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75年：以守正创新之道 筑教育强国之基｜特别策划

1949年，中国文盲人口数量占总人口的80%以上，小学入学率约20%，初中入学率甚低，农村地区更为不堪。[2]“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3] 新中国不畏严峻、直面疮痍，新中国成立伊始便把改造和发展基础教育放在新中国建设事业的重要位置，不断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一）核心指向：为新中国建设服务，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同年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并重申：“新中国的教育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主要任务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教育必须为工农服务，必须为国家的生产建设服务”。1957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强调：“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可见，新中国教育在其建设之初，便清醒而自觉地回应为谁培养人和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坚守教育的人民属性，并以此作为挥别旧教育的重要标准，以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使“有教无类”在人类历史上由理想变为现实[4]，指导新中国基础教育踏上改革旧教育、开创新局面的探索之路。

（二）关键举措：加快建设基本制度和设施设备，保障基础教育有序运行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小学校供给不足，学制混乱，各地各校课程设置互不相同。为此，新中国在基本制度和设施设备上着重施力，以保障基础教育有序运行。

面向工农。提高工人农民的文化水平是新中国基础教育的重要工作。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关于一九五零年全国教育工作总结和一九五一年全国教育工作的方针和任务的报告》明确要求：“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为工农开门。”为响应国家号召，各级各类学校向工农及其子女敞开大门，吸收工农子弟入学，小学和幼儿园实行全免费，中等以上学校设置人民助学金、实行减免费制度。中小学校面向工农的举措，快速提升了工人农民的文化水平。

重建学制。新中国成立前，原有学制存在诸多缺陷，工人、农民、干部学校以及各种补习学校和训练班在学校系统中未获重视；初等学校修业六年并分为初高两级，广大劳动人民子女难以受到完全的初等教育。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出台《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规定“实施幼儿教育的组织为幼儿园。幼儿园收三足岁到七足岁的幼儿，使他们的身心在入小学前获得健全的发育”；“初等教育包括儿童的初等教育和青年、成人的初等教育。对儿童实施初等教育的学校为小学，应给儿童以全面的基础教育。对自幼失学的青年和成人实施初等教育的学校为工农速成初等学校、业余初等学校和识字学校”；“实施中等教育的学校为各种中等学校，即中学、工农速成中学、业余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中学、工农速成中学和业余中学应给学生以全面的普通的文化知识教育”。同时，对各级各类学校的学习年限作了详细规定。新学制将一切需要受教育、想要受教育的人民群众纳入学校教育体系，教育“为人民服务”由思想变为现实。

广办学校。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发《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要求“各地必须根据当地具体情况，积极采取各种办法，如调整班级，充实学额，采用二部制，开办夜校，协助工矿企业、机关和团体办学，协助办好私立学校，允许群众和工商业家继续兴办学校，并用其他各种可行的办法，适当地解决初小毕业生升学和学龄儿童入学的问题”，并要求“首先着重办好城市小学、工矿区小学、乡村完全小学和中心小学”。为解决农村大量文盲人口问题，还特别提出“在农村，则除办集中的正规的小学外，还可以办分散的不正规的小学，如半日班、早学、夜校之类”。

建构课程。1950年，教育部和出版总署联合发布中小学教科用书表，指定各科教材，由各大行政区教育部门结合本地区学校情况选用。1952年，教育部出台《幼儿园暂行规程（草案）》《小学暂行规程（草案）》《中学暂行规程（草案）》，对中小学、幼儿园的课程设置作出详细规定，幼儿园的教养活动包括体育、语言、认识环境、图画和手工、音乐、计算等六大领域；[5] 中学课程包括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历史、中国革命常识、社会科学基础知识、共同纲领、时事政策、外国语、体育、音乐、美术、制图等16个科目。[6] 新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框架基本形成。

（三）主要保障：坚持党的领导，实施中央与地方相结合的管理体制

党的领导是新中国建设基础教育的最重要保障。1942年，毛泽东同志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7]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并指出“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没有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的教育是不能设想的”，明确要求“一切教育行政机关和一切学校，应该受党委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成为了包含基础教育在内的整个教育系统的基本制度。[8]

在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方面，新中国坚持中央与地方相结合，将公民办的小学、普通中学等学校的设置与发展权逐步下放地方。1952年，教育部在《中学暂行规程（草案）》《小学暂行规程（草案）》中要求中小学校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统一领导。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中提出：“各地必须注意加强县级及县以下的教育行政领导。”1958年，《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为了在教育工作中既能发挥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的积极性，又能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全部的小学、中学和大部分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已经下放给省、市、自治区管理”，以调动地方办学的积极性。

