贠占军. 东北抗联精神典型特征述论[J]. 红色文化学刊, 2022, (2):39-47.
油画《冰趟子战斗》，图片来源：东北烈士纪念馆
[摘 要] 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东北抗日联军，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凝聚各阶层爱国力量，逐渐成为东北抗日战场的中坚。为了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抗联将士与日本侵略者展开14年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前赴后继，百折不挠，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中华民族抗战史上的英雄篇章。东北抗联精神主要有四个典型特征：民族危亡时刻的使命担当，恶劣斗争环境下的顽强苦斗，孤悬敌后时期的坚定追寻，共同命运凝结的团结协作。
[关键词] 东北抗联精神；典型特征；使命担当；顽强苦斗；坚定追寻；团结协作
[作者简介] 贠占军，东北烈士纪念馆编研部主任、研究馆员。
特征是“一事物异于他事物的特点”，也是“事物可供识别的征象或标志”。特征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事物比较的结果，它是显性的，具有标志意义。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透彻分析了寻找事物本质特征的方法：“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1)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9页。“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是共产主义，这是党的伟大精神的灵魂，是党的伟大实践的原动力，是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精神上的集中体现和政治上的根本标志。”(2)邱志方：《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精神》，吉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在党的诸多革命精神中，虽然每种精神都有自己的特定内涵，但各种精神都有共同的‘内核’和不变的‘基因’。这些共有‘内核’和不变‘基因’，体现出许多共同的特征，其根相同、脉相连，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格品质的内在要素。”(3)吴德刚：《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人格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九周年》，《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2期。与其他革命精神一样，东北抗联精神也具有“不畏牺牲”“艰苦奋斗”等特点，这是由矛盾的普遍性决定的。“每一种社会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4)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9页。革命精神作为思想形式的一种状态，自然各有其“特殊性”。相较于其他革命精神而言，东北抗联精神同样具有显著的特殊性，“可供识别”的核心要素也比较突出，主要表现为四个典型特征。
一、民族危亡时刻的使命担当
东北抗联精神的使命担当特征集中表现在“九一八事变”后直至创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敌，以大无畏的精神毅然扛起抗击日寇、保家卫国的战斗旗帜。
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中国东北拉开了序幕。“在日军突然的猛攻之下，张学良几乎没有进行抵抗。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也不准备派兵去东北。蒋这时正倾其全力进攻共产党及其工农红军。”(5)[日]井上清著，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译：《昭和五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页。大敌当前，国民党军队大多不战而退，东北全境很快沦陷。
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毅然站在抗日斗争的最前沿。中共满洲省委(以下简称“满洲省委”)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历史责任感，于9月19日发表了《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以实际行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勇于担当的优秀品质。《宣言》分析了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原因，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的罪恶目的和阴谋，明确指出反帝斗争的方向和策略：“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将帝国主义逐出中国！”满洲省委充分意识到自己肩负的使命和历史责任，向广大党员发出了坚定的号召：“唯一的出路久已摆在我们面前了！伟大的任务久已放在我们肩上了！只有我们以英勇的斗争才能完成它！”(6)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9，第49页。
