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马赛,嘉兴大学红船精神研究中心教授。
[关键词] 革命精神;数字技术;风险;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革命精神、我们党的奋斗精神,我们要弘扬传承。”(1)《习近平在甘肃考察时强调 坚定信心开拓创新真抓实干 团结一心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人民日报》2019年8月23日。当前,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元宇宙等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包括革命精神在内的红色文化面临着数字变革的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5页。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也提出“打造自信繁荣的数字文化”(3)《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人民日报》2023年2月28日。。数字技术赋能革命精神传承是数字中国战略下的必然选择。但必须看到,数字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既给革命精神传承带来前所未有的空间和契机,也对革命精神传承带来各种潜在风险。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审视数字技术赋能革命精神传承的问题,精准识别数字技术赋能进程中的风险所在,并加以防范,确保数字技术赋能革命精神传承进程中红色基因相传、红色血脉延绵。
一、数字技术赋能革命精神传承进程中的重大变革
(一)传承主体从单一到多元的变革
长期以来,由于革命精神特有的政治性,其传承主体主要是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各级党的媒体及学校等机关、事业单位。由他们来确立、管理和实施革命精神的传承平台、传承内容、传承形式、传承对象等,客观上导致了传承主体的单一性。这种单一性能够确保革命精神传承的权威性、政治性、严肃性。因此,在长期的实践中,革命精神传承单一主体的体制机制得以建立、运作和延续。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深入普及,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网络文化迅速发展,网络视频、网络直播、网络文学等用户规模和使用率迅速攀升。根据2023年8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我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为 10.44亿人,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为10.26亿人。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7.65亿人,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5.28亿人。这种情况下,“基于数字空间的工作、生活和学习成为全新的生存方式,人们已经从虚拟网络环境的旁观者转变为积极参与者”(4) 付安玲、肖朝霞:《大数据时代红色文化的数字化变革与实现路径》,《红色文化学刊》2022年第1期。。网络短视频的制作和发布者,网络直播的发起者,网络文学的创作者,多为网民个人,网络文化已成燎原之势。为适应这一新的文化传承方式的变革,革命精神传承的传统主体已经通过自身的积极变革,利用互联网平台、做好数字文化的文章,采取一系列方式方法实施数字技术,以确保数字时代继续发挥革命精神的强大作用。另一方面,网络文化的各类社会主体,利用各类客户端平台,通过网络文学、网络视频、 网络直播等形式,也参与到革命精神的传承中,与传统的传承主体形成相互呼应的良好态势,实现了革命精神传承主体从单一到多元的转变。各类社会主体利用互联网参与到革命精神的传承中来,通过数字化传承,充分发扬了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人民群众参与革命精神传承的主体性被激活,使得革命精神的传承形式更为多样,传承内容更为丰富,传承范围更为扩大,传承机制更为灵活,推动了革命精神传承的时代化、普及化,有利于革命精神“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5)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作风和气派加以传承。
(二)传承场域从平面到立体的变革
