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源于感召,感召起自精神。时常感悟精神伟力,能够激发奋进力量,我们要善于从精神感召中汲取奋进新时代的强大动能,特别是要善于从中国共产党人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红色精神中汲取。延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广大干部群众自强不息、艰苦奋斗,为中国革命前途与民族命运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艰辛的抗争,孕育了伟大的延安精神:“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1)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98页。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指出:“延安精神培育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坚持不懈用延安精神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用以滋养初心、淬炼灵魂,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查找党性的差距、校准前进的方向。”(2)谢环驰: 《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 奋力谱写陕西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人民日报》2020年4月24日。
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体现了人民群众对风清气正社会风尚的高度期望。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接续发力、高度重视廉洁文化建设,制定了一系列制度规章、实施了一系列重要举措,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明确了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不想腐的自觉,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3)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7页。2022年2月,《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指出,“要用革命文化淬炼公而忘私、甘于奉献的高尚品格”“不断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朗”(4)《中办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人民日报》2022年2月25日。 (以下简称“四清”目标)。“四清”作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靶向目标,充分回应了新时代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迫切需要,锚准了全面从严治党与人民群众期待的廉洁标尺。
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与延安精神具有极强的契合性。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从属于而又不限于文化建设的范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同向发力、久久为功的伟大工程,理应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汲取文化滋养和感召力量。延安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一环、作为红色革命文化的集大成者,能够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提供极大的精神给养和感召力量。梳理、提取并发挥好延安精神所具有的感召效应,对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聚焦实现“四清”目标,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当前,学界对此相关专题的系统性研究成果,还未成繁盛之势,本文拟作一浅显探讨,期许有抛砖引玉之效。
一、延安精神中所蕴含的廉洁感召效应分析
精神感召不同于个人魅力型的感召,因其特殊性,所展现出的感召效应亦有所不同。具体来说,精神感召效应的发挥需要通过具体的行为示范、隐性或显性的规则约束、方向一致的愿景指引和大众化的传播理念等条件加以实现。根据感召力效应发挥的特点,可以把延安精神中所蕴含的廉洁感召效应概括为廉洁行为、廉洁制度、廉洁信仰和廉洁作风感召四个维度。
(一)延安精神中所蕴含的廉洁行为感召
廉洁行为是廉洁精神的外化形态和生动实践,是精神感召效应发挥的第一印象。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从党的领导人到普通党员干部,人人崇尚廉洁,人人践行廉洁。“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亲手开荒种菜,周恩来、任弼时是纺线能手,朱德背上粪筐拾粪积肥,中央领导和士兵一样,吃的是小米饭,穿的是粗布衣,住的是土窑洞……”(5)徐家林等:《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史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9年版,第119页。党的领导人率先垂范的廉洁行为影响着每一位党员战士,他们一方面能够自觉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不讲排场、不摆架子,保持了朴素生活作风;另一方面,自觉保持与群众平等相待,遵守党的纪律,不损害群众利益,不欺压群众。针对个别党员干部存在贪污腐化、徇私枉法的行为,即使是有功于革命的老红军也绝不姑息、严惩不贷。肖玉壁作为一名身经百战、战功赫赫的老红军,本应清正廉洁、保持本色,却在担任税务分局局长期间目无法纪、居功自傲,贪污挪用公款,甚至私下倒卖边区重要物资,最后被判处死刑。此外,刘振球、刘力功、钱维人、艾印三等一大批腐败分子也被严肃处理。据统计,从1937至1939年,陕甘宁边区司法机关就依法判处了180起贪污腐化案件。(6)杨瑞广、雷云峰:《中共中央与八年抗战》,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61页。
