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丨柏林藝術浪潮：被利用的「美」

講起納粹宣揚古典藝術與貶低摩登藝術的故事，我亦有些大學的趣事可與此一併寫來。

我對於藝術史的興趣，源於現代造型設計無法解答我對於紋樣本質究竟為何的問題。藝術史如此龐雜，我又該從何學起?所以當我看到學校有「十八與十九世紀歐洲與美國藝術史」時便毅然決然地報名。課堂上許多事情無法深究，就算每次上課前讀完幾十頁的學術文章仍是學些皮毛，畢竟要用兩個星期講完一類視覺藝術是不可能的，尤其是這門課對歷史的根底要求很深，教授上課只能說是旁敲側擊，無法與學生有真正深入的交流。但是年輕人的特點就是喜歡裝深沉，而且在這個注重人權的時代，每個人都有發聲的機會，使得絕大部分意見都是嘈雜的噪音。我比其他同學也好不到哪裡去：對於《荷馬史詩》一概不知，就是《聖經》還讀了幾個章節，但丁的《神曲》讀了三分之二後全數忘掉。但是因爲我從小學習古典音樂，所以自認與古代歐洲有超越時代的聯結，所謂「浪漫化」了痛苦的歷史，最後成了個別學生的公敵。

在學習建築時，除了建築的樣式，我們還討論了城市規劃。巴黎之所以如此奢華，還要歸功於一八六零年代豪斯曼的大規模整修：把河流般的臭水改爲地下排污系統，把建築間彎曲與不平整的道路拉直，拆毀舊屋而後重建。在拿破侖三世的指導下，豪斯曼完成一項創舉，爲世界留下了美麗的巴黎，乃至二次世界大戰時法國不惜向納粹投降也不願他們空襲巴黎來維繫不屈服的戰爭狀態。無法避免地，無辜平民需要遷居，底層怨聲載道。因為此次整改讓蔓延的瘟疫消弭於無形，我們還是應持正面態度看待。當然，我們開放的課堂允許自由討論，在社會被「大愛包容」籠罩的氣氛下，一位女同學發表了看法，斥責此規劃爲菁英主義。我亦舉手發表看法，說許多標榜著為底層服務的政權不知把城市規劃搞得多糟。我無法避免地提到了「菁英」一詞，讓富有母愛的女生神經系統錯亂，認爲我是在針對她，又舉手說這就是只顧菁英而罔顧百姓的修整。教授出來圓場，說最後一定需要有人出來執行此次整改，換言之，便是對擾民的層面作出無可奈何的妥協。我與這位女學生亦自此成為對頭。

我們學校是文理學院，因此女生居多。二十多人的藝術史課堂中，更是女生泛濫，男生只有六個，後來還有一個退出了，而我是唯一喜歡公然發言建立敵對關係的男生。因爲女性的神經長年沒有被反對勢力刺激，讓母愛成爲了主導討論的大方向，因此受到我牛犢般的頂撞時，大愛包容的原則便被摒除。對意見不同的人深惡痛絕，這怎能稱得上「包容」二字?!

而我在課堂中最大的疑問，就是在知道達到美所需要付出的代價後，能否繼續欣賞她?

曾幾何時，風向完全是與現在倒著吹的，我現在看到的自由派已面目全非，沒有了八十年前小羅斯福的聰慧，九十年前民國知識分子般對不同思想的包容，和一百年前威瑪共和國的自由。

一九一八年德國在一戰戰敗後，德國平民須爲皇家的賭博賠款。藝術在那段時間是悲苦的，德國表現主義扭曲地紀錄著一切，這也影響了後來所有電影對於影子的運用。同時間，達達運動、新客觀主義亦活躍於視覺藝術舞壇。不論它們在藝術上的造詣，而論它們在當時愁苦環境的掙扎與放蕩，這是威瑪共和國(德國)爲世界作出的偉大貢獻。因爲她告訴了世界這是苦中作樂應有的樣子，這是人民無聲的反抗。與現在的現代藝術不同，以前的人們是言之有物的，畫布中扭曲的形象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而「價值階級」(the hierarchy of value)的顛倒，即以醜為美，以美為醜，使得許多人厭惡。希特勒便是其中之一。

常有人疑問如果不是希特勒考不上維也納藝術學院，便不會導致如此多的災難。在閱讀關於威瑪共和國的資料後，便會發現希特勒很大機會只是碰巧成為那個時代所「需要」的人，沒有他，很有可能會有其他對威瑪共和國作出反抗的人。