长期以来,革命精神传承场域多借助平面形式,立体传承的场域仅有艺术演出等形式。如各地的革命纪念馆作为革命精神传承的主阵地,对革命精神的呈现方式主要是通过图片、文字、视频等平面方式,立体方式则仅为静态的实物展示等。这样平面式的传承方式,能够确保革命精神传承的逻辑完整性、史料丰富性、内容严肃性,在长期的传承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因而成为革命精神传承场域的主要形式。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兴起,VR、AR、3D、全息投影等逐渐被用于各类文化传承中。如国家文物局联合中央广电总台推出《中国考古大会》《中国国宝大会》《古韵新声》等系列节目,应用VR/AR等数字技术生动展示文物的文化内涵与时代价值。各类革命纪念馆也逐步采用数字技术对革命精神等红色文化加以立体呈现和演绎。如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利用3D技术,呈现当年中共一大代表在红船上进行讨论,制定党的纲领、决议等会议的真实场景,人物、动作、语言声情并茂,让观众更好地感受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多地革命纪念馆利用720度全景虚拟现实、照片缝合、三维影像等数字技术,实施云展览,建立全景数字纪念馆,让群众通过计算机和互联网,足不出户,沉浸式参观纪念馆,聆听各类讲解,极大拓展了革命精神的传承场域,实现了革命精神传承场域从平面到立体的转变。革命精神传承场域的立体化,一是社会受众能够有一种置身于革命精神生成现场的情景,更好地通过自身的感觉器官增强对革命精神的感性认识,对革命精神产生更为直接、生动的认知;二是借助数字化技术,能够突破传统时空场域的束缚。革命精神生成于各个革命历史纪念地,从时空角度而言,对其传承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局限。但数字技术的传承方式,使这种时空限制被消弭,社会受众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通过数字化方式来到各个革命纪念地,参观3D革命纪念馆,感悟革命精神。数字技术对革命精神传承场域的突破,使革命精神传承的基础更为扎实,渠道更为宽广,更能“加强情感培育,使红色基因渗进血液、浸入心扉”(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6页。。
(三)传承载体从实物到数据的变革
革命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所形成的精神,在伟大的历史实践这一物质性活动中生成,也通过各类物质性史料作为载体得以存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7) 习近平:《用好红色资源 赓续红色血脉 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求是》2021年第19期。传承革命精神,离不开对各类与革命精神有关的史料等物质载体的保存和利用,这些物质载体是革命精神传承的基础,是革命精神历经历史沧桑,得以还原再现的物质保障。近年来,为了更好传承革命精神,从中央到地方都高度重视对革命精神实物的收集、整理与保护。如包含革命精神的红色标语、红色漫画、红色歌曲、红色文献、红色旧址等。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各地也积极制定革命文物保护条例,如陕西制定的《革命旧址日常管理工作手册》,江西编撰的《江西省革命遗址遗迹图文集》等,为革命精神传承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但历史的洗礼、物质的褪化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进程。很多革命实物历经数十年,由于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等,已经逐步消失,亟需抢救;有些已经残破,亟待修复;有些成为孤本,难以面世。这些实物所诠释的革命精神,也面临着因物质载体减少而导致精神本身缺乏实物支撑的尴尬境地。久而久之,这些革命精神就会因为缺乏有效依据而发生传承断裂、失真的可能。
数字技术的出现,为革命精神的载体实现从实物到数据的转化提供了可能。一是能够通过数字技术来修复和还原历史实物,使一些已经湮灭和正在湮灭的实物通过数字修复技术得以恢复本来面貌;二是能够通过数字技术,对大量革命实物进行数字化保存,并将其转换为数据;三是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如区块链技术等,对已经转化的各类革命数据进行大规模的共享和开发,使一些极其珍稀的革命实物得以用数字化的形式为社会大众所熟知,并得到充分利用;四是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如大数据技术,将过去呈现为孤岛状态的革命实物,进行数据整合,大大提高革命实物的利用率,为革命精神的进一步研究和诠释提供更为可靠、全面、真实的历史实物支撑等。这几个方面,都将使得革命精神的传承载体摆脱传统路径的依赖,使革命精神传承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数字语境。
二、数字技术赋能革命精神传承进程中的风险识别
(一)数字技术导致的革命精神内容碎片化风险