《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是在事发突然，来不及请示中央的背景下发表的，这一看似违反组织程序的行为，恰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危机面前的果敢坚决和使命担当。它与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的《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发表的《满洲事变宣言》在精神和方向上具有高度一致性。此后，满洲省委又连续发出《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告朝鲜工人、农民、学生及一切劳苦群众书》和《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并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种情况及今后的工作部署及时向党中央进行汇报。这些宣言、决议迅速传达到东北各级党组织，“各地党组织迅速行动，组织领导群众进行反日斗争，在东北掀起了反日浪潮，同时也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迅猛发展”(7)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黑龙江历史 第1卷 1921-1949》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版，第180页。。
面对东北斗争形势的急剧变化，正在哈尔滨巡视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罗登贤在冯仲云家召开中共北满高级干部会议。罗登贤在会议上指出：“蒋介石国民党以不抵抗政策出卖东北同胞，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与东北人民同患难，共生死，争取东北人民的解放……敌人在那儿蹂躏我们同胞，我们共产党人就在那儿和人民一起抗争。”(8)冯仲云：《东北抗联的创造者罗登贤同志》，《群众周刊》1946年9月29日。同时，他向党内同志提出严格要求：“党内不许任何人提出离开东北的要求，谁如果要提出这样的要求，那就是恐惧动摇份子，谁就不是中国共产党员！”(9)冯仲云：《东北抗联的创造者罗登贤同志》，《群众周刊》1946年9月29日。这既是对东北地区全体党员提出的纪律要求，也是向东北地区全体党员发出的战斗动员，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机面前誓与日本侵略者战斗到底的坚定决心。
“九一八事变”让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没有一支自己领导的强大武装力量就无法与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抗衡，更无法承担起保家卫国、民族解放的历史重任。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满洲省委迅速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开展反日斗争，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在爱国热情的激励和感召下，无数中华儿女，满怀报国之志，踊跃投身到武装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伟大斗争中。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等大批共产党员被派到东北各地创建抗日武装，拉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开展十四年艰苦卓绝抗日斗争的历史大幕。
从1932年起，满洲省委领导东北各地党组织先后在南满、东满、吉东、北满等地创建十余支反日游击队。这些抗日队伍从无到有、由弱到强，逐渐成为东北地区反满抗日的中流砥柱。东北地区拥有了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具备了与凶残的敌人展开斗争的力量基础，坚定了共产党人敢于斗争的信念，鼓舞了东北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信心和斗志。这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重任，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危机面前表现出的责任担当。
二、恶劣斗争环境下的顽强苦斗
早在1934年2月，中共中央就对东北党组织在艰苦条件下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中央完全赞扬满洲党在艰苦的复杂的环境中的奋斗精神和所得的某些成绩(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创造了人民革命军，以及在几个主要游击区域里的工作有了进步等)。”(10)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32页。
1938年是东北抗联革命斗争史上的关键节点，特别是抗联各部队为粉碎敌人的“讨伐”而实施的远征，更是艰苦到极点。日军根据其制定的“治安肃正”计划，动用大量兵力进入深山密林，加大对东北抗联部队的搜剿频率和力度。抗联各部队几乎每天都要与围追堵截的敌人随时进行战斗，队伍不断减员，却无法得到及时的补充，有时甚至连吃一顿饭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就是在这样极度恶劣的环境下，东北抗联各部指战员以顽强的意志坚持战斗，直至抗战的最后胜利。穆青曾在文章中指出：“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亲身经历了无数苦难，在晋西北吃过黑豆糠皮，在冀中钻过地道，但是，比起东北抗联遇到的困难，实在是算不了什么。我也读过不少中外战争史，看到过不少反法西斯斗争的英雄事迹的报道，但是论其战争的残酷性、艰巨性，还没有一个能超过东北抗联的。”(11)穆青：《访问周保中将军》，《中国记者》2001年第8期。东北抗联将士们面对的不仅是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更要忍受严寒和饥饿的考验。
在日寇制定的“治安肃正计划要领”中，敌人主要通过建立集团部落、设置特务机关切断抗联对苏联络等措施，割断抗联部队的后勤补给和相互联系渠道。“依靠以上两项布置，防止贼匪于收获期以后，逃避到上述地区的山里，特别要防止其搬运粮食。尔后，一边隔断该山区内贼匪的主要粮道，并在外侧方面，继续进行积极、果敢的讨伐。”(12)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834页。
