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6日，是我专程来海口对海南省原副省长辛业江采访的第四日；巧合的是，这一天也是第一任海南省省长梁湘的生日。作为梁湘的同事，辛业江当然记得这个日子。于是，话题就从梁湘开始了。
徐庆全（以下简称“徐”）：梁湘生于1919年11月6日，辞世于1998年12月13日。按照时间来推算，梁湘去世的时候，您还因所谓“受贿案”被羁押吧？您是什么时候知道梁湘去世的？
辛业江（以下简称“辛”）：是的，那时我还被羁押着，有报纸，但不能及时看到。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我看到12月21日的《海南日报》在报纸第二版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有一个“豆腐块”的消息，说梁湘去世了。
1988年9月3日，梁湘（中左）与辛业江出席电视剧首映式。
徐：我知道消息是他去世第三天，但不是从报纸上看到的。消息是杜导正告诉我的。他拟定了一幅挽联，让我帮忙斟酌。对于这位深圳和海南的“拓荒者”、改革开放历史上的功臣，《海南日报》还有个“豆腐块”；我记得，《人民日报》连“豆腐块”也没有。您看到这个消息时一定很悲痛的。
辛：一看标题，我的脑子一下子就蒙了，泪水奔涌而出，眼镜也雾了。我木然地坐了很久，待我缓过神来。一幕幕往事，就像放电影一样，在我眼前展现。
徐：您是什么时候认识梁湘的？
辛：我认识梁湘同志，是在1965 年。那年夏天，我从中共中央中南局办公厅调到广州市委工作，在市委办公厅当一个正县级的机要秘书。那时，他是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主管全市的工业、交通和城市建设，在市委的一些重要会议和重要活动都见面。他是延安过来的老干部，做事雷厉风行，但对人和蔼可亲，也没有架子，他亲切地喊我“小辛”。
徐：能具体地讲讲您和他的交往？
辛：我和他交往过程中，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件是，1965年，全国在搞“四清”运动，朱森林、缪恩禄、邹尔康和我等一些同志下到广州钟表厂及其下面的分厂、配件厂，搞城市“四清”试点，有时为运动和生产上的一些问题，向梁湘同志汇报请示。我发现他对工业很熟悉，思路也很开阔。
再一件是，1965 年末，我们市委办公厅几位同志对几个老工厂的技术改造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写了个材料，送给他看。他看了很重视，又批请别的领导同志看，看后以市委文件转发，并上报到中南局和广东省委。省委又将此件批发全省，梁湘同志更为重视。在他的倡议和指示下，我们又组织了更多的同志，对全市工业内部的各行各业技术改造问题进行调查。当时，按工业内部的不同行业，按工厂的大中小和好中差等不同类型，挑选了一百来个工厂企业，当时叫“广州百厂调查”。可惜的是，工作进展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调查也夭折了。不久，我奉调北京。在临走前夕，梁湘同志还专门听了一次汇报，并表示一定要继续搞完。
徐：自此之后，就是那苍黄十年，你们一南一北，想必也没有机会见面了吧？
辛：自那以后我们十多年没有见面，但彼此都关心着对方的情况。在“文革”期间，我们都遭了罪。他在广州，听说先是被批斗，后来下放到工厂劳里动。恢复工作后，先在市革委生产组干了一段，后又到粤北的韶关地区干了一段。我在北京，先忙乎了一阵，后来被关押了一年，又去大西北劳改了四年。有人告诉我，梁湘同志曾几次打听我的下落和处境。在当时那种四周都是冷漠眼光的情况下，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是很热乎的。
徐：大概您北上不久，梁湘就被下放到粤北翁源县农村劳动改造。1968年7月，才被结合进广州市革委会，任生产组副组长；11月任中共韶关地委副书记，一直干到1972年，才算官复原职，任广州市委常委、市委第二书记，兼任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辛：1980年兴办特区后不久，他就成为中共广东省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我时常关注来自深圳特区的消息。梁湘同志冲在前头，主政深圳市，干得挺不错，有一年还成为全国十大新闻人物之一。
徐：这是1986年春天的事。新华社的《半月谈》杂志把梁湘作为封面人物，并推举他为全国十大新闻人物之一。可是，三四个月后，他就黯然“退居二线”了。
辛：这期间，我给梁湘写过一封信。那是1985 年，我在国家林业部当办公厅主任，一位副主任有个亲戚大学毕业了，学的是无线电专业，想去深圳闯一闯。我给梁湘同志写了一封推荐信。后来他们告诉我，梁湘同志看了信之后，说这种人才深圳很需要，不仅很快作了批示，还让秘书带着跑，直到把工作岗位和户口、粮食关系落实为止。我听了很受感到。
徐：虽然十多年没有见面了，但你们之间的情谊仍在啊。
