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个证明到海南
我下乡之前，是北京外国语学院附校的67届初中毕业生。当时学校正安排学生去山西沁县插队，因为我家庭出身不好，怕和学校的人在一起受气，不想去，正好高三的吕占元、徐亚菊、阎沂东等人已经先期到了海南岛的垦区农场，他们邀请我也去那里和他们汇合。1968年12月的一天，我和王小华、张援远商量去海南岛，反正迟早都要下乡，远近无所谓，只要不受气就行。我和小华先去，援远随后。那个年代，家里的大人根本无暇管孩子，他们自身难保。24日那一天，我和王小华在南下的火车上，通过广播听到了毛主席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农村的同志一定要欢迎他们去。”
那时的海南岛叫海南行政区，隶属广东省，要去那里也不是很容易，进出岛必须要有单位证明，否则无法购买船票。小华想出一招，让我在开学生证明的时候有意让学校将章子盖到很低的位置，然后我们将前面部分裁去，留下带章子的空白纸，由我们自己写个去海南的证明。这一招很有效，居然成功了。
我们都是“走资派”的孩子，当时算是“黑七类”（地、富、反、坏、右、叛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子弟，在农场最初两年的处境很不好，凡出身不好的人都被打入“另册”，处处被人歧视。红光农场不久被改编为生产建设兵团5师9团，我所在的生产队成了16连（原来叫建设队）。连队指导员是安徽籍退伍兵，叫陈兴友，没什么文化，大会讲话经常白话连篇，如将“走邪路”说成“走牙路”，把“猥亵妇女”说成“畏果妇女”，惹得大伙大笑。有一次他在全连大会上传达中央文件，愣将“外贸部”念作“外货部”。当这帮知青在台下大笑时，他居然解释说：“你们笑什么？外货部都没听说过？外货部就是专门从事买卖外国货的部。”他的解释不无道理，可大伙笑得更厉害了。
海南的炎热
我们几个北京知青是重点监管对象，不让我们参加民兵组织。我已习惯政治上受歧视，不在乎指导员怎么想，需要习惯的倒是恶劣的生活环境。那时年轻，身体强壮，劳动虽苦并不怕，凡其他人能干的我也能干，而生活环境之艰苦是一般北方城市人难以想象的。首先是炎热。海南岛气候炎热，没有四季之分，每年从三四月开始到十一二月都很热，每天差不多都有摄氏三四十度。这样的天气旅游倒不觉得多难受，如果烈日当空，在毫无遮盖的地里干活可就不是滋味了。五月到十月，天气热得最难熬，中午时分，一桶水泼到瓦房顶，见不到一滴水流下来；一觉醒来，凉席上准留下一个湿湿的人形。
那时，热得受不了，无处可躲，我连跳井的念头都有过。
其次是下雨。海南岛在两季几乎每天下雨，但时间都不长，并且很有规律，有时甚至都可以指算出每次下雨的时间。我们每天在地里干活热得衣服被汗水湿透，一阵暴雨又被雨水浇成落汤鸡，太阳露出来后，衣服一会儿就晒干了，再过一会儿，又被汗水浸透。总之，一年到头，我们的衣服总是湿漉漉的，不是雨水就是汗。天热就要喝水，每天早上背的那壶水往往刚走到地头就喝得差不多了，然后就要忍渴。
