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荐文：香港应坚定不移走国际化道路（刘字濠）

引 言

香港的国际化基因深藏在其历史中，自开埠以自由港奠基，逐步建立起全球最自由的人才、货币、物资、资讯流通制度，历经百余年发展，成为今日的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三大中心，步步因着国际化的优势，也处处彰显着国际化的成就。国际化是香港兴旺繁盛的根基，也是香港对于国家的最大贡献之一。如何用好香港“超级联系人”的优势，促进我国更密切的国际合作，一直是国家关注的重要议题。然而，疫情期间各种国际交往的停滞，使得各种关于“外资撤离香港”的谣言继而发酵为“香港全面内地化”的危言耸听不绝于耳。本文认为，唯有以客观的数据真实展现香港国际化现状，从事实出发，稳固并强化香港国际化优势，坚定香港走国际化道路的决心，才能增进民间信心，调高国际对香港的估值，发挥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保持长期繁荣稳定。

一、为什么香港要坚定走国际化道路

（一）国际化造就香港独特优势

国际化是构成香港今日社会的底色。专家学者们所总结的香港独特优势，皆以国际化为底层架构。如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是以外汇兑换自由和货币流通自由为前提，其投融资平台的深度和广度是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高度全球化范围的资产整合能力为基础，以与国际接轨的完善成熟的金融监管制度为保障，国内无第二个城市可代替。又如香港的法制优势，继承于英国的普通法制度因其高度的可预期性深受国际商界信任，再加上中英双语法律文书之便，与国际普通法制度的全面接轨，使香港成为亚太地区首屈一指的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心。再如香港中西合璧的多元文化特质，受一百多年来的殖民统治历史影响并通过“一国两制”的国家制度安排予以巩固，这种浸润式学习、反思与发展，并植根于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的中西文化内核互融的场景是国内任何其他城市无法具备的。

（二）国家战略

从国家战略来看，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的定位，自回归以来从未改变。“一国两制”保证了香港自由港、独立关税区、货币自由流动兑换制度和普通法制度，即是保住香港作为国际超级联系人的底层制度框架。目前，这一定位愈加清晰且不断被强化和丰富，为香港注入更强劲的动力和更多元的可能性。新时期香港的国际化涵义主要可从三方面丰富。

一是在发挥对外联系纽带之外，增强融入祖国的向心力。习近平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重要讲话中将这一涵义精准概括为“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党的二十大报告给出具体路线指引，即深化香港同各国各地区更加开放密切的交往合作，同时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结合国家“双循环”战略部署，香港新时期应成为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参与者和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促进者。

二是国际化道路进一步丰富，除联结西方国家，也可积极发挥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联结纽带作用。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央全力支持香港抓住国家发展带来的历史机遇，主动对接“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三是香港的国际化要立足服务国家战略需要的目标，国际化合作重心须因需调转。在国家近年来提出的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人民币国际化、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等国际化战略目标中，香港均可凭联系中西的独特优势大有可为，既能促进中国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又可助力中国声音和影响力传遍全球。

以上国际化转型能更好地将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与国家战略目标紧密结合，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削弱香港的国际化联结，相反，国家战略更要求强化这一定位。

（三）香港的未来蓝图

香港在上世纪90年代制造业迁出后，抱憾错过全球持续三十年的科技爆发及高新技术产业蓬勃繁盛周期，如今对地产和金融依赖过高而实体经济空心化所导致的经济增长缺乏强劲引擎的问题亟待解决。中央和香港就未来发展形成了清晰的共识：香港要打造“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建设以“国际创科新城”为主题的北部都会区，着力完善创科生态圈，实现再工业化。“国际化”和“科技”双核心词叠加的定位，对香港国际化水平提出更高要求，香港必须进一步巩固和发挥联系全球的优势，汇聚全球最顶尖的科技资源，维系好国内外科技交流与合作的纽带，形成拥有全球影响力的卓越的科技成果，在一批关键领域拥有国际主导的话语权。