辛：1988年2月，我调来海南省工作，才又见到梁湘同志。见面之后，他的第一句话就是: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就是二十多年，过去叫你小辛，现在要叫你老辛了。
徐：关于梁湘受命筹备海南建省和经济特区的情况，他跟您聊过没有？
辛：梁湘同志倒没有跟我聊过，但我看有关材料也听人说过，知道一些情况。海南之所以能够建省，能批准办经济大特区，梁湘同志是功不可没的。1987年，他从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的岗位上退下来。一向关心海南开发建设的王震副主席，要他去海南看看，帮助出出主意。梁湘同志带了几位同志，很快就到了海南，实地进行考察。考察完后，他写了报告，送给王震同志井上报给了中央。他在报告中建议，将海南从广东分出去，单独建省，并像深圳那样办经济特区。中央对他的建议很重视，
中央经过酝酿和研究，决定海南单独建省，并办经济大特区。随后就成立了以许士杰同志为组长、梁湘同志为副组长的海南建省筹备组，紧锣密鼓地开展了筹备丁作。1988 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便通过了海南建省和办经济特区的决定和决议。
徐：是这个历史脉络，但梁湘受王震之命考察海南的时间是1986年11月。1986年5月22日，梁湘卸任深圳，广东省顾问委员会任职，也就是赋闲了。1986年10月，王震到广东来，要见他。王震是梁湘的老首长，当年是王震359旅的部下。王震给梁湘一个任务：去海南作调研，提出加快开发海南的意见。11月15日至22日，梁湘在海南考察一周，就加速开发海南给王震一份报告：《加快海南开发建设的几点建议》。他在报告中建议，将海南从广东分出去，单独建省，并像深圳那样办经济特区。王震将报告送邓小平和中央，中央很重视。
辛：从这个时间表看，海南建省确实经过了长时间的酝酿啊。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初期，海南省（筹）工委常委有9人，事后来看，我们这个班子的组成是个“三三制”，就是从三个方面来的人，从北京中央机关调来的3人，刘剑锋、鲍克明同志和我；从广东省调来的3人，许士杰、梁湘和缪恩禄同志；从海南本地选拔的3人，姚文绪、王越丰和刘桂楠同志。
徐：当时，您的职责范围是什么？
1989年1月23日，梁湘与辛业江
辛：根据中央的任命，开头我只在省委做宣传工作。不久，梁湘同志郑重其事找我谈，说省政府这边人手少，文教工作没人管，你就一起管好了。所以有一段我是比较特殊的，既在省委有办公室，在省政府也有办公室。
徐：海南建省初期，工作肯定千头万绪，您那时年轻，跟梁湘差着一代人呢，您两边兼着也应该。想来那时梁湘身上的担子更重。
辛：梁湘同志来海南的时候，已是近七十岁的人了，但是他那股热情和干劲仍然不减当年。那种改革开放的思想，雷厉风行的作风，一往无前的气魄，给了我们很大的感染力。他单身一人，住在招待所，不分白天黑夜，日程排得满满的，一直连轴转地工作。对于海南这个经济特区，中央发了文件，给了一些优惠政策。最初，梁湘同志考虑最多的是，如何把这些优惠政策用足，定要结合实际情况具体化搞出能操作的具体条款，不然就是空中楼阁。
徐：海南建省后不久，就有了一个“三十条”。这个“三十条”的制定，是不是您刚才说的背景？请您详细谈谈“三十条”出台的情况。
辛：这“三十条”的制定，我是亲历者，具体情况也了解。不过，要说这个过程，首先要说一下大背景。
1988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批准设立海南省，划定海南岛为海南经济特区。4月14日，国务院就批转了《关于海南岛进一步对外开放加快经济开发建设的座谈会纪要》，指出：“在海南岛实行特殊政策，建立经济管理新体制，把海南岛建设成为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是贯彻沿海经济发展战略.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措施，具有深远的意义。”并再次强调把海南岛的经济尽快搞上去，“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加强民族团结，巩固国防，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有着深远的意义”。
5月4日，为了吸引境内外投资，加快海南岛的开发建设，国务院发布施行《关于鼓励投资开发建设海南岛的规定》（国发（1988） 26号）。《规定》共23条，指出：在海南岛举办的企业（国家银行和保险公司除外），从事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均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另按应纳税额附征10%的地方所得税。
徐：国务院的两个文件，是指导性文件，在海南要落到实处，必须在这两个文件的框架下形成可操作的方案才行啊。
