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27日上午，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江上舟因病在上海与世长辞，享年64岁。
64岁，还是一个通常所说的“年富力强”的年纪，因此，熟悉他的朋友或曾经与他有过交往的人，都不胜唏嘘。
我没有见过江上舟，但在我做海南开发尤其是洋浦开发的采访过程中，知情者都提到了他。知情者对他的评价并不一致，甚至给我毁誉参半的感觉，但有两条是一致的：1、江上舟是个干事的人；2、在海南10年，江上舟游走于理想与现实之间，基本上是个失败者。
在江上舟去世的第二天，我恰巧到上海。朋友小酌的聚会上，也有与江上舟熟悉的或企业家或上海的“红二代”，江上舟当然是话题之一。我说起海南人对江上舟的评价，我的老朋友陈乐波兄说，以江上舟在上海的10年来看，总体上来说，也可以用“失败者”来概括。不过，他又补充说：把江上舟放在改革开放历程中来看，在新旧体制交错的情况下，他的作为很有限，但要说他是失败者，也得加上“光荣”两个字，是“光荣的失败者”。
乐波兄的父亲陈同生，曾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他是“二代”子弟。1980年代在《世界经济导报》干的风生水起，1990年代也下海弄潮，但一直对时代的变迁持有思想者的观察。
江上舟是“红二代”，其父江一真是长征走过来的老革命，当过省委书记，主政过农业部和卫生部。在那个年代的革命队伍中，江一真也属于文化水平较高的知识分子了。江上舟秉承家风，孜孜向学。1965年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一年后文革潮起而失学；1978年，再圆清华梦，成为清华首届研究生。第二年，他争取到去瑞士留学的机会（中国和瑞士互相交换留学生，一年只有两个名额），到爱因斯坦的母校——瑞士苏黎世高等理工学院留学，成为国门重启、留学海外的先行者。1987年学成后回国。
有媒体曾报道说，江上舟无意于仕途，只想干事。这大概是以现今的社会态势类比而言。其实，江上舟很有从政志向。作为“红二代”，进入仕途大致是常态驱使；而对于江上舟来说，还多了一条价值取向：只有进入仕途，才能将在国外所学到的先进理念予以试验、运用。
关于这一点，乐波兄很赞同我的意见。他说：在八十年代欣欣向荣的新气象中，从政的含义与现今不一样，那是报国的理念，是为推动改革开放事业的抱负。
早在1982年，江上舟回国探亲，有感于欣欣向荣的改革开放的新气象，曾有放弃攻读博士学位、回国从政的想法，但被乃父阻止。乃父认为，他多学一点知识，得个博士学位回来报效祖国，比现时就从政会更有作为。
1987年，江上舟学成回国，到国家经委外资企业管理局，走入仕途。此时，海南作为一个单列省和最大的经济开发区的筹备工作正在进行。这年9月，梁湘被总书记召到沈阳，正式确定海南建省的人选。恰巧，江上舟也在东北，得到消息后对此很热心。在梁湘的提议下，他参加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南发展战略发展调研组，为海南建省后的发展作战略规划。
1988年3月，江上舟正式调到海南。海南建省后，他任职海南省政策研究室。是否有个一官半职，知情者的说法不同。反正，对于江上舟来说，要想把留学中所得到知识、理念，为改革开放添砖加瓦，必须有一方自己的天地。他决定到三亚市，竞选副市长。
1989年，三亚选举副市长时，江上舟落选了！1991年，再次选举时，他高票当选了三亚市副市长，开始展现诸多崭新的理念：譬如，三亚建立起全国第一个土地交易中心，明确“要土地不要找市长，要找市场”，实行土地公开拍卖。再譬如，他借鉴国外的经验，率先发展旅游产业，不仅在环保上下功夫，而且修路建桥。1993年，亚龙湾就被列为11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之一。
不过，江上舟也遭遇到他所不能理解的抵制。土地找市场，修路建桥公开招标，官员无机会受贿，等于断了愿意捞的官员的财路。江上舟被非议自然而然。1993年，在对理想与现实间落差感到无奈之际，他决定回到上海，与一直分居的妻子团聚。不料，新上任的省委书记阮崇武则坚决要他留下，去主政洋浦开发区。
洋浦开发区在海南建省筹备期间即已被中央确定为海南的龙头项目，以30平方公里的土地换取开发款项，并作为海南特区的未来发展模式的试验。但在1989年，却被一些政协委员指斥为“丧权辱国”，引起了一场风波。耐人寻味的是，“洋浦风波”最早在新闻媒体上喧嚣，则来自于上海的报纸；其后北京才有所反应。
洋浦的蝴蝶展翅，为何上海报纸要落雨？面对着我征询的目光，陈乐波、晏小宝（曾任汪道涵的秘书办公室主任）、钱晓华（与乐波兄一样1990年代下海始终有思想情怀的老友）等都觉得是个问题，解释也各有侧重。
“洋浦风波”过后，尽管邓小平批示可以继续进行，但实际上还是搁置了。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改革开放继续推进，洋浦开发又被提到议事日程。阮崇武要江上舟担任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局首任局长。这是他所渴求的自己的一方天地，他当然愿意留下施展政治抱负。
1993年4月10日，海南省人民政府派出机构——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局挂牌成立。江上舟践行的是欧洲发达国家的政府理念：“小政府，大社会”。他在开发区成立典礼上演讲，“小政府、大社会”、“最小的行政干预、最大的经济自由”，是其中的两句话。这篇演讲，后来被称为“洋浦宣言”。开发区当时设立七局一办，公务员一共66人，这是一个高度精简的“小政府”。
江上舟摆脱既往人事规则的羁绊，在全国率先实行“公务员招考”，从全国范围内选拔英才，麾下一度聚集了8位博士几十名硕士，其他的如公共财政、无纸化办公等，都开了风气之先。
不过，如同在三亚一样，江上舟的先进理念依然与传统体制有遭遇战。以当年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来说，他必定是一名失败者。1997年，他颇有些落寞地回到了家乡上海。
回上海，江上舟任职上海市经委常务副主任。1998年，他富有前瞻性地提出上海要大力发展IC(芯片)产业。这又是被称之为“异想天开”的超前行为。他只好耐心地说服那些懵懵懂懂的主管部门领导，以求突破中国IC产业的困境。
上海的10年，江上舟依然保持既往的风格，做事投入、很有热情，比较敢于发表观点。因而职务也一直没有得到升迁。
2008年，江上舟卸掉政府任职，出任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有人问他有何感想。他说：“能投身于中国快速工业化的进程中，已经感到很幸运了”。沉舟侧畔、病树前头的淡然，透着一份失败者的荣耀。
改革开放是与原有的计划体制相冲突的，更何况当年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所带来的限制甚至抵制难以逾越。江上舟的人生轨迹，即是这种新旧体制冲撞的一个标本。自然，也构成了人们怀念他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