一次在地里干活，烈日炎炎，奇热无比，大地好像都在冒烟。我渴极了，水壶早就干了，嘴唇发白，嗓子眼儿干得说不出话。我不好意思再向别人“借”水喝了，于是向一间当地农民的茅草房走去。草房里有一农民，我用整脚的海南话说明来意，老农似乎听懂了，指了指一个饭煲。饭煲里有半煲稀饭。我早就听说过，海南虽然天气热，食物易变质，但农民煮一次稀饭要喝两三天，并且米是米，水是水。我端起来一闻，果不其然，一股馊味儿扑鼻，至少有一天了。我犹豫半天，农民奇怪地望着我，嘴里还不住地说：“加堆，加堆”（本地话，意思是喝水）。我忍着馊味，闭上眼，张开大嘴，一口气将馊米汤全都灌进肚子，只剩下一些米在煲底。
恐怖的各种毒虫
除了炎热和下雨，我认为最让我感到恐怖的还是各种毒虫，如蝎子、蜈蚣、蛇等。一般的蚊虫都是小意思，海南岛的毒虫可是够厉害！
在海南劳动的日子里，几乎没有一天不见蛇，而那里的蛇几乎全是毒蛇，最普遍的是竹叶青，翠绿色的身子，尾巴上有一抹红。一次，我去割香茅草，中间休息的时候，发现身上有斑斑血迹，以为是不小心镰刀伤了自己，急忙在自己身上找伤口，但没找到，于是顺着干活的路往回查看，发现一条已被自己割成两断的竹叶青。我只顾快干活，不小心将蛇和香茅抱在一起割了一刀，幸亏手快，否则肯定要挨蛇咬一口。
还有一次除草，我的脚没在一尺高的杂草中，突然感到一阵冰凉，不看则已，一看可把我吓坏了，张着大嘴竟说不出话，一条锄把粗、两米长的蛇正从我的脚脖子上慢慢地爬过。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条蝻蛇，一种无毒的蟒蛇。我还见过银环蛇、眼镜蛇，还有很多我叫不出名字的蛇。我从来没有被蛇咬过，但领教过海南蝎子和蜈蚣的厉害。
最让我难忘的是一次被一只二十公分长的大蜈蚣咬到大脚趾。当时，不到五分钟，大腿根的淋巴结就鼓起一个大包，脚趾也变得紫黑紫黑的，那种疼痛是非常难以忍受的，本地人说，大棒小伙子也要疼得在地上打滚。我虽没有在地上打滚，可我疼得紧咬牙关，大汗珠子滴答滴答往下掉，回到宿舍就起不来了。当地人说，无论用什么药，被蜈蚣咬伤都要忍一夜的疼痛，第二天早晨公鸡一叫就好，公鸡是娱蚣的克星。说来也怪，当地人的这句似乎迷信的话真的灵验了。我疼得一夜没睡觉，第二天早晨疼痛果然减轻许多，可整个膝盖以下肿得像个大象腿，只能拄着拐杖走路，肿痛持续了一个星期。
眼见雷电劈死牛
早就听说海南的雷电厉害，真经历了才能感觉到那恐怖。
一天，外边正下着瓢泼大雨，雷鸣、电闪。我起夜，站在门口正撒尿，突然眼前变成刺眼白昼，一道闪电，酷似一条粗大的、通红的蜈蚣从头顶爬下来，几乎就在同时，一声炸雷轰响，震得大地颤动。我双腿一阵发麻，吓得憋回没撒出来的尿，急跑回屋里。同屋的人都被那声炸雷震醒了，吓得半天不敢睡觉。
1972年的夏天，有一次我从团部步行去22连（原红明村）,当走到一片山梁时，突然风起，乌云立刻铺天盖地而来，马上就要有一场暴雨来临。我独自一人在山梁上走，周围没有村落，没有可供避雨的地方，甚至连一棵大树都没有，此地离22连也就差两三里地，下了这道梁就到。我不由加快脚步，后来就跑了起来。暴雨还没到，但天已被乌云遮满，黑压压的，像夜幕降临，电光开始闪亮，雷声开始炸响（我过去在北京听到雷声是轰鸣而不是炸响）,我看见自己不远的前后左右，一道道闪电垂直地从天空劈下来，直插入地。我感到脚下麻酥酥的，心里不禁紧张起来。我加快了速度。开始掉雨点，大滴大滴的雨点打在脸上生疼，下山梁前，我超过一个放牛的小孩和那群水牛，电光继续在他身边闪亮。雨开始大了，我衣服已全湿了，我比那个放牛小孩和牛群早一分钟冲进了22连。大雨倾盆而下，连里传来小孩的叫声：我的一头牛死了！那头牛是在我身后约百米的地方被雷电劈死的。