革命精神形成于中国共产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中,每一种具体精神在生成上都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内在逻辑、升华过程,在内容上都包含着深刻的内涵、丰富的外延、具体的表现等。革命精神的这些特征决定了革命精神的传承是一个体现系统性、包含逻辑性的过程。如红船精神的传承,一是要讲清以这一精神的生成过程,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中国先进分子对真理的探寻,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进程等;二是要讲清红船精神提出的历史过程,包括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发表在光明日报的《弘扬“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的署名文章,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船精神的系列论述等;三是要讲清红船精神的伟大实践,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奋斗中所体现出的“首创、奋斗、奉献”,也包括浙江在践行红船精神过程中的具体表现等。只有系统性的、逻辑性的传承上述内容,才能实现对红船精神完整、准确的传承。依照传统的传承路径,往往以大量的文本和史料为依托,加以完整的阐释。而在数字化时代,一切精神、文化的传承都被加以数据化,而数据传播的主要是各种碎片化的信息,网民习惯的精神文化消费也是各种碎片化的产品。革命精神的传承一旦被碎片化,极易造成三个方面的严重问题。一是逻辑发生断裂。各种碎片化的方式消解革命精神,会使革命精神的完整历史逻辑被破坏,其精神生成的历史必然性容易遭到质疑;二是内容遭到肢解。以碎片化的方式呈现革命精神,会使革命精神的丰富内涵被片面化演绎,革命精神的历史本原容易被加以改变;三是地位遭到矮化。以各种碎片化的方式评估革命精神,其精神的历史价值极易被低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要“深入挖掘红色资源背后的思想内涵,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8) 习近平:《用好红色资源 赓续红色血脉 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求是》2021年第19期。,而上述三种碎片化的结果最终都会导致革命精神传承的脉络、主线出现偏离,人民群众很难在革命精神传承中领悟党的历史,党的历史也很难更好演绎革命精神,革命精神传承最终陷入碎片化的泥沼中难以自拔。因此,碎片化是数字技术赋能革命精神传承面临的重大风险挑战。
(二)数字技术导致的革命精神气质庸俗化风险
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辛奋斗中生成的宝贵精神,这种生成逻辑决定了它必然包含革命英雄主义、革命乐观主义等气质。革命乐观主义,决定了革命精神内嵌着坚定信仰、坚守信念的精神支柱;革命英雄主义,决定了革命精神内含着为理想奋斗,冲破一切艰难险阻的决心和勇气。这些特质,都要求我们在传承革命精神时,要保持其特有的精神气质而不改变。如传承长征精神时,十送红军盼望革命早日成功的精神气质,陈树湘断肠明志的精神气质,四渡赤水毛主席用兵如神的精神气质,二十二勇士视死如归飞夺泸定桥的精神气质,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征服大自然的精神气质等蕴藏在长征精神中的独特精神气质,必须要加以传承,方能精准体现长征精神作为革命精神所独有的精神风貌。但是,数字时代,文化、精神的传承往往被数据流量所左右,能够产生大的网络流量的各类数据会被进一步推送,而难以产生大的数据流量的各类数据则可能被雪藏。这种对流量的片面化追求,会导致革命精神在传承中其独有的气质极易被庸俗化。一则为追求流量,把革命精神中的人物用各类所谓小鲜肉、小花来充当,革命年代特有的人物形象被完全颠倒,革命精神所蕴藏的气质被所谓俊男靓女的气质所取代;二则为追求流量,用各类网红来代言革命精神,使用夸张表演、另类演绎、过度煽情、感官刺激等方式方法来博眼球、赚流量,革命精神的独特气质被消遣娱乐、乃至恶搞;三则为追求流量,各类所谓另说、戏说、解密革命精神的数字产品频出,对革命精神的关注点不是放在革命精神的内涵、实质方面,而是追逐于各类精神生成、演进过程中的细枝末节、无关紧要的内容,无限放大加以呈现,革命精神气质中伟岸的一面被抹去,庸俗为低级趣味。革命精神的独有气质一旦被去除,则革命精神传承就会丧失其灵魂。因此,革命精神传承必须坚持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永葆革命精神的精气神不变味、不走样。
(三)数字技术导致的革命精神历史断层化风险
革命精神的传承离不开史料、实物、旧址等实体的传承,如果这些物质实体发生泯灭,则革命精神的传承会因为缺乏物质支撑而导致精神传承出现历史的中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红色遗址、革命文物保护工作,统筹好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本体保护和周边保护、单点保护和集群保护等”(9) 习近平:《用好红色资源 赓续红色血脉 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求是》2021年第19期。。数字化为革命精神传承提供了从实物传承到数据传承的转型契机。《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提出,要建立“革命文物资源目录和大数据库”(10)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人民日报》2018年7月30日。。中宣部开展红色基因库建设试点,对各类红色文物等进行数据采集,按照国家文化大数据标准进行存储。这些工作,都极大推进了革命精神的数字化传承。
