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论：俄罗斯与西方的国际秩序路线之争

普京(左二)开门见山批判了西方的国际秩序路线。

乌克兰战争继续僵持，背后隐含着俄罗斯与西方在基本价值观与国际秩序路线上的深刻分歧。这场战争是代理人战争，乌克兰所代理的是西方价值观和“基于规则的秩序”，是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主义。而北约体系恰恰是执行这一秩序的主要政策工具。北约东扩具有“继续冷战”的世界政治意义，从地缘和价值观范围上继续压迫、限缩俄罗斯的存在空间。西方与俄罗斯的冷战关係不因苏联解体与叶利钦的“休克自由主义”而终结，因为西方冷战之兵锋不仅仅针对共产主义，还针对俄罗斯民族主义。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显著的目标是反对北约东扩及乌克兰纳粹化，维护俄罗斯民族传统价值观与俄罗斯的安全空间。

这裹显示出两种不同的国际秩序路线：俄罗斯的“大国多元平衡秩序”与西方的“基于规则的秩序”。普京是俄罗斯版多边主义哲学与秩序模式的关键阐释者，而每年的“瓦尔代俱乐部”辩论议程上的普京演讲，则更被视为俄罗斯国际关系思想动态与政治走向的风向标。今年的瓦尔代年会主题为“公平的多极化：如何确保所有人的安全与发展”，其预设的辩论场景是：在一个实质多极化的世界政治现实下，公平秩序如何可能？而核心指标即为“所有人的安全与发展”。这裹的价值关切与西方中心主义不同：西方维护霸权和等级制，不允许出现西方体系外的平等者与挑战者，西方的安全是自身的绝对安全，而不是“所有人的安全”，西方的发展是西方的绝对优势，而不是“所有人的发展”。瓦尔代的主题标识语已然揭示了俄罗斯版多边主义的思想坐标，而普京演讲则属于权威系统的理论阐释，是俄罗斯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道德和战略思考的基本框架。

普京开门见山批判了西方的国际秩序路线，直陈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是西方殖民主义思想的表现，是要将西方自己的“秩序”、“规则”强加于人。普京反对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体系与话语霸权，主张一种多边主义的新秩序。普京提出了这种新秩序的六点原则：希望生活在一个开放、相互联系的世界中，没有人试图为人们的交流、创造性实现和繁荣设置人为障碍；希望世界的多样性不仅得到维护，而且成为共同发展的基础；支持最广泛的代表性，没有人有权利代他人管理世界；主张在尊重所有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实现普遍安全与持久和平，使国际关系摆脱集团控制，摆脱殖民时代和冷战遗产；为所有人主张公平正义；主张各国平等，不强加于人。

“普京六原则”的本质是一种多边主义秩序模式，需进行如下的规范性理解：其一，普京的政治哲学根源于俄罗斯民族主义与东正教信仰，其历史模型是传统欧洲的“列强共治”秩序，俄罗斯必须在其中占据平等且重要的一席；其二，六项原则具有反对西方霸权、寻求西方承认、重塑多边主义世界秩序的精准意向与执行诉求；其三，六项原则本身与联合国宪章及中国主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秩序存在价值重叠与制度共识，是中俄战略合作及共同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政治基础；其四，普京基于上述六原则对中俄合作的世界政治意义、“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契合性以及理想型的未来世界秩序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和构想。与普京的主题阐释相呼应，瓦尔代俱乐部的年会报告题目为《一个无等级体系的未来畅想》，其中对西方的霸权化与等级化秩序及其内在理论逻辑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对未来的“无等级体系”进行了战略构想和探讨。

从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立场来看，“无等级体系”酷似一种政治童话，其思想性与理想性确实不同反响。事实上，如果俄罗斯都切身感受到生存于一个“等级化”体系而不得不诉诸激烈的生存斗争才能重塑新秩序，那么世界上那么多比俄罗斯弱小的国家、民族又身处何境呢？“全球南方”的国际政治未来前景是什么？一个“无等级体系”真的具有实践可能性吗？无论是“普京六原则”还是瓦尔代的“无等级体系”，都只是在西方霸权体系外的国际政治思想和诉求，如何转化为具体可操作的制度与策略，以及如何形成国际社会的稳定共识与集体行动，尚有大量课题要研究，大量政治协调与利益协调要扎实展开。在基本价值观与政治路线上，俄罗斯版的多边主义与中国的全球治理方案存在较多契合点，中俄全面战略合作存在开阔的议题空间与制度领域。