还有一次收工的路上，眼看就要进连队了，突然下起大雨，大伙并不怕雨水打湿衣服，而是怕雷电，于是都急急地跑。我扛着一把锄头，也在后面跑，突然，眼前一片雪亮，同时一声巨响，震得我扔掉锄头趴在地下，我闻到一股焦糊味，爬起身迅速跟上大队跑进连队。雨后，我回去找自己的锄头，在刚才扔锄头的地方，发现路边防风林中的一棵大树被雷电劈断，断枝上还在冒着烟。我很后怕，暗暗庆幸自己的命大。
饥饿的小青年偷食物
我在海南岛农场的年代，每天的粮食定量为1斤半，早、中、晚饭各半斤，现在城里的年轻人肯定都吃不了，可那时缺油，国家配给每人每月2两油，我们连队自种花生，每人每月可以达到半斤油，但也是少得可怜，因此只靠半斤大米饭，我几乎顿顿吃不饱。
蔬菜是连队自己种的，有萝卜、苦瓜、油菜、空心菜、丝瓜等品种也不少，但就是怕干旱，时常因为干旱长不出蔬菜，那我们就只能吃萝卜干、咸菜或盐水拌米饭了。连队养的猪只有在节假日的时候才有可能宰杀，吃肉都是大块大块的，节日吃肉一个人一块，足有2两重。
由于总吃不饱，几乎每天晚上都觉得饿，有时候饿得睡不着，于是大家就商量着想办法找吃的。不知道是谁出了个主意，去猪圈偷猪食。
我们连队有大大小小几十头猪，猪倌叫彭卫东，是当地知青，很勤奋，每天为猪做饲料，其中就有碎红薯拌在烂菜叶子里一起煮。细心的人发现，那里面的红薯有比较大一点的，人完全可以吃。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从猪圈旁边的窗户翻进饲料屋，掀开大锅盖，果然看见一大锅已经煮熟了的红薯，当时的那种兴奋没法提。红薯大多是碎的，混杂着菜叶子。我们慌慌张张地在里面翻找大些的红薯碎块装进书包，回到宿舍大餐一顿。
没想到我们去猪圈偷食的事情第二天就被连队发现了。当晚连队开大会，指导员通报了有人偷了猪圈里的红薯，虽然怀疑是我们北京知青干的，但他没有证据，只是当着大家的面训斥说：这些人偷吃了红薯，那猪吃什么？!连长也讲话了，他说：偷红薯不对，谁干的谁要检讨，但年轻人正长身体，饭量大，定量不够，吃不饱，肚子饿了没办法才会去猪圈偷，建议食堂以后专门蒸些红薯，给饭量大的知青补充一点。他的这几句话，让我感觉到了温暖，让我记了一辈子。
连长是江苏人，人很瘦小，但他是退伍兵，据说在1964年大比武的时候还是拼刺刀的尖子。我对连长从此就有了好感，后来重回海南时，我还去看望了他。
因为饿，我们还偷过很多其他东西，比如偷过木薯。偷吃木薯才有趣，一次在地里干活，旁边正好有一块木薯地，也不知道那木薯是属于连队的还是当地老乡的。我们偷偷创出来，在地头烧熟了就吃了。木薯是一种根食作物，和山药差不多，只是更长、更粗些。吃木薯是有学问的，必须先用凉水浸泡一天，据说这样做是为了拔毒，第二天无论煮或烤吃都可以。但这些知识我们当时并不懂，当天晚上都中毒了，肚子很疼。但我们几个谁也不敢去连队医务室，生怕被人知道我们偷吃木薯的事。好在木薯的毒性并不大，强忍着疼痛，扛一夜就过去了，真是吃一堑长一智啊！
变卖“家产”就为吃