金融作为香港最大的支柱产业和在全球拥有重要影响力的领域，更应成为中外联系与合作的典范。坊间近来有唱衰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名不副实的论调，甚至将其戏称为“国际金融中心遗址”，这其中有对香港金融业不断强化与内地制度对接从而可能会影响国际化程度的担忧和误解，也有对香港面临激烈国际竞争压力的担忧。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和科技竞争格局的深刻改变以及香港所经历的政治社会调整，西方部分国家确有将香港和中国内地视为一体的政策调整，甚至公然威胁取消对香港的特殊贸易待遇，香港传统意义上的金融优势确实面临竞争和压力。摆脱传统上服从于欧美制度体系的单一路径依赖，重塑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亟待建立起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力和独特价值贡献的核心优势。将国家战略需求进行国际化资源整合、将国家战略优势转变成国际化影响力输出，聚力发展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绿色和可持续金融、国际碳市场、金融科技等方向，是香港新时期转换动力二次发展的更现实路径。

二、香港的国际化优势与挑战

（一）在传统引以为傲的方面

在这个部分，本文对香港传统优势领域的数据进行近、中、远期阶段对比分析，着重研究了四个重要且面临竞争压力的领域。法制、营商环境等香港传统优势因未随形势发生显著变化，故未做展开分析。

1、国际金融中心

香港汇市和债市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表现稳健，汇市即便在疫情中依然保持小幅上涨，继续蝉联亚洲第二大和全球第四大外汇市场；债市在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需求显著增长的强力拉动下实现稳健增长，但2021年的债券筹集资金被新加坡超越；财富管理依然是香港极具国际竞争力的优势领域，但在保持国际私人银行中心地位和争取家族办公室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等方面承受较大压力；股市方面在国际化指标上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国外企业总市值占比不足10%，与纽约、伦敦等国际证券交易中心30%左右的国外企业市值占比仍有差距，特别是疫情以来，作为港交所重要上市企业来源国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在港上市企业断崖下跌至每年1家。据路孚特（Refinitiv）数据，2023年上半年港交所主板IPO（首次公开募股）累计集资排名大幅倒退至全球交易所第九名。受中美博弈加剧影响，海外资金的参与度亦持续走低，据摩根士丹利的报告，2021年海外机构在港股的参与度下降了三分之一，港股流动性大减。2023年来港股多个交易日成交额不足千亿港元，头部以下的公司股票已基本不具备流动性。在中美关系暂未看到明显转机的情境下，后续是否有美资持续流出的仍需密切观察。国际金融中心的国际化元素需丰富和增强。

2、跨国公司亚太总部

这个优势的重要性往往被低估，然而“跨国”“总部”这两个词结合在一起的涵义中包含着更重要的全球资源统筹协调能力——香港对中国内地乃至亚洲的制造链（货源）和市场状况及万千工厂的生产能力了如指掌，增值服务力量强大，管理分包轻车熟路。香港作为全球产业链与中国及亚洲产能之间的完美中间人，所拥有的跨国公司亚太总部数量一定程度上能体现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参与程度与参与位置，这才是这一优势的真正意义所在。回看香港近十年的发展（表1），2019年以前跨国集团驻港公司数目一路持续增长态势良好，到疫情期间开始出现转折，三年中频繁出现两次拐点（2020年减少15间，2022年减少71间），减少的绝对值在增加，而且其中“地区总部”这一拥有更高决策等级与资源统筹能力的类别降幅最大，缩减驻港公司的企业主要来自美、英、日等发达国家（表2）。行业结构的变化也值得注意，谷歌、亚马逊、字节等多数科技跨国巨头将亚太中心放在新加坡而非香港，相应地，国际风投和投行的事实性亚太中心也有向新加坡转移的动向。香港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统筹协调地位面临较大竞争压力。

3、全球投资与贸易枢纽

在投资方面，香港FDI（直接外来投资）流入被新加坡超越，香港对内地FDI依存度指数攀升至54.87%，美、英、加、日、新五国对港FDI占香港FDI流入比重由2019年的25.21%降至2021年的4.13%，香港作为全球资本投资中国内地的单向通道作用如今趋向双向通道转变。在贸易方面，香港作为全球贸易中心的角色重心在进行转变，与美国和日本的贸易额占比不断下降，与中国内地和“一带一路”国家贸易额比重上升，虽然一升一降总量仍保持平衡，但对香港全球贸易中心的影响却不可不察。2020年美国宣布不承认香港单独关税区地位、禁止向香港出口国防设备和敏感技术，英、加、澳等国也中止了与香港之间的有关协议，意图切断香港作为全球先进技术通往中国内地的通道，香港和中国内地对全球先进技术产品的引入与应用将受阻。同时，美国直接对中国内地施加的进出口管制和关税等壁垒也直接影响到香港作为中国内地与全球贸易枢纽的地位，从长远来看美西方对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打压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以及支柱行业服务业难免会形成一定冲击。