正是在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以及中共中央的大力倡导和自觉践行下,延安时期的廉洁行为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并不断在边区潜移默化地渗透、传递,使得延安出现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良好局面,陕甘宁边区成为全国真正的模范区。在这种廉洁清明的行为感召下,党所领导的红色政权也不断得到发展壮大。
(二)延安精神中所蕴含的廉洁制度感召
廉洁制度是惩治贪污、保障廉洁的强制约束。党在延安时期继承了苏区时期的廉洁制度建设传统,把廉洁制度建设当作一件大事来抓,也标志着党在廉洁文化建设上逐渐走向成熟。1938年8月,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不但规定了十项以贪污罪论处的行为,还规定了对应的惩治贪污数目,使得惩治贪污量刑标准有了一定的参照。1939年4月,边区政府重新修订颁布《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时,充分考虑到货币贬值等客观因素,本着惩戒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修改了之前的死刑量刑标准,使惩处贪污腐败分子有了更加规范成熟的法规依据。1941年5月陕甘宁边区又颁布了具有宪法性质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对反腐倡廉作了明确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7)毛泽东:《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1年5月1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5页。针对党员干部中存在的纪律松弛特别是贪污浪费现象,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43年又连续颁布了《政务人员交代条例》《政纪总则草案》《政务人员公约》等廉洁法规。
《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贯彻实施后,陕甘宁边区1939年查处贪污案360件,1940年644件,1941年上半年下降到153件,整个边区风气得到极大改观,与国民党统治区贪污成风、社会腐败形成了鲜明对照。(8)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延安时期大事记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44页。在从严治党和廉洁政府建设方面,发挥了良好的制度感召效应。
(三)延安精神中所蕴含的廉洁信仰感召
理想信念是思想和行为的“总开关”,延安精神的廉洁信仰主要体现于党的理想信念之中。中国共产党到达陕北之后,党的内部面临着长征后红军队伍急剧减少和同党内错误路线斗争的不利局面,外部面临着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和国民党的敌对行动。无论局面多么艰难,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并把党的远大理想和民族解放相结合,从而在民众中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号召力和组织动员力。在延安的十三年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灵活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之中,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转化应用,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9)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8页。“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0)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坚守廉洁信仰,能够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秘诀所在。
延安精神的廉洁信仰感召还体现在继承和发扬斗争精神,即坚持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以及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念作斗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其他错误思想,开展了为期三年,被历史证明卓有成效的整风运动。经过整风,修正了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坚定了全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极大地提升了抗战胜利和民族解放的信心,保持了全党的廉洁本色。为我们党在当时局部执政乃至后来全国执政环境下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四)延安精神中所蕴含的廉洁作风感召
廉洁的优良作风是一个政党始终得到人民拥护、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一大法宝。1936年10月22日,针对当时干部中存在的铺张浪费现象,毛泽东在致电叶剑英、刘鼎的信中指出“经济甚紧,外面用费须节省又节省,千万不可过费”(11)毛泽东:《给叶剑英、刘鼎的信》(1936年10月22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3页。,指示要“对同志做教育与警戒的工作”。实际上,毛泽东并不是所有用费都要“节省又节省”,信中第二部分即规定“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可见他对于用费开支是用之有度、合理支配的。在1940至1942年根据地三年困难期间,党中央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和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发展生产的同时注意生活上的厉行节约。为此,边区政府明令“不急之务不举,不急之钱不用,且须用在急务和急用上,力求合理经济”(12)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7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103—104页。,注意廉洁节约,力戒贪污腐化。此外,边区政府还实行“三三制”原则,各阶级力量相互监督制约,廉洁民主的作风感召了更多的民众,聚拢到中国共产党身旁,从而使边区政府被群众赞誉为“民主的政府、廉洁的政府”。