我们营部设在15连，距16连只有200米远，那里有个小卖部，我们常去那里买日用品和小食品，我最感兴趣的是小卖部里的红烧猪肉罐头。知青的工资太低，第一年每月19元，后来才改为每月27元。我挣19元时，扣完伙食费，只剩10元零花钱。当时一瓶红烧猪肉罐头的价钱是3元8角，也就是说每月买不起3瓶罐头。
有一次，我晚饭又没吃饱，看着有的知青开小灶，做着家里寄来或自己探亲带回来的食物，实在馋得要命，真想吃肉，可手上已没钱了。
我想用实物换点儿钱，那时刚来的退伍兵都有钱，我找来一个姓杨的退伍兵到房间，指着自己那堆衣服杂物，问他想要什么东西换点儿钱。退伍兵最后看上了我的那把小提琴。我喜欢音乐，小提琴是从北京带来的，已随我多年，刮台风的时候，掉在地上摔裂一个缝。在连队里，知青们组织了一个文娱宣传队，我的水平不高，但常拉小提琴给别人伴奏；晚上的生活很寂寞，无聊的时候或想家苦恼的时候，也可能高兴的时候（但这种时候比较少）,我就拿出小提琴拉一会儿，发泄发泄情绪。今天要卖掉它，心里实在不好受。经过讨价还价，好像是卖了8块钱。卖了小提琴，我赶快先到小卖部买了一瓶红烧猪肉罐头，一口气全吃了。
站在海边想海鲜
去了海南岛，本以为在那里可以天天吃海鲜，没想到我在那里的4年里居然没吃过一次鲜鱼，更谈不上别的什么海鲜了，唯一沾点腥味的东西就是吃过几次小咸鱼和虾酱。
在海南岛没有鲜鱼吃，在今天听起来像是个笑话。那时在海南岛，除了在海边或在城市里生活外，一般地方是见不到海鲜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没有冷藏保鲜和运输设备。
别看我们农场距离海边只有几十里，但没有交通工具，只能步行，去海边一次也不容易。我们曾利用“八一”建军节休假两天的机会步行80里去过一次海边（花场）。那次去海边实在太累，我们一大早出发，走到下午两三点才到，游玩了两个小时就往回赶，回到连队已经是半夜，躺倒就起不来了。
这里的海边基本见不到人，更谈不上游客，我们在海边可以拾到很多贝壳，还捡到了海星。当地人说2-3米的水下就可能有海参，我们当中水性好的就潜水摸海参，居然真的摸到很多海参。大家很兴奋，本来以为这下可大饱口福了，背回去一小麻袋海参，但拿回去后不懂得怎么加工，无论怎么煮就是去不掉里面的沙子，根本无法下嘴，大家只能“望参兴叹”了，辛辛苦苦搞回来的美味海鲜无缘享受。
记得这次去海边的有：吕占元、王小华、张援远、王平原、郭金山、蔡亲雄（海南知青）、李传贤（广州知青）。
海南的几种美食
薏粑（海南话）是一种当地民间糯米食品，用芭蕉或椰子叶围裹的圆饼，里面有花生和糖馅，软软的、甜甜的，非常好吃。一般是农民自家做好，挑着担子出来卖，当时的价格是两毛钱一个。有一位挑担子卖东西的老婆婆经常来我们连队，非常受我们知青的欢迎。老婆婆身子有点驼背，是个忠厚的老实人，经过我们干活的工地时也卖给我们薏粑吃。由于我们一般干活不带钱，往往我们先吃，记下数，中午老婆婆来连队再讨还欠债，大家一般也都不会赖账。
我们几个知青有时候就搞鬼，吃了5个就只给4个的钱，吃3个给2个的钱。老婆婆不大会算账，也许是因为人多记不清，也许她完全没有想到我们会骗她，我们的伎俩总是都能得逞。现在想起这件事还很是惭愧，真对不起那位善良的老婆婆。