4、国际化专才精英的汇聚地

香港法律、医疗、建筑、金融、审计、物流等领域专业知识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和素质享誉全球，造就了香港专业服务业全球领先的优势。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人口的流动性一直很高。然而近年来不断有媒体炒作人口流动问题，称香港专业人才流失问题严重。其实有关言论毫无根据，无视香港继续成为国际人才聚集高地的事实，不负责任地贬损香港，误导公众和舆论。实际情况是，当前香港对国际人才的强大吸引力有增无减。香港特区政府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年中至2023年年中，香港人口净流入17.4万，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离港潮”。2023年1月至11月，特区政府各项引进人才计划共收到20多万份申请，其中超过12万份获批，8万人已抵港，远远超过每年至少引入3.5万名人才的目标。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公布的《2023年世界人才报告》当中，香港人才竞争力水平在亚洲地区高居第二。这些数据和事实充分说明，香港继续受到世界各国人才的重视和青睐。

（二）在拟开拓的新经济领域

无论从香港经济产业结构的现状出发，还是从国际竞争趋势、国家战略方向、区域间经济协同发展大势出发，创新科技都将是香港在新的发展阶段重塑优势和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驱动力。本文围绕国际创科中心的愿景定位、香港创科基础和发展蓝图结合分析，提出以下两点香港可重点发展的新优势。

1、创科生态首善之都

香港基础科研和应用科研实力雄厚，拥有5所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2023年）前100的高校，37个学科位列全球首100位；16家国家重点实验室，28所InnoHK研发中心、3大公营科研机构和6家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在电子电气工程、计算机科学与信息系统、材料科学、医学、环境科学等学术研究方面和集成电路、机器人、精密制造、生物技术等应用科研方面拥有世界卓越的水平。然而占GDP仅百分之一的制造业实在孱弱不堪为前端科研成果转化提供广泛的应用场景和必要的成果产品化工序的重任。香港特区政府提出2035年前达到全面新型工业化的目标，并提出开发北部都会区作为国际创科中心，为高科技产业提供足量的土地空间，然而在开发过程中涉及到生态保育和土地业权等诸多复杂问题，进展缓慢。人才结构性短缺也是限制香港再工业化的一个重要因素，香港人重商、医和法学，理工类人才少，且不一定都留在本土发展。投向高科技领域的创投资本少，本土风险资本大多掌握在家族手中，偏好金融与地产，而非高新技术企业。此外，在当前中美科技竞争激烈的形势下，香港企业在获取美国先进技术和产品方面会面临更大的困难，与美国的学术交流、研究合作也会受到一定影响。在StartupGenome发布的《2023年全球创业生态系统报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中，香港创科生态排名均居新加坡之后，在人力资本、商业成熟度、知识和技术产出等指标上落后于新加坡，未来仍有提升空间。

2、亚太地区数据与智能中心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汇聚全球最新资讯数据，拥有完备可靠的网络设施和一应俱全的云服务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和《香港创科发展蓝图》提出加快数码基建、数据应用和智慧城市建设等内容，特区政府也在积极促成香港成为亚太地区设立数据中心的首选地。然而香港在数据中心与智慧城市相关的国际排名中普遍落后于新加坡，面临较大竞争压力。在戴德梁行发布的《2023年数据中心全球市场概览》、英国金融智库Z/Yen发布的《2023年智慧中心指数报告》、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智慧城市观察中心发布的《2023年智慧城市指数报告》、IMD世界竞争力中心编制的全球数字竞争力排名中，香港均落后于新加坡，在创新强度、交付能力、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等方面与新加坡有一定差距。谷歌、亚马逊和微软等科技巨头都将亚太地区大型数据中心放在新加坡。尤其在中美贸易摩擦和其他地缘政治紧张的国际形势下，新加坡被视为政治经济更为稳定的市场，吸引了国内字节跳动等科技巨头设立数据中心。目前，香港作为连接中国内地与国际的数据纽带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发挥，未来必须在这方面充分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亚太地区数据和智能中心建设上拔得头筹。