美国记者斯蒂尔回忆:“有三件事使我感动而且深刻起来。第一件是我体味到共产党常常说的‘为人民服务’,在延安所亲见的各种具体事实,我认为是货真价实的。”(13)任宏、高梅:《精神的魅力——延安时期生活往事》,济南出版社2005年版,第194页。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访问延安后说:“县长概是民选,官吏如贪污五十元者革职,五百元的枪毙,余者定罪科罚,严令实行,犯者无情面可袒护优容。”(14)陈嘉庚:《南侨回忆录》,岳麓出版社1998年版,第183页。这正是延安精神廉洁作风感召效应的生动证明,也能够从中感悟到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必然所在。
二、延安精神在实现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四清”目标中的感召路径
回望延安时期,党员干部清廉正直、廉洁奉公,边区政府精兵简政、清正廉明,政治生活民主集中、是非分明,党风清正、民风淳朴、社风醇正、作风清新。发挥延安精神在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中的感召效应,对于不断实现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四清”目标具有极强的历史启示和现实意义。
(一)以延安精神中的廉洁行为感召,实现干部清正
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成效如何,首先体现在党员干部在行为上是否真正做到了清正廉洁、公道正派。延安时期,面对战争的残酷环境和根据地的严重困难局面,党带领根据地民众组织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党的领导人时刻注意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艰苦朴素,清正廉洁,从不搞特殊,与国民政府的贪腐行为形成鲜明对照,极大地增强了在民众中的感召力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党在延安时期的廉洁行为建设堪称光辉的典范。
新时代,党中央高度重视广大党员领导干部的廉洁行为建设,其中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坚持以上率下,强调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必须用自身的廉洁行为做出表率。正因为这样,才使得党风廉政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效。为了继续巩固发展胜利成果和良好局面,我们还必须以永不停歇的决心和斗志,继续加强廉洁行为建设。发挥延安精神的廉洁行为感召,不断强化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洁身自好的“廉洁自律”行为、品行端正的“廉洁修身”行为、家风纯正的“廉洁治家”行为、公道正派的“廉洁用权”行为、无私无畏的“廉洁奉公”行为。时刻对标党纪国法的廉洁准则,要求每一位党员干部切实做到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落到行动上,增强廉洁行为上的自觉和廉洁道德修养上的自励自省,努力养成处处廉洁、时时廉洁、事事廉洁的日常规范和行为习惯,发挥好干净忠诚、公道正派的模范带头作用,让清正廉洁真正成为其自觉自愿的行为方式和亮丽名片。
(二)以延安精神中的廉洁制度感召,实现政府清廉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厉行廉洁政治”“建立廉洁政府”作为施政纲领,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等一系列廉洁制度并严格执行,真正做到了“不滥用职权,不假公济私,不徇私情,不贪污,不受贿,不赌博,不腐化,不堕落”(15)唐宝富:《抗日根据地政治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2页。,树立了政府廉洁形象,增进了群众信任,巩固了边区政权建设。
制度是保障政府清廉目标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要真正实现政府清廉,首先,要注意增强制度的政治属性。毛泽东指出:“党是政治团体,不是家族或职业团体。”(16)毛泽东:《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3页。延安时期党将以“四个服从”为核心的党的纪律发展成为党的组织制度启示我们要增强制度的政治属性,在制度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要自觉做到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守党的初心和使命,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其次,要增强制度的价值属性。延安时期,党所制定的一系列法规制度,不但保障了人民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也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各级政府要时刻牢记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主体和根本动力是人民群众,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在政策制定和制度执行上始终体现“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最后,要增强制度的规则属性。制度是刚性的约束,也是规则和规矩的集中体现。要通过不断完善岗位职权、追究问责、绩效评价、民意测评、舆论监督、投诉反馈、奖惩激励、干部考核、选拔任用等机制,构建政府清廉制度体系,为勤政、务实、高效、廉洁的政府清廉建设提供坚实制度保障。强化制度的规则属性,用制度约束行政权力,规范行政行为,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清廉力,塑造在人民群众中的廉洁形象。
(三)以延安精神中的廉洁信仰感召,实现政治清明
发挥延安精神的廉洁信仰感召就是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不但为党员干部的行为方式提供了思想引领,还保证了党的一切斗争都朝着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方向前进,真正使“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17)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页。。
