惜的是，这样的香港人才太少。这也就造成了香港精英宿命般的二元分化：要么自诩与西方无缝一致而充当坚定的反对派，要么追逐与国家立场大体一致及利益深度连接而成为爱国建制派，处于中间地带且试图两面逢源的势力便永久“夹缝化”。此次区议会提名结果颇能印证之。香港的政治极化，及民主政治的文化与结搆异化，回归以来不仅没有制度性消除，更是愈演愈烈，直至不可收拾而破局。民主不以共识和公共利益为依归，一味追求民粹流量和政治私利，追求在精神和政治上挑战国家权威，最终只能走入死胡同。              

新选制的民主代表制原理不是“一人一票”，而是均衡参与，是包含直选因素在内的混合民主代表制。立法会和区议会的制度设计均体现这一原理。香港是“一国两制”下的功能性城市，不是一个完全自足的自治体或独立政治体，香港人要的“真普选”超出“一国两制”的国家利益极限，是一种无共识和不安全的“想象民主”。2014年的八三一决定试图提出折衷方案，为普选设定国家利益边界和限制性条件，但不成熟而自私自利的香港泛民主派以及激进化的青年本土派未能理解其中真意和机遇，错过了历合史上最接近普选的改革机会。八三一决定是因应2014年“非法占中”运动的，彼时的“非法占中”属于非暴力的“公民抗命”运动，尽管涉嫌违法及颜色革命，但还不至于颠覆和失控。《香港国安法》则是因应2019年修例风波的，是对颠覆势力与颠覆性城市暴动的制度弹压，是对“一国两制”制度安全的结构性保护。香港民主发展由此被国家安全强制性再平衡和再塑造，走上了一条有着清晰国家利益前提与政治资格条件的新路。  

香港肯定不是那个香港了，因为中国与世界都在变，“一国两制”的制度条件自然也需要发生变化。“那个香港”变了，但“一国两制”的框架和方法没变，香港的平台纽带作用没变，只是具体制度规则和政策内容有了适应性变迁。2023年是香港之变的收官之年，主要制度改革基本完成，上至中央港澳办的组建，下至区议会修例完成及新区议会的选举，似乎一个“新香港”在制度上已然完备。  

然而，良政善治从来不只是制度的事情，更是人心的事情。区议会选举也不是香港民主的最后一公里，而只是“爱国者治港”的新开幕。

其一，区议会制度设计及提名情况，决定了其选举和治理主要是在爱国者范畴内展开，选举安全完全保障，但新选制与香港选民基础之间的和解、磨合、信任修复以及贤能治理的问题并未解决。    

其二，从立法会到区议会，新制度下的运行呈现出“政治反对派”的消亡，但是否允许存在“政策反对派”以及现代民主体系所需的制衡政治、监督政治、批评政治如何重获新生，还不得而知。

其三，与显性的国安法和选举法改革相比，香港管治与社会正义遭遇到的深层次矛盾及利益集体的政策捆绑藩篱，似乎成了更难啃的骨头，实际阻挠着香港解决自身公正与发展问题以及融入国家大局的进程。如何上下一心加以破解，建立香港民心与特区政府及中央政府的“命运共同体”关系及互信感，是新香港有无可观未来的关键。

其四，香港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修复以及真正的国际化优势的维持和增强，始终是“一国两制”良性运行的杠杆条件，失去了杠杆价值和效应，香港就整体缩水了。这就要求国安法系列制度的实施要精巧、准确及合比例，要合理潜入香港法治体系，避免泛化，要与香港市民社会、外部联系、价值多元化、已有民主法治文化及其习惯、以及对外部资本、人才、技术的吸引力、香港城市品牌与价值观等进行综合权衡，统筹安全与发展并适当突出发展。      

其五，香港在西方制裁干预、自身社会与政治转型以及国家权力与战略整合的多重压力下，必然会被结构性重塑，无论香港人想不想变，香港都一定会继续在大变局中深刻演变，此刻之变局的巨大影响和冲击超过香港历史上任何一次，那么香港社会能够正确理解、承受和转化吗？

香港之变，身处中国之变与世界之变的结构漩涡之中，也身处“东升西降”与中美大博弈的斗争前沿地带。香港唯有以“一国两制”为框架，以国家为依靠，以社会和解与团结为基础，以联通中西方为不变使命，于变化中抓住机遇，承担责任，有舍有得，勇毅前行，才能真正长期维持繁荣稳定及全球化地位，并在“一国两制”长期坚持中对民族复兴与人类和平发展作出新的杠杆支撑和文明贡献。（本文写作得到香港天大研究院助理院长谢元媛博士、香港新闻社社长吕英杰先生、北京语言大学港澳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蔺劼女士的讨论与启发，特别致谢，但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