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丨柏林薩克森豪森集中營參觀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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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2024-10-19 20:00
广东
本文刊登於本報第20期C4創作版
六月八日為週六,陽光襯着白雲,是夏天應有的樣子。歐洲的夏季總是在陽光中舒展,天稍陰便涼透背脊。早上八點早餐,還是老樣子,西式炒蛋、英式焗豆、小型豬仔包……我延續了第一天的傳統,就像以前不知哪位老師講過王安石吃飯永遠只吃面前的菜一樣,照舊加了點起司、火腿和番茄。只是不喝茶,改吃牛奶泡巧克力麥片。九點集合,輕鐵搭了四十多分鐘,我站着讀書,主要是不敢和漂亮的女同學相對而坐。這位女同學也是奇怪,每每走到我身邊好像要跟我講話,但又要等我開口,結果我後來在無意中聽到她與朋友的談話,才知道她是有男朋友的。估計是覺得我太優秀,先前看過我即興彈琴,又看見我在團餐時拿餐巾紙寫音樂,更被我水牛耕田般專注的學習狀態驚顫了心房,左右搖擺不定。離開火車站還得走二十分鐘。沿路愜意的小屋如葳蕤的花草在兩側開路,誰曾想這條路會引人至納粹的薩克森豪森集中营?所謂集中營,其實都是抄來抄去:蘇聯的勞改所叫古拉格(Gulag),沿用了很多在東德的納粹集中營;而英國二十世紀初在南非波爾征戰殺掠時也用集中營管理當地人口;我讀到一本叫做《耶路撒冷三千年》(Jerusalem: The Biography)的書時,才知道早在公元七十年提圖斯攻毀第二聖殿時,就把耶路撒冷民眾趕到聖殿裡的女院(Women’s Court)作為集中營。只是不同集中營對「犯人」有不同的處置方式。薩克森豪森集中營雖後來亦有關押猶太人,但其主要功能是關押政治犯。蘇聯元首斯大林的兒子亦死於其中。我依稀記起以前聽過的一個故事,上網一查,是齊桓公想食人肉而庖廚易牙把自己兒子殺了獻予君王的故事。當然,易牙是臣子,斯大林卻不須要奉承任何人。斯大林格勒戰役為二戰期間重要轉折點,自此以後納粹軍便節節敗退。希特勒下了決心要攻佔斯大林格勒,為的是「斯大林」這個名字,以除去紅軍氣焰,而斯大林為了「斯大林」這個名字的榮譽,亦命令士兵誓死抵禦,最終,只此一戰,紅軍傷亡人數便比珍珠港事件後美軍加入前線的傷亡總人數還要高。德國曾提出人質交換,讓斯大林兒子回到父親的土地上,而父親卻因兒子敗壞自己的名聲而不認親,活活把他熬死在薩克森豪森集中營中。至今,我們仍不知他兒子是故意跑到圍牆求一死還是在作無謂的逃跑時喪命。極左與極右最終都是為了虛無的榮譽而戰,而一個連兒子性命都不顧的狂魔可曾會憐惜本國國民?在上了兩個星期密集課程和一星期柏林實地考察後,我大致總結出所有極權政府需要的兩大支柱,一是生產力,二是軍事。生產力的提升,可助長民粹情緒的高漲,再者為軍事力量提供槍枝彈藥和食物,因此農業亦成為生產力的中樞。而最有力不使極權政府意識形態散亂的便是軍事擴張,除了與境外勢力對抗外,亦有助維護境內思想統一。據統計,二戰期間,只有百分之零點三的德國人是從事反對納粹的地下工作,而法國則有百分之十五的平民參與過相關工作,像在家中收留猶太人便是一例。因為男人們都去打仗,農活都由女性來做,而女性因配合加大生產力的政策而生了許多孩子。孩子與農活不能兼顧,往往便導致飢荒。而軍事力量提升,需要管理並支配軍力的官僚階級便越發膨脹,所以不管極左極右,官僚主義均不可避免。我記得有論調說「極左與極右都是法西斯」而引起不滿與困惑,因為嚴格來說極左與極右在思想層面上是嚴重分化的,只有極右才能叫法西斯。而思想的嚴重分化在藝術上最可以直觀體現,但二者在維護意識形態統一的手段上卻是如出一轍。集中營入口為一崗哨,上面原架着一輛機關槍,因為以入口一字排開的圍牆為底線,薩克森豪森集中營形成一個三角形,一架機關槍的射擊範圍便足以覆蓋全營,讓每天在日曬雨淋中站立的犯人動彈不得。與崗哨距離幾十米相視而坐着一方地,為殺雞儆猴的小屠場,不過一平方米的灰地上不知死過多少人,讓肅立之人感其威嚴,比任何言語恐嚇都來得奏效。同行的人基本沒有照相的,我認為這非常愚蠢:既然來了,應該要多作記錄,不過我後來照的相也越來越少了。我本以為自己死寂的心不會為之動容,我也確實沒有動心,不過到後來,情況有了轉變。我痛恨土豆,而德國人和奧地利人最喜歡土豆。在集中營裏面有一個洗土豆地下室,牆上面畫着各色蔬果類的卡通人物,那些囚犯得以「苦中作樂」。