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论：否认他者与西方人权的伦理危机

巴以冲突至今仍持续

人权，是西方的发明和西方的强势话语，却不是西方无懈可击的专利。西方的人权，始终笼罩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种族观和西方霸权等级制之下。白人和有色人种的人权不是一回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人权不是一回事，美国南部边境的移民人权与美国公民人权不是一回事。人权在其抽象性上是自由、平等、博爱的，在其现实性和制度性上则是等差和分层的。这一巨大落差根源于西方人权观念深层次的他者意识和否认他者的政治歧视性。    

否认他者，是人类古典时代的一种群体心理习惯。人类天然对外部差异性和陌生群体感到恐惧，这些差异经由各自文明的符号化、信仰化和组织化而进一步放大，于是便构成了文明间歧视心理和行为的根源。西方意识形态中的「东方主义」根源于此。这种歧视性绝非科学，绝非人与人之关系的真谛，但却根深蒂固地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化和分层化。这种等级与分层，在不同文明之间与同一文明内部并不相同。西方文明对非西方文明的歧视性，根源于人种、宗教、历史和利益。否认他者，具有单一文明起源和演变上的历史性与本真性，但也充满局限性和斗争性。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是西方文明等级制心理与行为习惯的理论投射而已。

否认他者可以用来解释当下激烈的巴以冲突和美国南部边境冲突，二者都反映了西方人权伦理危机。巴以冲突本来有联合国1967年的「两国方案」作为国际法基准，也是国际社会认可的公平方案。作为平等族群，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均有民族自决权和独立建国权。但真实的历史是，以色列在西方大国支持下独立建国并保持强大的地区性政权存在。这种政权若自我限定于自卫范畴并与巴勒斯坦及周边国家修成和平共处之关系，则以色列自身的和平与安全利益也会最大化。事实并非如此，以色列以「定居点」模式和军事占领模式相结合逐步挤压巴勒斯坦人的自治领土和政治空间，破坏巴勒斯坦人独立建国的基本条件。己所不欲，以强力施加于人，这是对巴勒斯坦人之自决权利的否认。而此次以色列的加沙行动，早已超出自卫权范围，对巴勒斯坦人进行集体惩罚，并不顾国际社会反对与联合国施压而造成加沙平民人权与人道处境的极端恶化。南非在国际法院关于「以色列种族灭绝罪」为由起诉，以及国际法院临时措施裁决的发布，从国际法上基本肯定了以色列军事行动的超限性和危害性。

以色列不能平等尊重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对巴勒斯坦平民的人权横加蔑视和侵害，倚靠强大武力和西方集体暴力的支援横行中东地区，与周边国家处于普遍的暴力冲突之中。从短期利益和霸权存在感而言，以色列得到了展现和补偿，但从长期利益与安全可持续性来看，很可能得不偿失。四处树敌，自以为是，唯我独尊，这种自我中心主义的种族观和特权观，以及对他者族群的文化与政治歧视，本质上是不符合人权普遍性伦理的，是对人权规范价值的否定。国际法院的裁决不是偶然，而是代表一种国际人权公理与司法正义。尽管由于安理会制度的缺陷，国际法院裁决无法强制执行，但国际社会的良知和正义判断已然确立，即便以色列在科技、金融和传媒领域占据全球绝对优势和特权，也不可能堵住悠悠之口。