信仰是一个政党锚定正确方向的柱石,信仰是人生追求的价值指引。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广大党员干部铸就和坚守理想信念的方式方法已有所变化,干扰和破坏理想信念的内外部因素也五花八门,但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信念却始终未变。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要注意从延安精神乃至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汲取信仰的感召力量,发挥信仰引领力。首先,要以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锤炼理想信念,切实提升“政治三力”,懂大局、明是非、有定力。其次,要在思想和行动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认真对标党的要求、严格执行党的命令中增强党性,始终保持党的初心和使命。再次,要敢于发扬斗争精神,善于掌握斗争策略,积极练就斗争本领,明辨大是大非,直面危机困难,抵制歪风邪气。最后,要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守共产党人百余年奋斗的价值追求,这是延安精神廉洁信仰感召的最生动体现,也是衡量共产党人是否具有崇高理想的“试金石”。只有做到以上四点,才能够不断形成正气充盈、政治清明的政治生态,永葆党不断向前的正确方向,筑牢全社会的廉洁文化根基。
(四)以延安精神中的廉洁作风感召,实现社会清朗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无产阶级政党阶级品质的生动体现。延安时期,广大党员干部时刻注意、严格践行、长期保持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观察党群干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18)习近平:《不忘初心,继续前进》(2016年7月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4页。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所创造的“延安作风”打败国民党“西安作风”的历史事实,充分有力地证实了优良作风对人心向背的重要影响。要继续发扬党在延安时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以促进政风的持续改善和民风的不断好转,营造清清朗朗的社会风气。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虽然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国家“软、硬实力”不断得到增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得到满足,“但我们决不能丢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传家宝”(19)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00页。。社会风尚具有“润物细无声”的滋养作用,无时无刻不对人们的是非、正邪、美丑判断和认识产生影响。要清醒地认识到从政者的廉洁状况与生活作风对社会风尚所起的重要影响,从领导干部作风模范践行和全社会勤俭朴素氛围建设方面协同发力,以优良党风带动社风民风,共同营造廉洁风尚。一是全社会要牢固树立艰苦奋斗作风。行百里者半九十,伟大事业的成功需要持之以恒,“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20)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2页。。要增强忧患意识,时刻践行艰苦奋斗作风,把艰苦奋斗的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不懈努力,持之以恒,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二是要发扬苦干实干作风。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身处新时代,建功新征程,更需强化责任担当,保持优良工作作风,做到愿为、敢为、善为。责任面前不避让,困难面前不绕道,要“吃得苦中苦”,迎难而上、勇往直前。三是要大力倡导勤俭节约的社会风尚。以勤俭为荣,以奢靡为耻,敬畏劳动成果,自觉厉行节约。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牢记“两个务必”,模范践行、继续弘扬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使厉行节约、艰苦奋斗蔚然成风,让社会清朗成为新时代的最美风尚。
三、结语
精神感召力量的发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具有持久生命力的过程。在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实现“四清”目标过程中,应大力弘扬并充分发挥以延安精神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感召作用,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精神动力。精神感召力量的作用形式属于文化建设的一种,在运用精神感召的过程中要注意文化力量传播的内在规律和物质表现形式,注意精神文化与物质样态的有效转化,常态化、多样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线上线下的、灵活多样的崇廉尚廉活动,让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能够真正从延安精神的感召中得到心灵上的廉洁涵养和行为上的廉洁示范。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也要注意到精神感召力量的发挥也是一个不断迭代的过程,要考虑到过去的现实条件和现在所处的客观形势,注意过去、现在和将来目标之间的逻辑契合和价值衔接,使以延安精神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感召力量的发挥真正能够适应新时代新要求,才能使广大干部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中所塑造的精神常感常新,并从中不断汲取奋进伟力,久久为功、驰而不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心聚力,奋勇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