但在这一数字化传承过程中,也存在着若干隐忧。一是“数字鸿沟”带来的问题。数字技术可以把反映革命精神的实物等数据化保存,但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在那些数字技术尚不完备、数字人才尚且缺乏的偏远地区和基层,革命精神实物的数字化转化与存储的实施存在诸多困难,而由于历史原因,很多革命精神的生成地往往就在一些较为偏远的地区,如果不及时弥补“数字鸿沟”,则革命精神的数字化传承就会出现遗漏;二是数字挖掘带来的问题。革命精神实现数据化后所产生的数据将是海量的。一旦要对这些海量数据进行利用,必定要实施数据挖掘,从海量数据中提炼出需要的数据从而支撑革命精神的有效传承。但数据挖掘是根据一系列数学模型和算法来实施的,是一个基于数理逻辑的过程。而革命精神的传承不是一个简单数理逻辑的过程,一旦革命精神传承过于依赖于数据库及数据挖掘技术,则可能造成部分革命精神的数据永远遗漏在海量数据库中而无法得到有效传承;三是数据安全问题。数据安全包括存储安全和版权安全,存储安全出现漏洞,则革命精神的文化记忆会被清除或被恶意篡改。版权安全缺乏保护,则不利于传承过程中各类资源的使用。上述种种问题,都会阻碍革命精神的历史传承,导致传承出现部分、乃至完全的历史断层。
(四)数字技术导致的革命精神影响边缘化风险
“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8页。革命精神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观念的上层建筑必定维护其政治的上层建筑,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革命精神必定是用来维护党的执政地位的。因此,革命精神必须在各类社会意识形态中占主导地位,对社会思潮发挥根本性的影响。革命精神的传承也必须有效确保革命精神的根本性地位。数字技术赋能革命精神传承,有利于革命精神在意识形态领域更大更好地发挥其影响力。数字化使革命精神传承的主体由各级党委宣传部门、教育部门、主流媒体扩大至各类自媒体等,使革命精神传承的载体由传统媒体扩大至全媒体,革命精神传承的范围由过去更多局限于国内而借由互联网扩散至全球范围。此外,数字化传承革命精神还会使革命精神传承的效率大大提升、成本大为降低,将更好发挥革命精神的影响力。
数字技术也有导致革命精神在传承中被边缘化的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1页。因此,数字技术赋能革命精神传承中存在的边缘化风险,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一是“数字霸权”导致的边缘化,西方国家利用其数字技术领域的优势,大搞数字霸权,利用数字优势,在互联网上不断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把代表中国革命文化的革命精神边缘化;二是“流量思维”导致的边缘化,数字时代文化传承中对流量的过度追求,各类网络文化产品追求流量为王,革命精神由于其政治性、严肃性在数字传播中难以占据流量优势,导致其传承被流量筛选后出现边缘化;三是“信息茧房”导致的边缘化,数字时代的文化传承,算法根据个人兴趣、爱好从海量信息中固定推送某一类别信息,屏蔽其他信息,使得个人接受的信息被算法所控制,可能无法接收到革命精神类的信息推送,个人陷入信息茧房,导致革命精神传承被算法所边缘化。
三、数字技术赋能革命精神传承的风险治理
(一)注重对数据安全的保护,确保革命精神传承在内容上不缺失
革命精神相关内容数据化,是数字技术赋能革命精神传承的基础。实现数字技术赋能革命精神传承,必须首先确保数据安全,防止革命精神传承在内容上发生缺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红色资源。”(13) 习近平:《用好红色资源 赓续红色血脉 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求是》2021年第19期。随着越来越多革命精神实物因时间原因而发生自然湮灭,一旦革命精神数据在存储源头发生丢失,则可能造成革命精神传承不可逆的严重后果。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对革命精神数据安全的保护。
一是要注重革命精神数据的存储安全。当前,尽管很多地方的革命精神实现了部分数据化,但数据存储设备较为简陋,极易发生因存储设备损坏而导致的革命精神数据的丢失,也易发生因为数据防火墙级别过低导致的被黑客攻击而发生数据丢失。因此,必须建立起国家层级的革命精神数据存储的大数据库,将各种革命精神数据按照统一标准进行结构化存储,确保革命精神数据的存储安全。
二是要注重革命精神数据的使用安全。革命精神的数字化传承离不开对革命精神各类数据的大规模使用。数据使用中最易造成的安全问题就是数据的知识产权问题,若数字产权不清晰、不明确,则极易发生革命精神数据被肆意盗用、滥用、篡改等后果,且无法在经济上、法律上及政治上追究其责任,会给革命精神传承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必须在政策层面建立起规范的数字产权制度,在技术上通过区块链技术等实施数据知识产权的标识,确保革命精神数据在使用层面的安全。