日寇实行的归屯并户和“匪民分离”政策，给东北抗联部队的后勤给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游击区不断缩小，抗联队伍的粮食问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饥饿成为影响抗联队伍战斗力的一个重要因素。生存是保证战斗力的基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各部队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只能通过主动发动战斗从敌人那里夺取。当时在战士们中间流传着“宁愿打死，不肯饿死”的口号。
1939年1月3日，赶到“白皮营”送粮的王明贵见到了抗联第三路军的第三批西征战士。“他们衣着褴褛，目不忍睹。部分穿棉衣的战士，棉衣全部被树枝刮的破烂不堪，露出了棉花；没有棉衣的战士，身上披着破棉被、麻袋片或口袋布。没有棉鞋，有的脚上包着马皮；没有帽子，有的头上缠着好几层布。他们正围着篝火取暖，见我们来到，立刻相互搀扶着站了起来，惊喜地欢呼：‘三师送粮来了！’”(13)王明贵：《忠骨：抗联名将王明贵》，白山出版社2013年版，第109页。
油画《壮烈殉国》，图片来源：东北烈士纪念馆
1940年2月23日，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壮烈牺牲。在与敌人周旋的最后五昼夜里，他没有吃到一粒粮食，只能以草根、树皮和棉絮充饥。
1940年七八月份，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部活动到通北县南北河一带，在王明贵、王钧率领三支队到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斗争后，总指挥张寿篯带领20多名老弱病残的同志留守指挥部。原计划是等待王明贵率部运粮补给，不料，当部队带着粮食返回指挥部途经南北河时，洪水暴涨无法渡河。因后有敌兵追赶，不得不将粮食就地隐藏后撤往别处，这就导致指挥部留守人员陷入断粮的困境。他们经历了一个多月吃不到粮食，几乎饿死在小兴安岭的艰难岁月。
东北漫长的冬季也给抗联部队的生存带来极大的考验。活动在大小兴安岭一带的东北抗联指战员每年有大半年的时间要面对忍饥挨冻的战斗生活。王明贵回忆：“在这白雪皑皑的小兴安岭山林里，有多少抗联战士为了抗日救国，战斗到最后一息。有位姓陈的小战士，在没腰深的大雪里，走着走着就一动不动地屹立在风雪中，再也听不见战友的呼唤。李兆麟和大家含着眼泪用白雪掩埋了战友的遗体，继续在风雪中前进。”(14)王明贵：《忠骨：抗联名将王明贵》，白山出版社2013年版，第430页。李兆麟等在西征途中创作的歌曲《露营》，以乐观向上的精神激励着广大抗联将士“精诚奋发横扫嫩江原。伟志兮！何能消减，全民族，各阶级，团结起，夺回我河山。”(15)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文件汇集》甲55，第151页。“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成为东北抗联艰苦卓绝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部队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始终战斗在抗日斗争的最前沿。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在白山黑水间与入侵之敌顽强战斗。1940年11月8日夜，抗联第十二支队经过精心谋划，顺利攻克肇源，取得丰硕战果。日伪档案统计的敌方损失情况：“战死日人9人，重伤日人2人，轻伤日人1人，失踪3人，步枪271支，手枪46支，轻机枪2挺，匣枪3支，步枪子弹3万发，手枪子弹600发，马匹50匹，卡车2辆，未判犯人29人，帽子290顶，防寒大衣38件，冬服95件，夏服53件，雨斗篷35件，鸦片7万包，现金13000元，高粱40吨，苞米4.8吨，大豆129吨，大车10余辆，汽油1大罐。”(16)吉林省档案馆编译：《东北抗日运动概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76-177页。肇源战斗的胜利，不但使抗联第十二支队补充了武器装备、物资给养，而且有效补充了人员，壮大了革命队伍。
李兆麟在《关于抗联第三路军1940年度平原游击战的总结》中指出：“三路军部队今年度的平原游击战，是处在日寇讨伐环境下开始的，是处在日寇野蛮政策的□□之下，探狗奸细监视之下进行的，是在物质困乏准备不充分的条件之下，在中共北满省委领导之下，三路军总指挥部指挥之下，全不顾内部的异己的动摇份子的讽刺谴责与可耻的扰乱，在上下级一致拥戴之下，开始了有非常意义的行动。站在领导黑龙江广大人民武装响应关内总抗战方面起了实际影响与作用，这毫无疑义是中共伟大政策的胜利。”(17)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9，第108页。即便在各部队陆续入苏整训后，东北抗联教导旅仍不断派出小股部队返回东北进行武装侦察和战斗，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三、孤悬敌后时期的坚定追寻
在长达14年的抗日斗争中，东北抗联涌现出大批信念牢固、立场坚定、百折不挠的典型人物。杨靖宇、赵尚志、魏拯民、周保中等抗联将领虽然长期孤悬敌后，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但坚定的信仰始终激励着这些党的优秀儿女带领队伍坚持斗争，他们渴望听到党的声音，追寻党的脚步从未停止。
1934年10月，党中央与中央红军离开苏区开始长征。此时，负责联系共产国际和白区工作的上海中央局也遭到严重破坏，满洲省委多次派出交通员到上海试图通过上海中央局与中央建立联系，但都无果而终。此后，东北党组织只能与远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取得联系，并接受其时断时续的领导。