新中国成立初期，建设任务紧迫艰巨而国民综合素质不高，面对如此落差，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引下，基础教育担起“兴国”重任，通过“面向工农”“重建学制”“广办学校”“建构课程”等举措，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发展、社会各领域建设奠定了重要的人力基础。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开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对基础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核心指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1985年5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1990年12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要求“继续贯彻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方针”。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再次强调了这一方针，强化了教育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的重要地位作用。1999年，江泽民同志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我们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坚持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努力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基础教育是科教兴国的奠基工程，对提高中华民族素质，培养各级各类人才，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全局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报告、十七大报告均要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时期，经济建设成为党和国家工作重心，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根本任务，教育则是培养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被赋予战略地位，而基础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基础，其奠基工程的战略作用更加凸显。

（二）关键举措：坚持普及与提高并重，推动基础教育增量扩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基础教育不仅需要尽快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的问题，而且要出台践行新举措以回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求。

普及九年义务教育。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应该把普及小学教育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1982年，国家将“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写入《宪法》。1986年，《义务教育法》规定“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1994年，《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到2000年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但受县级政府财力限制，乡村义务教育普及进度缓慢。2005年，《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提出“逐步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并要求实施“两免一补”政策。从2006年春季开学起，西部地区全面实施农村义务教育保障新机制改革，全部免除学生学杂费；2006年秋季，中部地区各省开始试点，2007年推广到全国农村地区。[9] 2008年秋季推广至全国，义务教育实现“全免费”。[10] 2011年，中国全面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完成了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

实施素质教育。1985年，《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第一次将民族素质同教育改革联系起来。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对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进行战略部署。2006年，修订后的《义务教育法》将“素质教育”写入其中，规定“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使适龄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基础”，为素质教育落实提供了法律支撑。

推行课程改革。1992年，国家教委发布新版《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课程计划（试行）》，这是第一次将“教学计划”改为“课程计划”，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吹响了“课程改革”的号角。2001年，为构建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新课程体系，教育部印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对基础教育的课程体系、结构、内容进行了优化。同年，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2004年，教育部印发《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强调“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求“构建和完善新世纪基础教育课程体系”“深化中小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我国逐步形成以素质教育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基础教育课程政策体系。

（三）主要保障：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实施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管理

1985年，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教育工作不仅要抓，并且要抓紧、抓好，严格要求，少讲空话，多干实事。”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要求“必须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坚持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加强和改善对教育工作的领导”“要把推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作为各级党委和政府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同年，胡锦涛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教育是国家和民族发展最根本的事业，必须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党的领导是基础教育事业的坚强核心，确保基础教育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稳健前行。

在基础教育管理方面，这一时期逐渐实施“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管理模式。1985年，《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基础教育管理权属于地方。除大政方针和宏观规划由中央决定外，具体政策、制度、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对学校的领导、管理和检查，责任和权力都交给地方。”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由地方政府在中央大政方针的指导下，实行统筹和管理。”1994年，《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规定：“基础教育实行在国家宏观指导下主要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体制。”2001年5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要求义务教育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管理。2006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义务教育实行国务院领导，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规划实施，县级人民政府为主管理的体制。”

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和深入实施，经济建设被赋予前所未有的战略地位，成为国家发展的核心任务与关键驱动力。在此背景下，基础教育肩负起“富国”的重任，通过“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实施素质教育”“推行课程改革”等，培养了与现代化建设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的高素质人才，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经济建设目标任务奠定了坚实的人力基础。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隆重召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踏上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面对全新的发展需求，基础教育承载起强国的新使命、新任务、新担当。

（一）核心指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党的十八大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领域”。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023年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基础教育搞得越扎实，教育强国步伐就越稳、后劲就越足。”这既是对新时代基础教育战略地位的高度肯定，也是对新时代基础教育改革创新的高位要求。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朝着建成教育强国战略目标扎实迈进。

（二）关键举措：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促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

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基础教育在增量扩容的基础上，稳步迈向内涵式、高质量发展道路。

加强思政课建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我们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就是要理直气壮开好思政课，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引导学生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厚植爱国主义情怀。”[11] 2022年11月，教育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代中小学思政课建设的意见》，对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中小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作出重要部署。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不断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引导青少年学生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信心，立报国强国大志向、做挺膺担当奋斗者。”党中央高瞻远瞩，科学规划，坚定推动新时代中小学思政课建设。

推进“五育”并举。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中要求“坚持‘五育’并举，全面发展素质教育”。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绥德实验中学与师生交流时指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字字千金，都是经过多年总结摸索才得出来的。”在具体的政策设计上，国家陆续出台《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等系列文件。当前，我国已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五育”并举政策体系，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深化课程教材改革。为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进一步深化课程改革，教育部对义务教育课程进行再次修订，并于2022年3月印发2022年版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语文等16个课程标准，为中小学校实施高质量教育教学提供了科学指南。为强化国家事权，充分体现党和国家意志，2012年教育部启动义务教育三科统编教材编写工作，对中小学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思想政治）三科教材实行统一编写、统一审核、统一使用。三科统编教材于2019年实现全覆盖投入使用。2021年秋季学期开始，全国各地中小学开始使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为中小学生培根铸魂打下中国底色。 