（三）香港国际化的危与机

回看香港国际化优势的变迁，曾经引以为傲的国际金融中心、跨国公司亚太总部、全球投资与贸易枢纽、国际化专才精英汇聚地等优势招牌，如今均面临不同程度的国际竞争压力，或表现为影响力的有待进一步增强，或表现为结构性的调整，又或表现为危机中潜藏的新机遇。以下着重总结香港优势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香港可能带来的影响。

1、国际影响力或将受到的挑战

香港股票市场的国外企业上市数量、外资参与度、港股流动性等指标的变化反映出香港金融市场国际化程度的变化，港股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的晴雨表乃至亚太地区经济的晴雨表。从结构来看，由于美国对中国的肆意打压，中国科技企业赴美上市受限从而转到香港上市的趋势将成为主流，这也意味着港股中资企业的数量和市值占比将进一步扩大，这本身对于香港来说是一个危中有机的利好事件，但叠加外资参与度下跌的指标共同分析，却发现香港作为连接中国企业与全球投资者的作用在衰减，头部以下的公司即使成功赴港上市，高破发率与低市盈率以及股票缺乏流动性等因素将影响实现持续稳定的资本募集。不过，未来香港的国际资金池作用将充分发挥，不可能变成与国内交易所无根本差异的金融市场，其独特的竞争优势很难被内地有关城市超越。

跨国公司在香港的区域总部和办事处的数量变化，虽然看起来总量上变化不大，但却是香港过去十年的持续增长中首次出现拐点，其方向上的意义大于绝对值上的意义，值得我们留意和重视。同时，跨国公司的结构在发生变化，中资企业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在香港的加速入局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欧美跨国企业离开的空缺，但在对全球的资金、市场、供应链、人才、科技等方面的影响力，却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这些跨国企业离开所造成的影响范围不局限于香港，背后更体现着对中国内地市场和供应链地位的重新审视与资源投放考量。再加上部分撤离的外资转投新加坡这一与香港竞争日益白热化的地区，更抬升新加坡在亚太地区金融贸易与科技创新方面的影响力与支配力，对香港的国际影响力存在较大影响。

同样的结构性改变出现在香港的全球投资与贸易领域。来自中国内地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香港的投资额逐步攀升并填补美、英、加、日、新五国对港直接投资的减少。看似规模变动不大，但这些结构性变化对香港和中国内地带来的影响却需引起重视。欧美亚发达国家仍是目前全球产业链、创新链和资本链的主导者，来自这些国家的FDI带来的真正价值在于国际核心经济领域的参与权而非资本价值本身。近年来，发达国家FDI转投东南亚新经济体，越南、泰国、印度、印尼等国家正在加速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瓜分掉不少中国的产业链份额，甚至中国也有大量制造型企业到这些新经济体投资建厂。贸易也是如此，我们观察香港与美国之间的贸易，进出口额占香港贸易体量仅不足5%，但对香港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进口的主要产品是以集成电路为代表的国际最先进的技术产品，是香港与全球最先进技术和产业保持同步的窗口，与美国贸易的脱钩对香港和中国内地高科技产业造成的影响非“一带一路”国家所能弥补。在中美关系未有根本性好转的情况下，香港对外贸易外部环境仍将充满挑战。

国际化专才精英本就属于高流动性群体，短期内的人员流动可能造成香港部分服务行业人才短缺，但香港特区政府正加大全球高端人才引进，推出“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高才通），截至2023年6月底批出近2.6万宗，其中近九成半来自中国内地。内地高才通获批者逾八成是全球百强大学毕业生，其余不到两成是年薪达250万元的高薪人士，可为香港未来发展提供大量人才储备。人才结构的置换对于香港的国际化特色保持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方面。香港国际化特征重要的体现之一是聚合全球多民族、多信仰、多年龄、多阶层的包容性文化，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催生富有创新和活力的经济社会，也维系着香港与全球经济体联系的文化纽带，对于维持香港全球金融和贸易中心地位有重大意义，如香港特区政府要进军“一带一路”市场，在香港的马来西亚、印度籍专才凭借在两种文化间游刃有余地穿梭可起到联系人作用。因此，在增量与结构之间，如何平衡以保持香港国际化特色，也是香港需要重点考量的方面。