1937年1月16日，杨靖宇“以元海化名致信中共代表团陈潭秋(化名文光)，寻求与中共中央联系和上级机关指示、领导，要求帮助派来军事干部”(18)赵俊清：《杨靖宇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93页。。同年11月14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康生从苏联启程回国，经新疆迪化转赴延安。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充分肯定了代表团在直接领导东北抗日斗争等方面的工作，“是满意的完成了党中央与共产国际所给与他们的任务”(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34页。。这个决议标志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彻底结束了党中央赋予其领导东北地区抗日斗争的历史使命，中共中央将直接领导东北地区党和军队继续开展反满抗日斗争。遗憾的是，与东北党组织有联系渠道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并未将这一重大变化向东北各党组织做出说明，也没具体交代东北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进行联络的办法。周保中正是在东北地区党组织的领导权发生重大变化的敏感期赴苏寻求“解决全满洲党和游击战争问题”。
1938年1月20日，周保中在抗联第七军向导的带领下进入苏联，住在比金边防拘留所。心急如焚的周保中等待多日仍不见有人来接关系，他连续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设在海参崴联络站的负责人杨春山写了两封信。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信中说：“中共代表团对东北党的领导，应直接规定集中领导的办法，决不同意过去一年多形同放弃应有的实际工作，而又毫无组织的原则指示的联系，或者给东北党规定直接与内地中央联系的办法。”(20)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2，第252页。滞留比金苦等消息一个月的周保中终于收到了杨春山于2月21日写的回信，信中说：“上次写给国际负责人的信，已收到，当即转寄国际去了，并告诉送信人转告你：此处的组织已取消，负责人已离此地，望你立刻回原处去，不必等候上级组织回信……再通知你，并望你回时转告其他同志：此地组织已取消，以后再不要派人来，新的关系将由国内方面来建立，在未建起新关系前，你们应独立工作。你以前派来的老陈，因在道上被汽车把足压伤了，大概留在这边养伤。望你马上要求按你来的路线回去，不必再等了！祝你努力工作和斗争的胜利！看后毁之。”(21)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1，第173页。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东北地区党组织的领导权被取消后，党中央于1939年1月成立领导东北地区工作的机关——东北工作委员会。党中央十分重视东北抗日斗争工作，多次派遣交通人员返回东北寻找抗联部队，但除王鹏在饶河找到抗联第七军(因其将组织关系介绍信销毁，身份未能被抗联部队认可)外，其余人员均未与东北抗联建立有效联系，直至抗战胜利，东北抗联各部一直处于与党中央失联的状态。“尽管如此，东北党组织、抗日联军领导人寻求与中共中央联系的渴望不减，仍在继续为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作努力。”(22)赵俊清：《周保中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06页。
满洲省委被撤销后，抗联第三军曾派刘海涛、朱新阳去苏联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汇报工作，但都没有返回部队。1937年12月27日，赵尚志启程赴苏交涉求援事宜。赵尚志此行的目的也包括“要求帮助我军接通与中共中央的组织关系”(23)王明贵：《忠骨：抗联名将王明贵回忆录》，白山出版社2012年版，第88页。。遗憾的是，赵尚志进入苏联境内即被苏军扣押，直至1939年才被释放，回到东北。但此时的东北抗战形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赵尚志被无端关押的一年半时间，恰恰是东北抗联从巅峰走向低谷的重要转折期。
“1939年9月，中共北满省委派省委常委冯仲云去苏联请求苏方协助东北党组织打通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并寻求苏联有关方面对东北党组织和抗日联军的帮助。”(24)赵俊清：《周保中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06页。在苏联党和军队的帮助下，促成了中共吉东、北满省委代表联席会议(亦称“伯力会议”)的顺利召开。会议总结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确定了新的斗争方针和策略，并获得苏联对东北抗联的援助，对东北抗联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中坚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具有重要意义。
但北满和吉东省委希望通过苏联实现与党中央建立联系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周保中和冯仲云于1940年3月24日以中共吉东省委和中共北满省委代表名义联名给中共中央写了报告，提出：“1938年及以前时期，吉东党省委及北满党省委，都曾经由特殊联络交通，寄送报告及各种文件呈交驻国际代表同志，并请转达中央。我们不知道中共国际代表同志，接到了我们信件否？更不知道中央是否明了我们东北党组织及全般工作的实况？我们固然在中央总的政治路线之下，坚固自信，忠实彻底的继续进行东北的抗日救国斗争。然而我们设想到现实环境和中共党东北组织的久远前程，是我们不能不感觉到东北党自己四年来的‘化外党’的苦痛。我们以往仅仅在一年、半年的时间内，偶尔一次、两次，得到党的公开报纸：《救国时报》《新华日报》。处在这样非常状况之下，我们不能不寻求方法，现在得到相当有利的政治领导和工作帮助，并且相当的解决了党内问题。然而这不能代替了中共全部系统和整个工作。换言之，东北党的全部工作，迫望着党中央，迅速恢复直接关系，规定根本办法……”(25)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9，第132页。
在“伯力会议”第一阶段会议休会期间，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壮烈牺牲。1940年3月13日至15日，魏拯民主持召开中共南满省委扩大会议。会议对当前的紧迫形势和任务进行讨论，并做出部署，同时决定“任命总部秘书陈秀明为特别交通员，肩负着去苏联打通和中共中央联系的使命”(26)郭肇庆：《魂系长白山：魏拯民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4页。。