辛：这正是梁湘同志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他认为，中央给我们的特殊政策、优惠政策，一定要具体化、细化，否则执行起来就很困难，再好的规定也会落空。因此，他组织了一个班子，从省委、省政府政研室调了几个人，住在通什的一个旅馆，研究怎么把中央给我们的优惠政策搞成省里面的具体规定。梁湘同志对我们说：这个文件的指导思想就两条：第一，好操作，要把中央给我们的优惠政策用好、用活、用足；第二，手续要简、要快，当时就是繁杂的手续束缚了我们很多人，手续一个是从简，一个是从快，只有简了才能快，要求快就只能简单一点。这两条，也是我们起草“三十条”的灵魂。
梁湘同志花了很大精力来抓这“三十条” 的拟订。他多次对我说，要我帮他在文字上把关。当时我和这个工作班子经常在一起碰头开会，他们一会是从通什跑到这边来找我，一会是我坐车跑到通什去跟他们一起商量，从5月份开始，一共搞了两三个月，最后搞出《加快海南经济特区开发建设的若干规定》。1988年8月1日，海南省政府正式发布。《规定》内容有30条，故简称为“三 十条”。
徐：请您谈谈这“三十条”的具体内容。
辛：“三十条”的具体内容，你可以看文件。从我的印象来说，首先，这个文件的主题思想是相当解放的。其次，有些条款在当时是相当前沿的。比如其中的第二十九条规定：“凡是国家法律、法规及省政府的条例规章没有明文禁止的，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经营活动，企事业单位、团体和个人均可放开经营、大胆试验。”有法学教授概括为，“法无禁止即可为”，只要国家没有禁止的我们就可以干，当时我们搞“三十条”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个。
再比如，第十一条规定：“凡在海南注册的企业，均享有进出口经营权。企业凭营业执照办理进口业务。”这就类似于现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规定了。这种规定当时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
这条规定怎么来的呢？当时我们为起草“三十条”开座谈会，很多企业都反映受限制太多。比如，有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权利不同的限制；再比如说，我是生产菠萝的，当时菠萝罐头很吃香，出口到东欧去，但是企业自身没有出口权，一定要经过外贸局，因此要多办一道手续。所以当时我们就说，只要企业生产的产品境外有人要，比如香港、澳门要，你就可以出口，但当时国家外贸部卡的很紧，所以实际上我们规定是这样规定了，但还是搞不通。
徐：这就涉及到一个国家外贸的管理体制了。那时，我们的改革对外贸和进出口这一块触动不大，搞不通也正常。但是，这一条冲击进出口经营权的规定，在当时应该也算是一个突破。
辛业江：是个很大的突破，而且，这个突破实际上带动了私营企业经济的发展。建省办经济特区初期，我们几个常委经常在一起讨论，当时有一个思想就很好，凡事要讲经济成分，因为我们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先得定性，你是国营经济还是集体经济还是个体经济，一听说你这个企业办的是国营经济，心里就很高兴，就支持，一听说集体经济，也还凑合，一听说个体经济，就好像有点往资本主义走了，就有诸多考虑，诸多限制。在统计报表上，也很注重各种经济成分所占的比例。
当时许士杰同志就不主张这样，对兴办一个企业不要先给定性，贴标签，只要是社会需要而又有人愿意办的，就鼓励他们去办，也不要老抠那种经济成分占多大的比例。他说即使我们海南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再多些，在全国的大盘子中，所占比例也是很小的。因此在谈到发展经济时，他有句口头禅，“大江东去，百舸争流”，当时就是这个指导思想，体现在“三十条”中的就是这第十一条的规定。在这一点在现在已不觉得怎么样，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
从梁湘来说，他是希望冲破一些条条框框的。我跟他聊天时，他有两句俗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句是“反正我这是不进医院就进法院”。进医院当然是生老病死，但“进法院”是他表达不畏艰险、开拓进取的勇气。还有一句说的是，我们海南建省初期底子薄、人才缺、资金缺，怎么办，“寡妇生儿子，要请人帮忙”。我觉得这句话虽然俗气了一点，但也确实说明了实际问题，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初期就是这个样子。
徐：这两句话，也把梁湘直爽的性格显露无遗。
徐：既然从梁湘到您及省委、省政府都重视这“三十条”，颁布时应当隆重地广而告之吧？
1994年4月11日，辛业江到广州看望梁湘
辛：是啊，当时我们开了一个大会来宣传这“三十条”的。
徐：8月1日“三十条”颁布的日子?
