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丨Begin at the Last Supper 開始在最後的晚餐

不久前在巴黎奧運會的開幕式上，“浪漫的”法蘭西藝術家們，用“變裝皇后”重新詮釋了《最後的晚餐》，如此“驚世駭俗”表演，自然引起軒然風波，不少人對使用這個神聖的晚餐變成宗教的諷刺感到冒犯。

美國當代藝術家Judy Chicago (朱迪‧芝加哥，生於1939)創造了《晚宴》(The Dinner Party 1974-1979)的裝置藝術，是婦女歷史與成就的紀念碑，也是極具代表性和前衛的藝術品。這件藝術品除了Chicago本人以外，還有超過四百人的參與，前後花了六年多的時間完成，總共耗資 250,000 美元。Chicago透過女性歷史人物來呈現西方文明，她的主旨是“展示女性英雄”(decided to present female heroes)，因為她們大多數在歷史中被忽視。達芬奇的名畫《最後的晚餐》也是Chicago的主要創作靈感，她的作品由三張長桌組成等邊三角形，共三十九個座位和盤子，在Heritage地板上刻有999個名字，其中998 位是女性，她認爲希臘雕塑家Kresilas亦是一個女人。等邊三角形代表女性主義的終極目標，即建立一個平等的世界，同時三角形也是女神的早期象徵。就像《最後的晚餐》中耶穌背後的三扇窗一樣，三角形是三位一體和神性的標誌：聖父、聖子和聖靈代表宗教的存在。芝加哥受達芬奇的啟發，利用宗教聯想來描繪女性主義的思想，每張長桌各有 13 位女性的位置，13 也是《最後的晚餐》中人物的數目。而每一張桌子象徵著不同的歷史時代，Wing I的是紀念史前到羅馬帝國的女性;Wing II 的表彰基督教至宗教改革的女性;Wing III 榮譽美國革命之後的女性。各按照歷史的順序呈現，亦包括繡有她們的名字、象徵、餐巾、用具、高腳杯和餐盤的桌巾。這種藝術類型在歷史上被歸類爲家庭藝術或女性藝術，它永遠無法與主流藝術形式—─高級藝術——男性主導的油畫相提並論。然而，Chicago通過紡織藝術和瓷器繪畫反對了傳統的觀點，它們理應被視爲高級藝術。當觀眾圍著桌子走動時，桌上的碟子會上下起伏，隱喻著女性的解放：歷史興衰，女性的地位和權力會隨時間而波動。

Wing III描述國際女權運動的興起，因此碟子會越來越高，藝術品最後試圖推開碟子，離開桌子，因為Chicago相信“女人從不屬於桌子”(“women don’t belong on a table”)。然而，這些盤子上的形狀卻具有爭議。這些花朵狀代表女性的陰部，在一些文化中，女性生殖器官傳統上是神聖的象徵，但它同時受到一些女權主義者和反女權主義者的批評，因為雙方都認為以這種方式展示女性生殖器是一種冒犯。但我不同意，因為在無數的希臘、羅馬和文藝復興時期的雕塑作品中，以及在藝術史上的許多繪畫作品中，男性生殖器都是公開展示的。我認為大眾都接受歷史上男藝術家展示的男性生殖器和優雅的女性裸體，卻反而對象徵女性主義的女性生殖器雕塑感到震驚和禁忌，十分諷刺。此外，在象徵宗教祭壇的桌子上展示女性生殖器，更進一步打破了大眾的底線。芝加哥的作品至今仍被視為離譜和顛覆的創作：盤子理應上裝著食物，暗喻了盤子以上的部位可以食用，這就與聖餐産生了直接的聯繫。在《晚宴》創作 50 年後的今天，女性生殖器的呈現以及對宗教的抨擊仍然令人震驚。

奧斯卡最佳影片《可憐的東西》(Poor Things 2023) 是一部備受爭議的電影，講述一位女人自殺後因植入未出生嬰兒的大腦而復活，經歷了一段自我探索的旅程。每個角色代表一種思想，以喚起社會對女性主義、宗教、倫理和科學的關注，並以顛倒性別角色的聖經寓言批判父權主義。在這部電影中，性是女性自由的象徵，女性有權利去使用自己的生殖器，而不是用它取悅男人。電影裡女性只專注於自己的快感而非男性的快感的場景、象徵男女生殖器的服裝與建築外形，這種引起不適的性愛畫面被批評為太過暴露。不同於Giorgionie的《沉睡的維納斯》(Sleeping Venus)中模糊的行爲和象徵性的引用令人聯想翩翩;《晚宴》與《可憐的東⻄》都直接且無所畏忌地使用女性的性解剖與性欲，來抗議女性被物化的現象。現今大眾對於在藝術上暴露女性生殖器的看法並沒有任何改變，藝術界和社會仍然拒絕接受。