魏拯民在病情相当严重，连走路都特别吃力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撰写给中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报告(因联络中断，他不知此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早已不再承担领导东北地区党和军队的任务)。“他想念党中央，自卢沟桥抗战以来，他和杨靖宇曾数次派人去关内，企图打通和党中央的联系，都是无果而终。去年的夏天，他从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说八路军东北挺进队已到了长城地区，这消息令他异常兴奋。他写信告诉杨靖宇，于是他们再次派出交通员去关内，期望能与八路军取得联系，他更期望八路军东北挺进队能够如神兵天降，逼近奉天和长春。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努力，虽然得到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但他并不灰心气馁，他满怀信心地把希望寄托在这一次。”(27)郭肇庆：《魂系长白山：魏拯民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0页。魏拯民在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报告中说：“我们有如在大海中失去了舵手的小舟，有如双目失明的孩提，东碰西撞，不知所从。当目前伟大的革命浪潮汹涌澎湃之际，我们却似入于铜墙铁壁中，四面不通消息，长期闷在鼓中，总听不到各处革命凯歌之声。当然实际情况并不止此。自从与上级机关中断了联系之后，我们在工作上还不断的遭到不可想象的重大损失。就是一般干部中在思想上、行动上，已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变化，动摇、悲观、失望等现象。我们终日所希望的，就是不要再度长期中断了联络。(28)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99页。
东北地区各省委和抗联各部队的将领们，在极度渴望得到党中央的领导和指示的过程中，从未间断寻找与党中央建立联系的途径和办法。他们以实际行动践行着共产党员的信仰与责任，以大无畏的战斗和牺牲精神誓将抗日斗争进行到底，争取早日迎来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四、共同命运凝结的团结协作
东北抗联的抗日斗争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朝鲜人民、苏联政府和人民的援助。中、朝、苏人民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相互支援、密切配合、并肩作战，用鲜血和生命谱写出一曲气壮山河、团结御侮的国际主义英雄赞歌，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国际社会相互支持、合作共赢的实践范例。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中国东北全境沦陷。日本侵略者给中朝两国人民带来的屈辱和苦难，将两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实现民族解放，成为中朝两国共产主义者共同的历史使命。
1931年9月20日，中共满洲省委和团满洲省委向全满朝鲜工人、农民、学生及一切劳苦群众发出号召：“亲爱的弟兄们！起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和广大的革命的中国工农兵劳苦群众弟兄们携手起来，直接参加伟大的中国革命，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争取你们的解放！只有这个是你们的出路，只有这样才能实际的帮助朝鲜革命！”(29)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9，第54页。
生活在东北的朝鲜族群众主要集中在东满和南满地区，他们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以实际行动投入到中国革命的历史洪流中。从1931年底至1932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后创建了延吉游击队、汪清游击队、安图游击队、珲春游击队、和龙游击队。各游击队成立之初，队员只有十几名，绝大多数是朝鲜同志。在北满和吉东地区的抗日队伍中，朝鲜战士也是其中的主要力量。1933年10月10日，珠河反日游击队在三股流正式成立。此时全队仅有7名队员，除赵尚志和王德全是汉族外，其余5人均为朝鲜族。
油画《十二烈士山战斗》，图片来源：东北烈士纪念馆
1936年2月，从苏联返回东满的魏拯民传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共产国际七大指示精神，包括拟将活动在东满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朝鲜抗日战士单独编为“朝鲜民族革命军”。金日成等朝鲜共产主义者认为，将中朝联合队伍分开单独行动的条件尚不成熟，“应该以抗日联军的名义，共同组织和开展武装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广大朝中人民的支持和声援”(30)金日成：《金日成著作选》第1集，朝鲜外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105页。。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朝鲜共产主义者与中国革命者同呼吸、共命运，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职责和使命。1936年3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金日成任第三师师长。同年7月，东北抗联第一军与第二军合编为东北抗联第一路军，金日成改任第六师师长。
北满、吉东地区的情况也类似。在东北抗联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军部队中，从干部到普通战士都有大量朝鲜革命者和朝鲜族同胞。1936年8月，金策任东北抗联第三军第四师政治部主任。1939年4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改称中共北满省委，金策任书记。这些朝鲜共产主义者与中国同志同甘共苦、并肩作战，直至抗战胜利前夕各自奔赴本国战场。