三是要注重革命精神数据的传输安全。数字技术赋能革命精神传承,必须打破信息孤岛状态,实现各种革命精神数据通过网络连接实现数据的传输与共享,方能使得革命精神数据能够被有效使用加以传承。但当前西方仍然掌握着互联网的控制权,若革命精神的网络传输依赖互联网,则传输过程极易被西方所监控、操纵,发生严重后果。2022年中央发布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提出了国家文化专网建设的重点任务。通过国家文化专网建设,把革命精神数据接入国家文化专网,方能确保革命精神数据在传输过程中的安全。
(二)注重技术与价值的统一,确保革命精神传承在属性上不变质
数据、算法和算力是数字时代的三大支柱。数字技术赋能革命精神传承,一要解决数据安全问题,二要解决算法驾驭问题,实现算法技术与伦理价值的高效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14)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55页。。这一要求为解决这一问题指明了方向。算法技术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技术,数字技术赋能革命精神传承需要大量算法加以支撑。因此,必须重视对算法技术在传承革命精神过程中的研发与运用。但必须注意,科学技术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人类文明的创造与传承需要科学技术,但如果过于依赖科学技术,对技术的追求摆脱了人类自身伦理价值的引导,则人类与技术的关系就会发生异化,技术就有可能反过来对人类文明产生威胁。西方社会已经认识到技术可能带给西方文明的严重后果,有西方学者指出:“技术垄断重新界定宗教、艺术、家庭、政治、历史、真理、隐私、智能的意义。”(15) 尼尔·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53页。
革命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内容,同样也要处理好对算法技术的运用与伦理价值的关系,二者必须辩证统一。算法技术决不能纯粹作为技术问题而运用到革命精神的传承中。因此,要正确处理算法技术与伦理价值的关系。算法技术虽然本身基于数字逻辑而形成,但算法是根据人的需求来加以编写的,数字逻辑背后归根到底是人的价值逻辑。基于此,在革命精神传承过程中所要运用的各类算法,都可以也应该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逻辑,设定各类参数和变量,确保算法在参与革命精神传承过程中始终确保正确的文化方向,防止算法本身被所谓商业逻辑、市场逻辑等捆绑而导致算法在革命精神传承中改变革命精神本身的属性。各级党委宣传部门、教育部门、党史部门、文化部门、新闻机构都要加大对算法技术的研究与运用,构建数字技术赋能革命精神传承的红色算法,确保革命精神的传承不因技术原因变质、变味。
(三)注重人的数字素养提升,确保革命精神传承在观念上不滞后
数字技术赋能革命精神传承的主体归根到底是人,数字化从本质上仍然是人传承文明的中介。因此,数字技术赋能革命精神传承必须从提升人的数字化素养做起,确保数字经济时代人自身素质的数字化,突破革命精神传承领域习惯于传统方式的桎梏,确保数字技术赋能革命精神传承在观念上不滞后。
一是要改变革命精神传承队伍的思维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数字经济思维能力和专业素质。”(16) 习近平:《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求是》2022年第2期。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经济基础领域的数字化,决定了上层建筑领域的数字化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现有从事革命精神传承的队伍必须真正意识到数字经济时代给文化传承带来的革命性变化,从思想深处突破传统思维限制和路径依赖,学习、接受并运用数字技术。由于革命精神多形成于革命老区等偏远地区,尤其是要加大对基层地区、偏远地区人员的数字化素养提升,从人的角度跨越“数字鸿沟”。
二是要加大对革命精神传承队伍的数字化能力的专业化建设。现有革命精神传承队伍的主体,其专业背景是以传统的文史哲为基础,数字技术的运用能力相当有限。因此,既要通过培训等方式提升现有队伍的数字技术能力,更要通过引入专业的数字技术人员、或通过数字技术开发运用第三方的形式,对革命精神传承的队伍进行有效补充,最大限度地实现数字技术赋能革命精神传承队伍的专业化。
三是要加大革命精神数字化教育的力度。数字技术赋能革命精神传承的对象是广大青少年,“要铭记革命历史、传承革命传统,并用以教育广大干部群众,教育一代又一代青少年”,“既注重知识灌输,又加强情感培育”(17) 习近平:《用好红色资源 赓续红色血脉 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求是》2021年第19期。。当代青少年,是数字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他们接受教育的方式更习惯于数字时代的方式方法。因此,必须加大数字化教育的力度,以广大青少年所更为熟知的、更易接受的智能教育形式加以施行,使革命精神世代传承,永葆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