以德國音樂演出在威瑪共和國的衰敗便可展現納粹復古意識的抬頭。威瑪共和國爲了保證德國的優良音樂傳統得以延續，其社會民主黨與天主教會共同出資爲收入甚微的德國民衆砍低看音樂表演的價格。由其可以看出這個産生過巴赫與貝多芬等偉大作曲家的民族對於自己優良傳統的自信。而美國經濟大蕭條牽動了全球經濟命脉，讓威瑪共和國無力支持這項補貼計畫，引起中産階級的强烈不滿，因而上街游行示威。

古典藝術淪落而被現代藝術取而代之，是宣稱要復興偉大的雅利安人傳統藝術的希特勒崛起的關鍵因素之一。美，在無數次被意識形態的綁架中，絲毫沒有逃脫的機會：從古羅馬的古典主義，到爲君王與貴族服務的諸多藝術風格，到法國大革命推翻洛可可的「浮華」風格而推崇新古典主義——美從來都在無可避免地被利用，不能展現其真正的價值。

密斯·凡德羅(Mies Van Der Rohe)是德國「包豪斯」極簡主義的領頭人之一，他的建築設計倍受希特勒厭惡。而包豪斯學院爲了在納粹時期生存下來，獲得政府補助，便爲與意識形態不和的納粹建造建築，最後還是被痛恨極簡主義的希特勒關閉。密斯·凡德羅最後自我流放到了美國，爲美國伊利諾理工學院建造屋所。而他本人並不關心政治，只是藝術被意識形態不可避免地捆綁，而意識形態終究爲極權政治服務，只有自由世界才能容他發展。

不只是納粹利用了藝術，自由世界也利用了藝術爲其塑造光輝形象。

二戰之後，新建任何復古的歐派建築都會被打上支持納粹的標籤，此類無可避免的無稽之談讓藝術脫離了追求美的本質。因此我們在外國旅遊時勿須疑問為何現在歐美都不建造美麗的建築，答案就是此類復古建築師會被打上新納粹與白人至上主義的標籤。而爲了宣傳自由世界的偉大，美國中情局曾經資助過臭名昭著的畫家杰克遜·伯洛克(Jackson Pollack)，為他舉辦展覽，宣傳他醜陋而空洞的美學。

但是，如上所述，現代藝術幷非無存在的一席之地，威瑪共和國時期的反叛藝術便可證實。二戰結束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戰爭與暴政犧牲者紀念館」裏石子地上擺著的雕塑便是偉大的表現主義藝術家凱綏·珂勒惠支(Käthe Kollwitz)創作的。她的兒子因在一戰中犧牲，故她的作品中多數充斥著母親與死去兒子的題材。這位社會主義藝術家痛恨納粹政權，反對戰爭，而紀念館中每年都會舉行紀念儀式，總統與總理會親臨緬懷千萬逝者。在這個最初於1818年作為普魯士王儲部隊的新古典風格崗哨中跪著一位為喪子痛哭的表現主義媽媽，風格上的迥異與不和諧，或許是不同意識形態為極端理想主義所造成的人命傷亡而作出妥協的最佳體現。

遙想梁思成批評外國資本家自由買賣土地造成建築風格迥異，前後左右沒有劃一的氣韵。他曾天真地爲國家設計好復古、整全、風格統一的城市規劃，著意為人民的福祉貢獻才華，提升城鎮美學素養的高度，其後的遭遇卻不堪回首……只因他沒有像密斯·凡德羅一樣遠走高飛，在異國他鄉發展自己的志向；只因他對資本主義東一榔頭西一棒槌的城市規劃嗤之以鼻……梁思成所斥責的怪現狀，雖然不無道理，但不同的建築風格的確具有不同的功用，我們不能奢望每個人在藝術氛圍整齊劃一的社會下都朝著「先天下憂、後天下樂」的目標精進努力，畢竟每個人根性不同：有人嚮往寺院的生活，亦有人願意深夜不歸宿在外面鬼混。看起來亂糟糟的社會，實則在每個角落都給予每類人一片棲息之地。所有人都可以在心中的搖籃裏歇息，儘管短暫，儘管又要在浮雲飄過後尋找下一片落脚地，但正可謂「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爲了不現實的理想主義而讓人民受苦，不正正是違背了我們老祖宗一直以來都提倡的「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的爲人準則嗎?

韓冷，中國澳門人，澳門培正中學畢業。現於美國波士頓留學，為愛默生學院(Emerson College)電影系(Media Arts Production)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