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高凡夫,嘉兴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伟大建党精神提出后,迅速成为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的重要核心概念,也成为学界和理论界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关于伟大建党精神这一重要概念的生成与定位,目前学界主要有三种不同观点:一是从中共创建和成立视角出发,认为伟大建党精神是一个历史概念,特指中共创建时期形成的伟大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先驱在20世纪20年代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中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伟大建党精神: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求是》2021年第14期。。二是从党的建设视角出发,认为伟大建党精神贯穿建党百年始终,是一个宏观与整体概念。建党精神中的“建”,不仅包含创建、建立之意,也包含建设、建构之意,“其中蕴含的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贯穿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全过程”(2) 柴宝勇、黎田:《伟大建党精神政治功能研究——基于政党理论视角的分析》,《政治学研究》2022年第3期。。三是认为伟大建党精神具有狭义与广义双重意涵。从微观意义上说,建党精神首先是个历史概念,体现特定的时空范围;从宏观意义上说,建党精神又是个跨越时空的普遍概念,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精神全体的精髓提炼。(3) 齐卫平:《伟大建党精神研究的四个视角》,《理论与改革》2021年第6期。全面准确地界定、理解和使用概念是学术研究的逻辑起点,而“科学界定建党精神的范畴,是研究、宣传和学习建党精神的前提”(4) 韩洪泉:《论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从概念史角度看,学术界对“伟大建党精神概念的界定尚不够统一,仍需进一步凝聚共识”(5) 李雅丽:《伟大建党精神研究述评》,《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23年第3期。。目前学界对伟大建党精神概念的不同理解与定位,都有着各自的依据与合理之处。其中的分歧和不同认识,主要原因就在于对“建党”和“建党精神”两个概念的定义和内涵的不同理解与定位。因此,深入解读“建党”和“建党精神”概念意涵,全面考察“伟大建党精神”概念生成的过程与脉络,对完整准确理解“建党精神”,进一步推进“伟大建党精神”的研究、宣传与弘扬,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的“建党”意涵
在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建党”概念主要有三种语义或意涵:即党成立意义上的“建党”、党的组织建设意义上的“建党”、党的自身建设即党建意义上的“建党”。这三种“建党”意涵在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并行不悖,互不矛盾,有着清晰的概念内涵与外延,在各种不同政治场合和历史语境中交替使用着。
(一)中共创建意义上的“建党”概念,特指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在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建党”概念在很多场合特指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即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和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与创建意义上的“建党”时段范围,学界一般认为是从1919年5月五四运动之后开始到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结束。“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任务,是由‘一大’、‘二大’共同完成的”(6)肖甡:《论中共“二大”的重大成就及其历史地位》,《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党的二大完成党的政治纲领和首部党章的制定等党的建设的奠基性工作,标志着党的创建任务已经圆满完成”(7)李颖:《党的二大与党的自身建设》,《党的文献》2022年第4期。,“中共二大完成了党的创建,伟大建党精神至此正式形成”(8)忻平、韦博:《论中共二大与伟大建党精神的正式形成》,《苏区研究》2023年第1期。。也有观点把1921年7月中共成立之后到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之前确定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一卷(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72—103页。,甚至有的学者将中共三大时期的中共党员纳入建党先驱群体(10)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27页。。但不可否认,作为成立与创建意义上的中国共产党“建党”实践在百年前即已完成,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创建由此作为一个对中国与世界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被永载史册。
由于生存环境极为恶劣,中国共产党“因时局和环境限制,在较长时间内没有组织统一的建党纪念活动”(11)陈金龙:《论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建党纪念活动》,《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4期。。直到1938年建党17周年之际,中国共产党才在延安举行了第一次正式的建党纪念活动。而将7月1日作为建党日,是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讲演中首次提出的:“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12)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0页。194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将7月1日规定为建党纪念日。“自此,中共建党纪念走向常态化,成为中共周期性的纪念活动。”(13)陈金龙:《论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建党纪念活动》,《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4期。之后每年特别是逢五逢十周年(除1971年建党50周年之外),中国共产党都要举行各种建党纪念活动,这已经成为党的纪念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无论是抗战时期建党20周年纪念,还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三十而立”的建党30周年纪念,尤其是2021年庄严隆重热烈的建党百年纪念,这一语境中的“建党”概念就是特指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一意涵非常明确,没有任何疑义。“尽管一大是在7月23日开幕的,而按照多年来形成的惯例,我们仍然以‘七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纪念日。”(14)沙健孙:《中国共产党史稿(1921—1949)》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22页。中国共产党建党年与成立年是同义语,这也是“建党”概念使用场合和语境最多的用法。因此,在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建党前后”“从建党之日起”“建党初期”“建党时期”“中共建党者”(15)张育诚、张旭东:《“共产党”的宣介与“中国共产党”名称的确立》,《党史研究与教学》2022年第2期。“建党以来”“建党年纪念”等语境中的“建党”概念,就是特指中国共产党成立和诞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这已经成为学界与社会各界的普遍共识。