2、重塑国际影响力的历史新机

单纯的开放、连接和迎合国际规则与市场并不能塑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际影响力。只有在某些领域拥有核心竞争力和话语权，能影响到全球的资源分配或者决策共识，才能算作拥有国际影响力。二者须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其一。香港在“一国两制”中发挥“超级联系人”的定位属于前者，易受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也是香港国际化面临最多挑战之处；打造“国际创科中心”“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等定位属于后者，与背靠祖国获得的独特优势密切相关，也是受益于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所获得的历史性机遇云集之处。

香港保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有利机遇至少有三点：第一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增量爆发机遇。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境外以人民币进行交易和投资的需求日增，香港拥有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和最丰富的人民币产品与服务，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提速，有望在此领域进一步巩固国际化金融中心优势。第二是国际资产管理规模显著扩张的机遇。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富人群体数量稳健增长，拥有千万人民币可投资资产的“高净值家庭”数量超过100万户，对财产的保值增值需求大增，同时欧美金融机构连续暴雷的危机也将使部分海外资金出于避险而投放到更加稳健的香港金融市场。第三是绿色金融资产规模快速增长的机遇。我国作出“双碳”国际承诺，进入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加速发展阶段，预计2023年中国内地可持续金融投资需求达到25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需求四分之一，香港在打造更适合中国本土市场的绿色金融资产设计方面将迎来重大机遇。

香港保持国际投资经贸中心地位也将迎来一些机遇：一是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协同效应将进一步提升香港国际经贸影响力，香港可利用自身商务服务和法律服务等经验，服务于大湾区先进制造和科技创新企业出海，以香港作为海外业务总部；二是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全球最具活力和潜力的经济区之一，必将成为全球资本投资的热点，这将吸引一批国际投资机构、跨国公司将香港作为投融资总部；三是“一带一路”沿线中东及东盟等新兴市场经济产业向多元化转型，与我国贸易额不断增长，为香港打造全球“一带一路”商贸核心枢纽的独特优势带来机遇。

香港的创新科技和创新创业发展将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加速迎来重大机遇：一是新型工业化破解经济空心化困局，香港将迎来经济转型新增长曲线的机遇。香港重塑高端制造优势，将打通基础科研、成果转化和科技服务的全链条，形成孕育和支撑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创新生态。二是与粤港澳大湾区联手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机遇。粤港澳大湾区具有中国最密集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和高度外向型的产业结构，在产业技术攻关实力、应用场景和产业链配套等方面可为香港提供高度互补的创科及产业协同配合。三是成为国内受限的科技领域创新沙盒的机遇。在中国内地部分受监管限制的全球前沿科技领域，如人体干细胞、虚拟资产交易等领域，香港有丰富的国际科研合作经验以及与国际标准对接等优势，可率先探索先进的技术和模式，成为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科技力量。

三、香港巩固强化国际化优势的路径

（一）基本思路

在当前迅速变化的国际环境下，香港新的独特功能和优势正逐渐显现和增强，虽然从多项权威的国际化评选榜单来看，香港多项传统优势被新加坡超越，面临较大国际竞争压力。但随着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深入，香港背靠祖国被赋予的独特国际优势支撑更为坚实。机遇大于挑战将是香港国际化道路的长久生态。

1、树立危局底线观和机遇极限观

谨慎防备，把危机最大程度化解。香港保持国际化优势最大的危机在于欧美国家所妄称的香港在逐渐“被内地化”，在中美政治经济关系进一步紧张甚至面临脱钩断链风险的形势下，美重新审视香港的经贸安全性，甚至取消对港特殊贸易优待，欧美企业和资本对在香港的业务展望也变得较为谨慎。这种危机表现在数据指标上，就是投资、人才、贸易等关键指标的全面结构性调整。香港百余年的国际化优势奠基于此，必须谨慎防备这些因素更大程度上的变化。首先需要强化“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坚定实践，维护法治、廉政、自由市场等制度基石的稳定，将不可控的变化因素框制于可控的制度架构内，将香港打造为一个预期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其次要充分展现出一如既往的开放、包容、自由的欢迎姿态，为本地的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营造具有充分支持性的经营环境，加强与欧美的公共外交，通过各种渠道向欧美公众传递香港真实的情况和友好的邀请，打破偏见，增进互信。