辛：晚几天，8月4日。这一天，省工委、省政府召开干部大会，许士杰讲了话，梁湘作了长篇讲话，以期推动“三十条”在海南落实。
辛：在起草“三十条”的时候，梁湘对我说：老辛啊，“三十条”颁布后，也有个落实的问题，要有相应的法规来配套，这个问题要及早考虑。为此，省政府也开始考虑配套的法律法规问题。
8月5日，省政府就发布了《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鼓励投资的税收优惠办法》。《办法》的主要规定有两条，即：（一）在海南举办的外商投资、内地投资企业（国家银行和保险公司除外），从事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从1988年7月 1日起，均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免征地方所得税；（二）全民所有制企业（包括预算外）实行税利分流办法，即企业实现的利润，先向税务机关缴纳企业所得税，然后向同级财政部门缴交利润。
8月12日，省政府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强调要进一步贯彻落实“三十条”，借鉴香港经济法规，抓紧制定海南的经济法规，梁湘把这任务交给了我。
徐：可是，海南这“三十条”有些生不逢时啊。大环境变了。1988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作出“治理经济环 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当时中央关于实行宏观政策调整的文件中都明确提到一条：“海南不得例外”。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三十条”是不是也搁置了？
辛：这个治理整顿怎么来的呢？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当时国内外都比较满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特别是国内人民从十三大召开看到了希望，民心为之一振。那时，全国农业丰收，整个经济形势都比较好。
正因为经济形势好，国家提出了闯物价关的决策，想尽快把以前多年形成两种价格，即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并起轨来。由于准备工作不够充分，要求也急了些，全国有不少地方，发生了市场抢购和银行挤兑的问题。于是，在当年9月份，就提出了“治理整顿”的口号。其内容是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从1988年下半年开始，改革和建设的重点，便放在治理整顿上来。
治理整顿是对的，但当时具体负责这个工作的一些同志，本来对改革就有保留，治理整顿口号一提出，便在此名义下，全面收缩，完全用行政的办法，大砍大压，恢复旧的一套。原来已经下放的权利又被收回，许多老办法又恢复了，大量用市场调节的措施被取消。既然中央文件明确规定“海南不得例外”，我们这个“三十条”虽没有说取消但也有点无果而终了。
徐：梁湘是深圳和海南的拓荒者，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一面。我想，人都是多面的，梁湘也不例外。在您与他的接触中，他有没有另一面？譬如说，对人对事比较细致的一面？
辛：当然有啊。我前面讲过的他对我给他的推荐信很重视，也很周到，就是一个例子。这里我还可以说说。譬如说，对于群众生活，他是很关心的。我亲身经历的，有这样两件事。一是1989 年元旦、春节快到了，政法战线的干警为了让大家过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要加班加点。在当时工资收入很少的情况下，想给每个人连奖励带补助发一百元钱。为这笔钱的筹措，找省财税厅，被顶了回来，找分管财政的副省长，也不给批。我当时在省政府还联系政法工作，政法办的同志找到我，要我直接去找梁省长。我找到他说明了支持的理由，他很痛快地批了。他边批边说，政法战线的同志们很辛苦，刚刚建省，一下子来这么多人，社会秩序搞到这个样子，真不容易，补助点是应该的。我对他说，您还可以再斟酌一下，因为可能有个连锁反应的问题。他当即说，出了问题，我担着好了。
再一件是有一年春节前夕，他专门把我找去，说这次过年我要出差，哪也不去慰问、拜年，就是环卫工人我放心不下。为此，他要我代表他专门去海口市的环卫单位，慰问环卫工人，并同他们座谈。我照办了，并把我写的一首打油诗“椰城何以清，环卫工人勤。宁以一人脏，赢得万人净”抄给了他。他看了之后，十分高兴。在他临走前，他专门和环卫工人的代表吃了一次团年饭。在吃饭的时候，他向环卫工人一一敬酒。他说，你们是城市的美容师，为了城市的干净，自己干最脏最累的活，“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净”，社会上还有人看不起你们，这是不应该的。吃完团年饭，他才匆匆奔机场了。