至于以色列动辄拿出「反犹主义」的受害者政治大棒到处批判和斥责，更显示出其道德与政治的歇斯底里和结构困境。受害者记忆永远不能成为加害行为的理由。如果犹太人做错了，正义的世界当然可以反对，毕竟无论犹太还是非犹太都不可能垄断真理和正义。如果以色列一意孤行下去，进一步站在国际社会对立面，就不仅不是维护全球犹太人的利益，而是从根本上陷全球犹太人于道德的洼地和安全的险境。毕竟，以色列不可能一直强大，美国不可能一直有能力庇护，每一个犹太人从其子孙后代长远利益计必须学会与巴勒斯坦人乃至于整个伊斯兰世界和平相处。如果这种矛盾冲突进一步演化，不排除全球犹太人群体中出现对以色列的严厉批评以及寻求与巴勒斯坦人和解的政治运动。事实上，巴以冲突演变至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残酷行动阶段时，以色列国内及全球范围内就逐步产生了反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的声音，而国际法院裁决发布后，更是有西方阵营的若干国家和大量民众表达支持。错误的事情，不因行为者的强大而豁免批评，更不能豁免责任。是否回应国际社会的批评和压力，是否真心实意从尊重他者平等权利及自身长远和平安全角度出发而回到并实现「两国方案」，是以色列人权观与国家安全观面临的根本性考验。

美国南部边境冲突暴露出美国的多重危机以及人权伦理的内在张力：其一，宪法危机，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和拜登政府行政命令无法在南部各州执行，州政府及州武装力量以自卫权名义暴力抗法，其危机形态类似林肯时代的「南北战争」，尽管事态还未恶化若彼；其二，联邦制危机，美国宪法建立的联邦制并非完美的宪制安排，不仅酝酿出了「南北战争」，还引发了多种形式的地方主义，而地方武装的存在及州宪法的高度自治属性更是潜藏着对联邦统一性与联邦法律至上性的威胁，这一威胁只是一直被控制，从未完全消除；其三，移民政策分歧与「两个美国」的危机，一个是全球主义的拜登美国，全球化精英怀抱自由帝国理想与全球化利益网络而对移民开放，有昔日「联邦党人」气概，而另一个是民族主义的特朗普美国，本国甚至本州优先的本土主义者具有反全球化的民族主义冲动和民粹激情，有美国制宪时刻「反联邦党人」遗风，这「两个美国」在2024总统大选年将深度撕裂美国，目前的边境冲突以及特朗普高调介入只是一个序曲；其四，反移民以及移民管制背后折射出美国长期奉行的「门罗主义」霸权政策和对拉美的干预主义政策结出了恶果，造成拉美的长期贫困和动荡，移民大军是这一历史仇怨和贫富差距的敏感人群，也是找寻历史正义和补偿正义的动力人群，其行动路线和根本诉求与非洲跨越地中海指向欧洲腹地的「难民潮」有相似性，而这些现象从根本上折射出欧美对非西方群体的权利剥削和身份歧视。

以色列无法与巴勒斯坦共存，无法平等尊重后者的自决权与发展权，其后果是以色列甚至全球犹太人的道德地位与安全处境的恶化，得不偿失。美国的干预主义和霸权行为造成拉美贫困化与混乱，造成拉美人权状况的波动，其后果是南部边境移民冲突以及「两个美国」的政治撕裂，得不偿失。西方中心主义的种族观和安全观，根本不能带来人类和平发展的共赢格局，从而也带不来西方的持续和平与安全。

否认他者，就不可能建立起任何真正实现相互承认与和平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不可能带来持久的和平与安全。如果西方的人权不过是「内部人权，外部特权」的霸道展现；如果否认他者的心理与行为习惯毫无改变；如果暴力、复仇与相互贬低成为族群间的交往法则，那么和平就是幻影，人权就是流沙，而人类共同命运就是海市蜃楼。由此反观，中华文明特性、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就确实具有了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和制度优势，时间线愈长，给中国的机会愈充分，这一点就愈是明朗化。西方要真正走出人权伦理危机，就必须克服「否认他者」的道德与政治短板，与其他民族和文明互鉴共存，并对中国倡议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释放善意和互动。否则，时间线愈长，西方的人权、霸权与软硬实力体系就愈会走向人类社会的对立面与自我设定的衰落面。这是「东升西降」大变局的时代缩影，暴露出西方危机，但也预示着东方的希望与中国文明力量的可能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