最初，Chicago的想法是在牆上製作 25 個彩繪瓷盤，稱之爲“25 位被生吞活剝的女性”，因爲她們被歷史本身吞噬，不被認可或表彰。對此，Chicago的目標是“向不瞭解婦女歷史的社會傳授我們豐富遺產的現實”(“Teach a society unversed in women history something of the reality of our rich heritage”)。之後，她意識到盤子應該放在餐桌上，隨即聯想起達芬奇《最後的晚餐》。在《最後的晚餐》中，婦女只存在於準備食物的步驟，然後靜靜地從畫面中消失。Chicago 決定將女性帶回餐桌上，因爲在藝術作品中女性甚少在餐桌上出現。她認為，“這場屬於女性的宗教餐會必須是晚宴或晚餐派對，這種形式完美表現出女性的成就——連同她們無止境地在歷史上準備的美食—是如何“被社會吞噬的”。起初，Chicago 打算創造一個圓形的餐桌，賓客圍繞著中間的中空，後來她決定創造⼀個等邊三角形，以反映女權主義的目標：平等。由於《最後的晚餐》是代表神聖的聖餐，Chicago 在餐盤上使用優質的亞麻布套，與達芬奇相呼應，這種材質也用於基督教的聖體禮中。整體而言，Chicago的創新藝術借用宗教繪畫，但《晚宴》並非傳播《聖經》的話語，而是傳播女性主義與平等的理念。

達芬奇的《最後的晚餐》(1498)被視為歷史上最具影響力和最知名的畫作之一。它描繪了聖經故事中耶穌與門徒共進最後晚餐的場景，從分享麵包和葡萄酒的行爲形成如今基督教的聖餐聖事。儘管《最後的晚餐》的隱喻“聖餐”原本是⼀種宗教行為，但它啓發藝術家的靈感延伸到各種主題，這些想法也可能與基督教無關。因此，這幅畫對藝術界形成了重大的影響，餐桌和祭壇成爲《最後的晚餐》的象徵，藝術家文森特‧梵高(Vincent Van Gogh)、大衛‧拉夏佩爾(David LaChapelle)，還有前文提到的朱迪‧芝加哥，都深受達芬奇的影響。

他在《最後的晚餐》中巧妙地捕捉了耶穌預言“你們中的一人要背叛我”和自己將被釘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人物自然的肢體表情，用黃金比例(golden ratio)和斐波那契序列(Fibonacci sequence)精確的數學構圖，顯示出宗教的象徵意義。這幅畫是受他的贊助人米蘭公爵 Ludovico Sforza 委託，為米蘭的聖瑪麗亞德拉格拉齊修道院 (Convent of Santa Maria della Grazie)與道明會(Dominican order)修道院所繪製的。壁畫位於教堂的餐廳墻上，修道士們在牆前用晚餐，意味著與耶穌同在用餐。由於道明會的修道士奉行以冥想為重的禁慾生活，因此他們可以在一天中唯一的一餐中思考上帝，食物主要是清淡的麵包，與基督擘開的麵包相似。

達芬奇使用自然的繪畫技巧，以及所有聖經人物坐在餐桌一邊的構圖，營造出耶穌同在的氛圍——意在邀請道明會成員⼀起享用這頓神聖的晚餐，並記念耶穌爲他們所做的犧牲。在這幅畫中，耶穌和他的十二位門徒坐在長桌的一邊。從門徒的身體語言和臉部表情中看得出他們都受到驚嚇，達芬奇也經由這些人物不同情緒反應的對比，透露出他們的靈魂和永恒的本質。這頓最後晚餐是聖餐的開始，因為麵包和葡萄酒是耶穌的身體和寶血的象徵，耶穌教導他的門徒“你們也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路加福音》22：19)，這個儀式時至今日仍被基督徒奉為最重要的聖禮之⼀。畫中猶大向後傾斜，臉部處於最低點的陰影中。這些地獄和黑暗的意象，暗示了他叛徒的身分，他所拿的袋子裏面裝著他因出賣耶穌所得的三十兩銀子，也象徵他的背叛;灑鹽的動作在基督教中代表邪惡與背叛;猶大與耶穌伸手向同一個碗，因為叛徒是“十二個門徒中同我蘸手放在盤子裏的那個人”(《馬可福音》14:20)。與猶大相反，彼得衝向耶穌並拿著一把刀，反映出他衝動的個性，而那把刀也預示著他會在耶穌被捕時割掉大祭司奴隸的右耳。多馬展現愁苦，用食指指著天，預示了他將來對耶穌復活的質疑。

達芬奇在《最後的晚餐》中巧妙地將數學的完美結合到藝術中，例如單點透視法、畫作的寬度高度比為2:1、黃金比例⋯⋯此外，他還運用了斐波納契數列：0、1、1、2、3、5、8、13、21等，即下一個數字是前兩個數字的總和。畫作有⼀個中心、一張桌子、兩面牆、象徵三位一體和神性的三扇窗;畫作裡三個門徒為一組，共有五組人物、八條桌腿、十三個人物和二十一個可見的腳。達芬奇精確的計算呈現了他的數學摯友 Luca Pacioli 的想法：“沒有數學，就沒有藝術”(“without mathematics, there is no art.”)。我部分同意 Pacioli 的觀點，因為在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家使用精湛的數學計算來製作逼真的畫作是至關重要的。將神帶到我們的空間，是當時藝術的目的，達芬奇使用錘子和釘子來創造這幅比例完美的壁畫。然而，Pacioli的想法不適用於當代藝術，由於相機的發明，逼真不再是藝術的重點，寫實主義自十九世紀以來已不再是主流藝術——取而代之的是更抽象的現代藝術。現在，是否有數學，藝術都會存在。