实施“双减”政策。面对中小学生校外培训负担和作业负担居高不下的问题，2018年7月，中央深改委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2018年9月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校外培训机构要依法管起来，让校外教育培训回归育人正常轨道”。2021年5月21日，中央深改委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同年6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的通知》，教育部新设部门对校外教育培训进行监管。2023年8月，教育部印发《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进一步明确了校外培训机构的管理和处罚措施，规范了校外培训市场秩序。“双减”政策立足实际，校外与校内两条路径同步推进，切实减轻了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

做好科学教育。科学教育是提升国家科技竞争力、培养创新人才、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培育具备科学家潜质、愿意献身科学研究事业的青少年群体。2023年，教育部等十八部门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从课程教材、实验教学、师资培养、实践活动、条件保障等多方面描绘了中小学科学教育的系统蓝图。在党和国家的引领和部署下，我国中小学科学教育政策保障机制愈发完备。

加大评价督导力度。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作为新中国第一个关于教育评价系统改革的文件，《总体方案》五“破”五“立”并施，推动教育评价指挥棒全面转向立德树人根本任务。2012年成立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同年《教育督导条例》正式出台，为教育督导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法律基础和保障。2020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在教育督导管理体制、教育督导运行机制、教育督导问责机制、督学聘用和管理、教育督导保障机制等方面提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要求。我国基础教育质量评价和督导评估体制不断健全，有效助推教育治理体系和教育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三）主要保障：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构建协同育人大格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中小学的党建工作十分关心，2016年中组部、教育部党组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校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要求各级党委和有关部门推进中小学校党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2022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的意见（试行）》。我国基础教育系统的学校领导体制开始战略转型，从学校领导工作的全方面和全过程落实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12] 为新时代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制度和组织双重保障。

在社会变迁、城乡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需要全社会共担重任，家庭和社会要“主动配合学校教育，以良好的家庭氛围和社会风气巩固学校教育成果”。[13] 基础教育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日渐成为社会关于教育的共识。因此，新时代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在继承和深化“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及“管办评分离”政策的同时，更在横向上强调凸显社会协同力，推动协同育人大格局的建立。为推动以学校、家庭、社会为核心主体的协同育人，2017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有机结合，构建各级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街道、社区、镇村、家庭共同育人的格局”。总而言之，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保障着学校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分级管理和“管办评分离”保障着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协同育人机制保障着全社会的育人责任进而赋能学校，三个不同维度的政策共同发力，助力新时代中国基础教育迈向更高水平。

在新时代的宏伟征程中，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坚定步伐，向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铿锵迈进。基础教育作为国家发展的基石，承载起“强国”的重任。新时代基础教育通过“加强思政课建设”“推进‘五育’并举”“深化课程教材改革”“实施‘双减’政策”“做好科学教育”“加大评价督导力度”等举措，构建了新时代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打下了坚实基础。

75年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基础教育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格局性改变。总结75年来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历史经验，有利于深化对我国基础教育发展规律的认识，为新的改革实践提供借鉴和指导，以不畏浮云遮望眼的自信从容，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建设推向前进。

（一）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加强党的领导是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做好教育工作的根本保证。75年来中国基础教育的改革发展，也是党的领导持续巩固、细化、专业化的过程。从“没有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的教育是不能设想的”，到“必须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坚持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再到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办好教育的根本保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对中小学的全面领导，是立固本之举，是谋长远之策。

（二）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始终与国家发展战略同频共振

新中国成立初期，基础教育承担起扩大受教育群体、扫除文盲提高人民文化水平，通过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来实现教育兴国使命。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以前，基础教育承担起普及义务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实施素质教育和课程改革，培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以数以亿计的受过基础教育的人为教育富国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基础教育着力为儿童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通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实现两个大局之下的教育强国使命。基础教育在兴国、富国、强国中的担当作为，都是教育与国家的关系这一教育基本原理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实践表达。因此，高质量的基础教育一定要与国家战略发展要求相匹配，在服务国家发展中锚定自己的战略定位。

（三）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始终遵循守正创新的改革方法论

中国基础教育发展的75年也是改革的75年，更是守正创新的75年。守正创新生动体现在中国基础教育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相统一上。连续性是守正的体现，阶段性彰显创新，守正是创新的根魂，创新是守正的拓展。守正源于被历史和实践证明了的真理，创新源于时代之变。具体而言，始终把基础教育发展同国家战略关联是守正，而以基础教育之新奠定教育兴国建设基石、以基础教育之大创立教育富国建设基业、以基础教育之优夯实教育强国建设基点则为因时因势而变的创新。又如，不同阶段的关键举措，在学制、受教育对象、课程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渐进式改革特征，又在面向工农、素质教育、思政课、科学教育、“双减”上体现出鲜明的国家战略要求和时代特征。当下和未来的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依然要坚持守正基础上的创新。

本文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新时代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实施状况与策略研究”（GYI2024006）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牛楠森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友棚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铁安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本文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