徐：1989年9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梁湘被撤职的消息，意味着他的政治生涯结束了。您了解具体情况吗？
辛：我不是很了解，他也不大谈。我只知道他被召到北京后，过了几个月的“谈话”生活。那种“谈话”生活的滋味我是尝过的，不知道那几个月他是怎么挺过来的。然后，他被撤去了省长职务，先在海南闲住了一段，后来就到深圳闲居了。像他那种一辈子生龙活虎，忙惯了的人，一下闲下来，落差如此之大，其心情可想而知。我很为他担心。
徐：您还在副省长位置上，您和他有交往吗？
辛：有。可以这么说，我往往是找机会去看他的。第一次去看他，是1991 年7 月，我和科技厅刘厅长去深圳参加国家科委召开的一个会。开完会，我和刘厅长去他家看望了他。他见到我们，那股高兴劲可热烈了。容不上我们插嘴，他问了我们好多海南的情况，对海南的一往情深溢于言表。接着，我们请他出去吃一顿饭，他很爽快地答应了。
刘厅长是当过秘书长的，不到一天的工夫，他把所有在海南曾经做过负责工作的而当时又在深圳的同志，都请来了。里面有当过副省长的邹尔康，有当过三亚市市长的程浩，有当过华海公司老总的甄锡培，有负责过八所开发区的用宽等。长期当过深圳二把手的周鼎同志，刚从澳门工委书记岗位上退下来，也赶来了。
那次吃饭，席设深圳国贸中心的顶楼上，坐满了两桌。顺便说一下，那一次请客的饭费是深圳一家公司的老总赞助的，没有动用公款。席间，气氛十分热烈。对于梁湘同志，除了我称梁湘同志，刘厅长称梁省长以外，其余的都是亲昵地称之为老板，或者是梁老板。那种战友间的热乎劲，几乎到了忘形的地步。过后我听他老伴邝辉军说，那一天是他这两年来最高兴的一天。还说，老头子为了去吃这顿饭，一会儿刮胡子，一会儿系领带，着西装。还叫人把积了一层灰的汽车擦洗了一遍，忙于了小半天。他一边忙着，一边喃喃地说，海南没有忘记我，还有副省长请我去吃饭。
徐：听了您的讲述，油然想到文天祥的名句：“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梁湘的心还在海南！
辛：（长时间不语）后来我听说他病了，在广州住了院。1994 年4月，我和文体厅陈克勤副厅长去浙江开会。我们路过广州，专门停留了一天，去看望梁湘同志。他当时正住在第一军医大学的附属医院里，病得不轻，下肢行动困难，不能站立和行走。但是见到我们，笑着说病不重。看得出来，他那笑是费了劲的。陈克勤很机灵，买来了一束鲜花送给了他，他笑得更起劲了。现在，我这里还保留着他捧着鲜花，和我们在一起合影的照片。以后，一会儿听说他病好了一些， 一会儿听说又有些加重。我更思念他了。
1995年6月25日，辛业江在深圳看望病中的梁湘，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1995 年6月，我到深圳去开会，听说他在深圳的福田区人民医院住院，会后，我到医院去看他。刚走出他住的那层楼的电梯，就看到医护人员贴出的壁报，刊头的字赫然在目，很像梁湘同志的笔体，一问，果然是的。医护人员说，梁市长（深圳市民还是那样称呼他）可好了，同我们像一家人一样。那次我看他的病情比在广州时稍好一些，能够站立，并且能很艰难地走几步。
我在他病房里，和他及他的老伴一起聊天，互相询问着，我问他的病情，他问我有关海南的省情。临走的时候，他一定要送我到电梯口，我见他那样艰难地一步一步地挪，几次制止，他都不干。到了电梯口，他又艰难地把手举起来，眼眶开始湿润了，我的眼睛也很快被泪水遮住了。最后，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怎样出的电梯，怎样出的医院。
徐：1996年，您也开始了被“谈话”的生活，我想，这是您最后一次见到他吧？
辛：是的。我在看守所看到他去世的消息时，我很震惊，真没想到他会走得这样快。记得在深圳福田医院去看望他时，他对治好病还充满信心，并一再对我说: 等病好了，我一定找个机会去海南看看，哪怕是自费旅游我也要去。现在，他的这个愿望再也不可能实现了。我离开福田医院的时候，尽管心情凄然，但我相信，我还会见到他，也希望能再有机会见到他。现在，这个希望，不可能实现了。
想到这些，对梁湘同志过早地离开我们，深感惋惜。深圳市有一个拓荒牛的大型雕塑，我去看过。拓荒牛那种倔强有劲的形象，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这个大型雕塑，是深圳的城徽，象征着深圳，象征着深圳人民。有人说，它也象征着梁湘同志，我看也是不过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