福山镇只有一家大点的饭店，就叫福山大饭店吧。当地最有名的一道菜是烤乳猪，也是最贵的，据说福山大饭店这道菜做得最好。大饭店其实也不大，几级台阶上去，一个大厅，可以摆上十几台桌子，大厅右边一角围起一道很矮的墙就是喝咖啡的地方。饭店里的卫生实在不敢恭维，桌子、凳子（没有椅子）不但很破旧，而且很油腻，地面好像也是黑乎乎、脏兮兮的。饭店里的桌子只有一尺多高，凳子也很矮小。“咖啡”的海南话发音很怪，叫“哥碧”，所以我们管福山大饭店也叫“哥碧店”。据说越南的胡志明主席曾在这里品尝咖啡时赞不绝口，于是，福山咖啡在海南就小有名气了。
福山人喝咖啡的方法是这样的，首先将已经研磨成粉的咖啡包扎在一个纱布袋里放进水壶，然后将热水冲进壶中，一袋咖啡粉可能可以冲几次。因为先冲出来的咖啡浓，所以大家都喜欢喝第一壶的咖啡。服务员利用这个权力，对不同客人表示着亲疏。当地人都知道，第一壶冲出来的咖啡很浓，喝几口就加水，买一杯相当于喝了三杯。
咖啡店里只有一个服务员，是本地姑娘，人长得很漂亮，微微有点胖，皮肤很白，看年龄20岁左右，对我们北京知青都很热情，一次我回家探亲前曾托她帮我买过咖啡粉。那时候没有听说过咖啡伴侣，福山人喝的咖啡加的是炼乳，这种加了炼乳的咖啡就叫“奶碧”了。
海南岛到处都可以种植咖啡，但实际上咖啡园很少，我所在的农场有一个被废弃的咖啡园，在那里，我有生第一次见识了咖啡树和咖啡豆。每次赶集，福山的“哥碧店”是我们知青最喜欢光顾的地方，喝上一杯浓浓的“奶碧”是一种很大的享受。
30年后，故地重游，饭店已经不复存在了。
南方水果多，但我在海南岛的那个年代没有见到很多水果，连队里只有一个很小的香蕉园，收获的香蕉也只够供应连队幼儿园的孩子吃。
有一种水果叫“油梨”，我过去从来没吃过，离开海南后也再也没见过。据说油梨是东南亚一带的水果，是海南的华侨从印尼移植过来的。油梨的样子和普通鸭梨很相像，个头比鸭梨更大些。成熟的油梨很软，但吃起来没什么味，当地华侨都是将油梨去皮捣碎，放在碗里加糖搅拌后吃，感觉还是很有风味。我们连队有个叫阿炳的华侨青年，家就在本地，矮矮胖胖的，人很随和，和我们关系很好，他经常从家里带来自家种的油梨，亲自用白糖调制好后给我们品尝。
我最喜欢的水果还是荔枝。每年五六月份荔枝上市，福山集市上几乎都是卖荔枝的。按当地习俗，荔枝可以先品尝后买，品尝不满意可以不买，这对于我们知青来说机会来了。于是乎，我们往往挨着摊位一家一家地品尝，从街的一头尝到另一头基本可以吃饱。最后离开集市时，买一些带回连队。我们有时也去附近农村买荔枝。当地农村人卖荔枝一般按树为单位，即一棵荔枝树5-6元，随意采摘。那人们都是挑着箩筐出门买东西，即使你装得再满，两箩筐顶多60斤，再多不但挑不动，也装不下。每年我们每人都吃很多的荔枝，总量不少于百斤。
在农场的后两年，各个连队也开始有了副业，有规模地种植了一些水果，比如木瓜、菠萝、香蕉等。记得有一次我去5连，那里有一个木瓜园，连队文书带我参观，坐在园子里的石凳上，环绕周围的都是挂满一串串木瓜的树。这是一种矮种木瓜树，伸手就可以摘到果实，我刚来海南的时候还不喜欢木瓜的味道，但后来越吃感觉越好。5连的文书是华侨女青年，她给我选了一个大木瓜切开吃，味道甜，水分足，吃一个肚子就撑了，看着满眼的木瓜，摸着滚圆的肚子，想再吃也有心无力了。
作者：鲍海廷 海南农垦红光农场北京知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