這幅《最後的晚餐》至今還長遠地影響著西方藝術界，它自然地把聖人融入人間，動態的構圖運用數學來敘述宗教故事，它標誌著文藝復興全盛時期的開始。因此，儘管在達芬奇之前已有許多“最後晚餐”的畫作，但最後晚餐的主題已不再只是《聖經》故事。達芬奇的《最後的晚餐》成爲了高級藝術的象徵，也代表了天主教信仰中最神聖的時刻。近似於達芬奇的《最後的晚餐》，義大利畫家維羅內塞 (Veronese) 的《利維家的盛宴》(The Feast in the House of Levi)(1573) 原本是威尼斯聖約翰與保羅道明會修道院 (Dominican Convent of St. John and Paul) 委託繪畫《最後的晚餐》，掛在聖約翰保羅教堂 (Basilica di Santi Giovanni e Paolo) 餐廳的後牆上，以取代被大火燒毀的提香 (Titian) 的畫作。但教會對於這幅畫持有爭議性的意見，因此畫家巧妙地更改了這幅畫的標題。Veronese畫了⼀場宴會，包括基督在內的眾多⼈物互相飲酒娛樂，取代傳統安靜平和的場面，只包括耶穌和他的門徒的神性時刻;這是一個歡樂的盛宴，甚至描繪了醉翁和狗，豐富的宴會是受到他之前的畫作《迦拿的婚禮》(The Marriage at Cana 1563)所啟發。然而，對宗教領袖來說，這種奢華的場面不適合作爲聖餐，因此羅馬教廷要求Veronese 更改這幅畫。

Veronese 在這幅畫中使用了三聯畫的構圖方式，用羅馬拱門將這幅畫平均開三，耶穌和他的使徒在正中享用“最後的晚餐”。這次晚餐發生於當代的場景，鮮明的顏料在那時十分前衛，背景是十六世紀威尼斯的城市風景，還有穿著當代服飾的⼈物。透過畫中引⼈入勝的姿勢，讓我們感受到畫中的活力與生氣，聖徒們就像尋常人一樣共進晚餐：耶穌靠著約翰，彼得正在分切羊羔。此外，畫家還加入了其他現代元素，如加上十六世紀威尼斯人與耶穌一起享用最後的晚餐，包括了各種各樣的人物：威尼斯人、貴族、德國人，甚至有攜帶猴子的侏儒、貓狗，以展現威尼斯的多元文化。我認為藝術家的用意是要讓觀者都覺得這個宗教是無限歡迎的，不只包括像耶穌的使徒一樣的地中海人，而是全世界每個人都值得被耶穌的恩典所拯救。

然而，他的用意與當時教會的理念背道而馳，教會是一個排外的保守的圈子，人們透過教會掌管城市的權力從而成爲政治的核心領袖。因此，他們要求Verones對畫作進行修改，剔除多餘的角色，但畫家却巧妙地避免修改人物，而只是簡單地更改了標題。畫家在想像、繪畫和構成人物中找到了樂趣，正如他本人所說，他“接受委託來畫這幅畫，因為它很大，可以容納很多人物”。

在達芬奇的《最後的晚餐》中，藝術家移走了所有不必要的東西，並專注於描繪聖餐的靈性一刻;Veronese 却添加場景的豐富性，將它放回我們的世界，並打亂的平靜的秩序，讓觀者反思並瞭解這個聖禮的核心訊息，將它嵌入十六世紀威尼斯中。

行文至此，差不多該做個小結。巴黎奧運會開幕式被指採用變裝皇后、跨性別舞者模仿達文西名畫《最後的晚餐》，引發世界各地宗教人士不滿。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隔岸開火，指開幕式模仿《最後的晚餐》，行為“可怕且可恥”。強調如果奧運會在他擔任總統期間在美國舉行，將確保世界各地基督徒的感情不會受到傷害。

個人認爲，文化差異看不懂可以批評，但互聯網世界的可怕之處在於，這種批評是很容易傳播的，並且無遠弗屆。對藝術的解讀、體會，我們應該多聽一些古往今來不一樣的聲音，哪怕他可能也不是正確的，要保持思維的敏銳和critical thinking。

什麽是真實的世界，你認可的世界就是正確的世界，但是“認可”從哪裏來很重要，是被別人構建還是自己主動構建?

最後，我想留下很喜歡的一句話：“我說的每一句話都是錯的。”

宋恩妍，中國澳門人，初中赴英留學，現於倫敦Kingston University 修讀藝術。愛好藝術、旅遊、音樂和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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