与俄罗斯版多边主义相比，美西方的国际秩序路线风格迥异。一方面，美国作为全球唯一霸权国，坚持其“基于规则的秩序”作为唯一正当及具有统治资格的秩序，美国是这一秩序的唯一主权者，美国的盟友体系是这一秩序的共同维护者，美国盟友体系构成了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当代“提洛同盟”，一种巨型的“秩序城邦”。另一方面，美西方将非西方世界的文明与政治视为野蛮、专制与不合法的存在，美西方的经济全球化和民主全球化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全球体系的“西方化”，建立西方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等级制，这恰恰是“普京六原则”所坚决反对的，从规范原理上也并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与法律文明价值。

特朗普主义对“基于规则的秩序”有所反思和松动，其“退群主义”和勒索盟友的“美国优先”逻辑一度危及美国的全球地位稳定性，遭到美国建制派全球主义者的道德和政治反弹。拜登主义在延续特朗普制裁主义基本政策的同时，重返全球主义轨道，进一步从规范性与体系性上强化“基于规则的秩序”，强化帝国法理学及其世界警察体系。拜登的美国是一个全球帝国的美国，相比特朗普的民族国家的美国，更具有帝国霸权的敏感性与规范法理上的严苛性，因而更加频繁地诉诸和滥用“基于规则的秩序”及其自由民主价值观。拜登执政以来的全球性紧张，包括乌克兰战争的升级与危害性，中美关系的体系性对抗，欧洲的工业衰落与战争损害，以及美国在乌克兰与台海的东西两线布局，都与美国的帝国法理学及其全球主义回归有关。这种法理学及其霸权执行机制，对固有的经济全球化、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与合作链的结构性损害是前所未有的。美国将其霸权利益及其维护成本深深地嵌入了当下运行的全球体系之中，造成全球性的动荡不安与冲突频发。

作为美国的欧洲盟友之政治代表之一，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9月份在纽约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提出了“没有多边主义的多极化”的命题，认为世界多极化已经是客观现实并将进一步发展，中国崛起是多极化关键支柱，美西方“基于规则的秩序”及自由民主价值观受到前所未有之挑战，而多极化代表了无序竞争，并不当然生成规范性的多边主义，西方如何自救和集体行动，到了一个关键且危险的时刻。与美国智库及政客的霸权“俯视”视角相比，欧洲的博雷利显得相对温和一些，对美国霸权的维护没有那种处于漩涡中心的焦虑和冲动，反而对欧洲战略自主性与国际地位波动产生焦虑，对多极化的现实世界带来的价值和制度冲击感到迷茫无助，但他也不可能跳出西方体系框架接纳真正的多边主义，不可能对接“普京六原则”和中国的全球治理方案。马克龙年初提出欧洲战略自主并展开欧盟内部思想与政策大辩论，但并未达成稳定共识，也缺乏真正的战略行动，根本原因在于美国通过北约体系及欧盟内部代理人体系建立了对欧洲的“反向殖民”机制，导致欧洲丧失精神主权和政治主权，仅仅成为一个治理性与技术性的现代国家联盟。无论是马克龙的“新高卢精神”的主权化意志，还是博雷利的“新多极化忧虑”，都难以转化为从西方内部制衡美国霸权并引导多边主义新秩序进步的自觉和能动的力量。在此条件下，中俄合作形成的西方体系外的多边主义力量，就不得不长期处于跟西方体系的道德和制度斗争之中。        

总之，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演变之中，大国的危机、思考与行动对全球治理秩序和人类和平发展影响巨大。联合国体制无法吸纳解决大国争端，表明现有国际法从原则到规则体系均存在规范性局限，需要通过协商、斗争和创造加以发展。美西方的“基于规则的秩序”仅仅是西方现代化与全球化的一种地方性方案，尽管在人类现代化的较长时段内具有显著的价值优势和制度优势，但因其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和霸权机制而出现了道德和制度效能的显著虚化和自我背反，极需批判性改革。革新的文明力量和政治动力来自非西方范畴，中国和俄罗斯是重要的多边主义行动主体，而全球南方的文明自觉和政治自觉更是强大的集体力量。博雷利慨叹“多极化”打破了西方秩序而失序，却没有看到这本是人类文明史和秩序史演进更替的常态，历史没有终结于“西方”，历史是人类的，各主要文明均有竞争性贡献于人类发展与秩序塑造的平等资格，并通过多元良性互动形成更优秩序。在旧世界的道德与秩序慨叹声和歇斯底裹的制裁声中，一个平等、多元、民主、文明、可持续的新世界正在复杂的思考与斗争中诞生，我们对此怀有期待，负有责任。（香港天大研究院助理院长谢元媛博士对本文的资料与观点亦有参与和贡献，在此特别致谢，但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