创造条件，把机遇利用到极致。背靠中国内地巨大的经济体量，立足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交叉点的特殊定位，一边做好与中国内地政策的有效衔接，充分利用国内大市场的资源和机会，另一边保持与国际主流市场规则和标准制度的衔接，探索发挥香港作为国内与国际规则标准衔接转换器和连接器的独特价值定位。在国家最具增长潜力和独特优势之处，如人民币国际化、绿色金融、国际科技合作等领域，进一步发挥双向价值沟通纽带作用，提升我国金融、科技、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抓住内地与“一带一路”国家商贸投资快速增长的机遇，将香港国际投融资、法律仲裁、物流商贸、咨询管理等专业服务拓展到新兴市场国家，扩大香港的市场容量规模及国际化影响力。

2、对标国际先进案例省察与借鉴

同一区域内的不同地区间发展关系有互补效应与替代效应两种：香港与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通过优势互补与错位协同，联手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关系属于前者；而与同为亚太金融商贸中心和最具代表性开放经济体的新加坡之间的关系更接近于后者，从两地在国际化指标上此消彼长的走势也能反映出来。香港近来在吸引跨国公司总部、国际直接投资、高端人才、科技型产业、数据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国际权威排名被新加坡超越，且在多个领域中从香港流失的资源主要流向正是新加坡。新加坡在构建国际友好生态方面的政策制度创新可为香港提供颇具实践意义的经验借鉴。

3、寻求上层战略支持与制度保障

香港特区对外事务权是源自于中央政府的授权，因此，香港国际化发展的道路方针必须服从于国家整体的外交政策，任何权限调整也必须依赖于国家的授权。要保障香港国际化地位的稳固，势必要从国家外交事务层面坚固基本法所规定的单独关税区地位，在国际上释放坚定捍卫香港走国际化道路的强有力信号，在国际舞台上支持和推广香港，支持香港与“一带一路”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各成员国建立密切的经贸关系，为香港创设积极的国际交往环境。同时，国家在国际经贸科技战略中应赋予香港更多独特的使命担当和资源倾斜，在离岸人民币、国际数据跨境、国际前沿技术创新应用、数字资产等方面给予香港更特殊的制度安排。

（二）路径建议

1、从制度层面保障香港独特优势，坚定国际投资者信心

“世界的香港”是香港最大的价值，其游刃于全球所有主要经济体又不同于任一经济体的制度，是其最独特的核心优势。中央政府必须从制度上给予香港国际化坚实的保障。

首先，要坚定不移彰显香港对多元文化的兼容并包，对非华裔居民释放善意信号，纠正近来在香港底层社会冒起的排外民粹主义倾向，主动增进对东盟、中东、拉美等在国际上相对弱势文化的理解，扩充和平衡香港文化的多元性，并将多元文化的因素纳入政策安排之中。其次，鼓励支持香港与更多国家或地区签订经贸协定，支持设立更多驻外经贸机构。一方面继续巩固深化与美国及欧盟国家的交流，维系好香港经济和司法制度理念接轨西方的优势以巩固欧美对香港的信心，为以欧美国家为总部的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在香港的发展提供鼓励支持的环境。另一方面为香港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中发挥优势作用创造机会，将“一带一路”重大基建和产业项目示范园区、“一带一路”专项投资基金、绿色转型服务方案解决中心、“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中心等功能进一步授权给香港，支持香港与东盟和中东欧等国家更高自由度的交流合作。最后，可探索将国家层面签订的经贸协议以试点方式在香港适用，以弥补香港当前单独对外签订经贸协议的数量不足问题，可与香港特区政府协商，共同确定协议适用的领域和时序安排。

2、完善离岸金融生态，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有序推进

香港拥有中国唯一一个既跟海外没有任何交易障碍，又和国内紧密联系的离岸经济生态，在中美脱钩风险加剧的形势下，需要更加强化香港完全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作用，确保我国外循环不被围堵，始终参与到全球供应链之中。