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杨松在《救国时报》发表文章指出：“朝鲜人也是受日本的殖民地民族压迫，日本帝国主义是朝鲜人和中国的共同敌人，在日本进攻中国人民战争中日本的失败，即是朝鲜人民的胜利……所以，在目前东北的中国人和朝鲜人共产党员的任务就是：不仅组织中韩人民的共同抗日统一战线，去驱逐日寇出中国，去谋真正间岛朝鲜人民族自治区的实现，并且，要帮助朝鲜内民族解放运动，以求朝鲜民族独立与自由。”(31)吴平：《全国对日总抗战与东北抗日民族革命运动》，《救国时报》1937年9月18日。
中国共产党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高度看待中国革命和朝鲜民族解放问题，战斗在东北的中国战友也关心朝鲜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国共产党东北地区的党组织及其所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不但继续派出已加入中共的朝鲜共产主义者赴朝鲜开展地下斗争，而且还不时派出抗日武装和朝鲜抗日战士进入朝鲜，同日本殖民主义者作战，打击日本殖民统治，获得了许多的胜利。”(32)李鸿文：《李鸿文著述选》，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80页。
在长期的抗日斗争中，中朝两国将士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李红光是磐石游击队的主要创建者，他有勇有谋，逐渐成长为杨靖宇领导南满抗日斗争的得力助手和亲密战友。赵尚志经常要求队伍中的汉族同志要像亲兄弟一样对待朝鲜同志，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关心他们的冷暖。在三岔河战斗中牺牲的李根植和被特务周光亚刺杀的李启东都是珠河游击队创建时期的朝鲜族队员，他们的牺牲令赵尚志感到十分悲痛。
金日成与周保中、魏拯民等抗联将领不但在工作上联系密切，也积淀了真挚的战友情。在车场子会议上，魏拯民“推荐金日成担任第三师师长，并且带领东满省委和抗联第二军的同志从思想上组织上给予金日成全力的支持。从此两个人的友谊与日俱增，成为亲密无间的战友加兄弟”(33)郭肇庆：《魂系长白山：魏拯民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2—403页。。金日成知道魏拯民胃病严重，命令战士为其搭建密营安身，派人冒着生命危险外出购买药品，并多次将战斗中缴获的食品送给魏拯民增加营养。1941年夏，为了与魏拯民取得联系，金日成亲自率队回到南满山区逐地寻找。在得知魏拯民已牺牲的消息后，他难过不已。
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事业也得到了苏联的支持和援助。特别在1940年冬东北抗联遭到巨大困难和挫折后，东北抗联余部陆续进入苏联，苏联政府和人民为抗联部队给予军事和生活上的基本保障，对保存革命火种、保持部队战斗力、将抗日斗争进行到底提供了宝贵支持。在苏联整训期间，东北抗联教导旅共向东北地区派遣小部队三十余支，基本摸清了日军在边境地区的战略防御情况，向苏军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情报资料，为解放全东北作出重要贡献。
中共中央对抗日战争时期中朝、中苏人民之间协同作战，共同抗敌，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光辉历史给予高度评价。1986年，中共中央在转发给各省委的《东北抗日联军历史问题座谈纪要》中指出：“东北抗日联军是一支体现着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人民抗日武装。它的指战员同朝鲜共产主义者和革命战士并肩战斗，在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斗争中，结成了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战斗友谊，它的斗争，对于日本法西斯入侵苏联的企图和武装挑衅，起到了牵制作用。它在后期同苏联远东方面军建立的协同作战关系，是各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互相支援，共同对敌的关系。”(34)张洪兴：《东北抗联精神》，白山出版社2010年版，第307页。
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将被压迫、被奴役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紧紧连结在一起，团结御侮，并肩战斗成为这些国家和人民的普遍共识。东北抗联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共产主义者联合抗日的历史，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际关系具有深远影响。“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帮助朝鲜人民军抗击美国侵略者，是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中朝人民在东北并肩作战的逻辑发展。”(35)薛衔天：《从并肩抗日到抗美援朝——以东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心的中朝关系》，《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6期。这段历史，也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人类社会新理念提供了有力注脚。
在长达14年的抗日斗争中，东北抗联将士们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以使命担当、顽强苦斗、坚定追寻和团结协作为典型特征的东北抗联精神。中国共产党用信仰和实践赋予东北抗联精神具有跨越时代的强大生命力，其独特魅力散发着不朽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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