我沒有什麼感覺,心想只是他們在苦中作樂罷了。我們進入一屋,裡面白瓷磚砌着兩座屍體解剖台,從白台子到燈的按鈕都是原件。我看到人體被刀割下去然後血流出來的畫面,栩栩如生。我的白左同學說他們居然用白岑岑的瓷磚砌着這兩個解剖台來顯示自己的偉大、光榮與正確。我心想怎麼所有事情都跟意識形態有關係,這難道不是方便做檢驗嗎?例如觀察血色就是白台子的用途之一啊!門口的小過道引人進入右手邊的一個小空房,窗台上放着一塊石頭,上面用馬克筆寫了「Visscher 14·10·42」,下面還畫了一個十字架,估計是在這裏被解剖過的家屬放上去的。屋子連着一個小棚,棚下為一斜坡,下了斜坡,進了門,陰森森,涼颼颼,但並無風。我短暫的記憶忘記了教授說這裏是幹什麼的,他說這裏全堆滿了待解剖的屍體——我五官擰在一起,肩胛骨往上提。我還是動情了。我是怕那些陰魂呢,還是為那些陰魂傷悲呢?隨後一個地下猶太博物館,我只記得一塊約莫五平方的玻璃罩子蓋着一片箱子和衣物,估計是猶太人的行李,那些打包好了卻永遠沒有與物主一塊到達集中營的箱子。好求知的我也受不了裏面陳列的一個又一個人物的介紹,那些人與我無干,我不想知道他們的故事,我逃離了博物館,在外面用腳來踢石子鋪成的路。不知為何,我在寫這兩段落時居然感到頭暈,想作嘔。我是對自己的逃避作嘔,還是對那些揮之不去的流血的、堆砌着屍體的和一地行裝的畫面作嘔呢?或許只是房間沒開窗,氧氣不足罷了——好像也不是。最後,我們在集中營外圍着圈,手拉着手,結束了薩克森豪森一行。我也不明白手拉着手有何實質作用,只是手拉着手罷了。我們出了集中營,坐在花叢的石欄上,十四個人裏面只有三個人舉手,願意加入下一個非強制活動,我是其中一個。我們與其他人在火車站分道揚鑣,去看柏林牆上的藝術作品,不太好看,不是我鍾意的畫。但這不重要,我們有一個秘密活動,就是喝酒。德國教授最喜歡的是雪碧加啤酒,我也點了,不得不訝異於德國人的味蕾——這有什麼好喝的?!我看他點了一扎新的,我又想再喝一扎,與我們在柏林牆活動會合的女教授建議我喝一扎別的,我也聽不懂她說的啥,就說好啊。這次是橙汁汽水混啤酒,估計是我中午吃飯時喝的那一類橙汁汽水。酒精對我沒有任何誘惑力,因為我曾經用半瓶五十度的二鍋頭就早飯吃而毫不昏厥,因此放棄了麻痺自己的任何念想,每次喝酒只是嘴饞而已,不喝也是完全沒有問題的。我慶幸酒精不是我的生活必需品,我慶幸我可以直面憂愁。喝酒聊天時,我打聽到美國人原來是還不清學生貸款的,但是銀行也願意借,我們那個女教授至今都沒還完貸款呢。她原本是荷蘭人,十九歲到的美國,現在操得一口毫無破綻的英文,在波士頓教書、定居、成家。她的兒子今年都要報考大學了。我記得告別晚餐時她坐在我旁邊,因為看到我用紙巾寫音樂,問我腦袋裡面的音樂會否打擾我,因為她的兒子就是在有了一個物理的點子時身心就完全被佔據,需要紙筆來記錄所思所想。我說我也是這樣,只不過不會造成太大干擾,因為我不敢再肆意妄為,讓靈感把我轉成狂魔。今年二月分,我病了兩次,四月分又病了一次,都是因為心急急出來的。在生病之前,我正好看到微信公眾號中錢穆先生的一篇文章,說是自己大病,一位朋友說《論語》正好派上用場,錢先生不解,那位朋友說:「子之所慎:齋、戰、疾」。果真,每次病癒,我心裏的負擔就減輕很多,想是我沒有偷懶不上課,病中還是堅持着有規律的作息。而當四月分趕着寫論文時我又急躁起來時,因此又病了。諷刺的是,我在這次病前還誇讚自己心不急了。而這次病完心就真的踏實了,不再求短、平、快了。我本來有點猶豫應不應該寫喝酒的故事的,因為教授說此次秘密活動不能有任何相片紀錄。但是沒有這一個故事,這篇文章就不可愛了,所以我還是寫了。回程時,下午在火車站等那輛遲遲不來的快鐵,我問德國教授他有否嘗對學到的新知識感到厭惡,他說沒有,因為永遠都有學不完的新知識。而讓情緒穩定的方法,便是不把工作的心情帶回家。我心中感嘆學歷史的人真好——因為對於藝術家來說,沒有什麼是工作,也沒有什麼是生活……我發覺,面對歷史,冷漠是錯誤的,熱血噴張也是錯誤的,我只好用歷史的苦難洗刷我的知覺,讓冷漠不再冷漠,感情用事不再是感情用事。韓冷,中國澳門人,澳門培正中學畢業。現於美國波士頓留學,為愛默生學院(Emerson College)電影系(Media Arts Production)學生。作者 | 韓冷
編排 | 雲曦
審核 | 柒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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