香港金融科技发展迅速，为打造离岸金融体系奠定了良好基础，通过电子围栏监管方式保持香港离岸经济与中国内地在岸经济之间的相互分隔。这样就可以在香港进行离岸金融的完全国际化开放创新而无需担心影响到中国内地的系统性金融安全。香港的离岸金融中心可发挥沙盒功能，开展一些试点性的先行探索，如数字货币与区块链技术、绿色债券和投资基金等，为全球金融市场提供更丰富的投融资产品。同时，香港背靠庞大体量的中国内地金融市场，可充分挖潜内地金融供需，利用其离岸中心优势提供全球化解决方案。如拓展专业的财富管理、跨境投资、外汇交易、资本市场运营、衍生品交易等金融服务为中国庞大的海外离岸金融资产提供避险、储备与增值地，维护海外资产安全；发挥好离岸股票市场国际融资功能，做好制度对接吸引内地大型企业在港上市。香港通过允许未有收益、拥有不同投票权架构的新经济公司上市等一系列制度创新成为亚太区最大的生物科技公司首次公开招股中心，未来可探索在同样研发周期较长且前期资金需求较大的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绿色能源等新经济领域复制这一经验，并完善相关的信息披露和风险责任制度，吸引中国内地和全球高科技成长型企业赴港上市。此外，香港可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发挥更积极作用，一来可打造跨境贸易和投资的人民币结算中心，二来充分利用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地位，积极开发丰富多样的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和金融产品，三来呼吁国家进一步放开“沪港通”“深港通”“跨境理财通”的互联互通范围，向香港引入更多内地和海外投资者，进一步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的规模优势。

3、湾区试点放开限制，强化国际法律服务中心的影响力

法治是香港未受动摇且不断坚固的优势领域，尤其是香港国安法的制定实施，为香港社会恢复稳定、由乱及治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根据世界银行世界管治指标统计，香港法治指标由1996年的69.85分大幅上升到2020年的91.83分，国际领先优势进一步凸显。作为全球唯一以中文英文双语作为同等效力法律语言的普通法地区，香港为内地与海外商业争端的解决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服务。未来要将香港连接两个法域的独特优势进一步扩大到全球市场。

首先，充分利用香港专业的法律人才和先进的电子听证技术，打造电子化的商事争端解决服务平台，扩大法律服务辐射半径。香港在疫情期间使用的在线听证会和虚拟听证会平台可作为雏形，进一步丰富功能，将诉讼风险评估（案例分享）、在线调解仲裁、在线诉讼等功能进行网上集成，成为全球商业合同谈判和纠纷的首选仲裁地。其次，可以举办国际投资争端实务交流年会，邀请中外实业界、投资界和法律界人士共同交流分享不同法域在解决国际商事争端的理念和法规，共同探讨有利于全球协作解决争端的策略，构建法规衔接的桥梁，提升香港作为国际争端解决中心的影响力。再次，在大湾区内探索放开内地法人使用香港仲裁服务的试点。按照当前国内的法律规定，两个中国法人不可以到香港仲裁，这会造成国内企业出海过程中遇到商事纠纷时对国外法系和国际仲裁规则缺乏了解而陷于被动的局面，而随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快速增长，国内企业迫切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可先以粤港澳大湾区为试点，放开内地法人间纠纷使用香港仲裁服务的限制，使企业逐渐学习国际仲裁规则，以便更安全地出海。

4、做好分步分类分级检视，支持香港打造国际数据中心

数据不仅是国家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也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数据中心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先决性基础设施，也成为全球竞相布局的重要生产力工具。新加坡与香港特区在新一轮科技发展中均剑指亚太数据中心的目标，而新加坡的竞争优势逐渐凸显。不仅国际科技巨头谷歌、脸书将亚洲首个数据中心设在新加坡，中国内地IT巨头中国移动、阿里、腾讯和字节等也纷纷在新加坡布设数据中心，而且新加坡仍在持续吸引跨国科技企业设立区域性总部，其作为亚洲数据中心枢纽的地位将进一步强化。

可靠性、安全性和成本效益通常是数据中心的核心评估指标。可靠性方面，香港特区和新加坡同拥有先进可靠的通信和电力基础设施，全球数据的汇聚流转效率高，在云服务、自动化和数据分析等方面，两地的服务提供商技术成熟度相差不大；成本效益方面，两地的土地和电力成本都相对较高，新加坡多年持续通过投资补贴的方式推广绿色数据中心以提高能源效率，从中长期来看，成本效益优势和可持续发展优势可能进一步领先；安全性方面是国际投资者在二者中比较选择的重要考量因素，新加坡和香港都有着严格的数据保护法律，而新加坡面临的国际政治环境的相对稳定可能会得到更高的安全性评价。

香港打造国际数据中心，势必要消除投资者疑虑，建立一套安全且独立监管的数据与隐私保护机制。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实质性推进，包含数据在内的资源跨境融合将成为大趋势，《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数据跨境流动的合作备忘录》的签署为数据跨境列出时间表。香港作为国际三大中心，拥有大量海外数据，数据跨境必然引起外资企业和外籍人士的担忧。为打消此种顾虑，有必要将大湾区数据跨境事项分步分类分级实施，如在第一阶段，依然保持内地与香港之间相对独立的防火墙机制，实行数据“南下”而不“北上”的单向流动，支持更多国内数据南下充实香港数据中心的规模；第二阶段，对香港汇集的数据进行分类，在港外资企业和外籍人士数据不予跨境，按照香港《个人资料（私隐）条例》严格规管；第三阶段，按照数据的敏感性进行分级，推动非敏感型数据在当事人明确及自愿同意的情况下，在限定使用范围内流通。同时，在维护国家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借鉴香港数据保护和私隐法律与国际接轨的优势，积极推进国家数据保护相关法律与国际衔接，以此达致数据流通与数据规管之间的平衡，使香港国际数据中心的地位获得长期稳定的国际信任环境。

5、完善科创闭环生态，打造国际先进技术研发应用中心

香港的基础科研能力全球领先，高校、科研机构、国家重点实验室、产业应用推进机构等各类主体类别齐全且学术科研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自回归以来，国家大力支持香港基础科研条件建设，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3个基础前沿类项目、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面向香港开放，同时支持香港建成单位面积密度最高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集群。然而由于制造业的空心化，香港缺乏科研成果转化落地的条件，无法从资金上、学术方向上和技术迭代需求上反哺前端基础科研。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能使香港一定程度上依托中国内地最先进的制造业体系弥补科创生态缺失，然而在双方存在共同的短板之处，以及彼此交换资源过程和虹吸能力的不对等之处，又产生新的问题。

首先，在国际最前沿的技术领域，由于中国内地审慎的监管态度，使得外商投资无法涉足，产业链尚未完整建立。如生物与生命科技领域的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应用方向。而这些方向恰是香港具有显著科研优势的领域。由于香港本身缺乏制造承载空间和足够的临床试验资源以及本地市场需求体量，香港在这些领域的科研优势成果亦难实现本地转化。因此，大湾区未能在这些先进技术领域形成创新合力，造成科研成果浪费的问题。

其次，在香港与大湾区的科技合作中存在资源交换的不对等问题，愈来愈引发部分香港人士的关注。笔者与香港公营科研机构、大学及相关部门人士交流过程中，时而听到他们对于香港参与合作的前途担忧。以深港合作为例，深圳从香港引进高校的科研成果在深圳转化，引进科技型初创企业在深圳发展壮大并规模化生产，引进科技人才为深圳企业提供智力支持，企业苗子、产值利税和人才等均贡献于深圳，造成香港本土资源流失，长期来看，恐形成此消彼长之势，可持续性将成为问题。

为此，笔者建议，国家对香港科创生态的支持，应从偏重基础科研向覆盖“小中试”和应用场景建设的全链条转型，尤其针对香港“新型工业化”的愿景和现实短板差距显著之处予以重点资源倾注。通过财政、技术和人力支援等方式大力支持香港建设数字化工厂、智能化生产线、大数据中心、软硬件生态适配实验室、制造业创新中心、技术职业学院、检测验证平台等新型工业化基础设施。同时，借鉴新加坡科技发展模式，为香港本土企业从事研发转化活动提供一系列财政和税收激励，并在基础教育阶段加强国际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前沿课程的开发引进，为科技发展培养源源不断的人才。此外，在粤港澳大湾区内放宽外商投资准入限制，可先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试点，尝试在河套深圳园区的港资企业开展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等国际前沿技术领域的产业化开发，支持深港共同利用研发成果和产业链资源打造国际先进技术研发应用中心，争取在前沿技术领域与国际保持接轨和同步，更好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使命。

结语

香港成势于国际化、腾飞于国际化，未来的发展命运也与国际化息息相关。从更大的格局来看，香港不仅是中国的香港，也是世界的香港，香港永远处于中西话语体系交融互信的最前沿，是扩大中国与国际共通性话语的重要力量。坚定不移地支持香港走国际化道路，这是香港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成功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