(二)党的组织建设意义上的“建党”概念,指扩大党的队伍与壮大党的组织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而正是这个成立时只有几十人的政党,今天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与世界政治格局。到2023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9918.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17.6万个。中国共产党党员队伍结构持续优化,“全面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使党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16)《中国共产党党员队伍结构持续优化 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进一步增强》,《人民日报》2024年7月1日。。党员人数和党的组织不断发展壮大,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意义上的建党任务一直在进行中。尽管中共创建和成立意义上的“建党”工作已经完成,但从发展党员队伍和壮大党的组织角度来说,“建党”工作始终在路上。
在百余年奋斗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都根据不同时代主题、历史任务、斗争环境等,适时提出并确定建党工作的任务、方针和目标,使党员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党组织战斗力不断增强。“建党初期,党的建设的一个迫切任务是迅速在各地建立和健全党的组织机构,发展党员尤其是发展工人党员。”(1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一卷(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01页。而在1927年初,为改变党员发展的滞后局面,加强党对湖南农民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和湖南区委强调必须大力发展农民党员,从而确立了“在这两个月中决议每乡农协成立一个支部,……每百个贫农协会会员中必须有同志一人”(18)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3页。的建党方针。此后,湖南省中共党员人数迅速增加到2万人左右,其中农民党员的人数也大为增加,有力推动了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青年大学生及新社会阶层的建党工作。同时,对于私营企业中一度存在的“重建厂,轻建党”现象(19)张严:《“重建厂,轻建党”问题不容忽视——关于加强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的调查》,《人民日报》2000年9月12日。,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进行整改并取得显著成效。根据最新统计数据,2023年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总量增幅平稳。“党员总数比上年增加1.2%。全年发展党员240.8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27.6万名,占53.0%;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28.0万名,占53.1%;35岁及以下的198.3万名,占82.4%。”(20)《中国共产党党员队伍结构持续优化 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进一步增强》,《人民日报》2024年7月1日。正是不断吸收各阶层先进分子入党,及时补充大量新鲜血液,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持续保持旺盛的生机与活力。
上述“建党”概念都是组织建设意义上的“建党”,意指中国共产党发展新党员,壮大党的队伍和党的组织。从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入党、党员队伍不断壮大和各级党组织数量不断增加这一角度说,中国共产党“建党”工作从未结束。党员数量的增加,不仅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日益得到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戴,深刻诠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与正确,也充分说明建党工作取得的巨大成效。这正是我们党百年风华正茂、永葆革命青春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也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成长历程。这其中,“建党工作”“建党计划”“建党方法”“建党方针”“建党政策”和“整党建党”等语境中的“建党”,都是组织建设意义上的“建党”意涵。
(三)党建意义上的“建党”概念,包括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纪律建设、作风建设等
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光辉历程,也是一部党的自身建设史。对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建党绝非只是党员数量的增长和党组织的发展壮大,不仅要求每一名共产党员在组织上入党,更要在思想上入党,才能永葆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也只有这样,每一名共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才能够真正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与战斗堡垒作用。因此,在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建党”概念除中共成立和党组织发展壮大意涵外,还包括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意涵。
党的建设是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同党的建设实践活动的统一,关系到党的兴旺发达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党的建设意义上的“建党”就是怎样建设党,如何把迅速发展壮大并面临各种严峻考验的中国共产党建设好、发展好,也就是“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列宁党性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具有严密组织和严格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而列宁建党思想的首要原则就是强调思想入党。因此,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首位,成为毛泽东建党思想和建党学说的最大特色。“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是毛泽东建党学说的经典表达。新时代,党的建设内容更加全面,包括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等多方面的内涵,并强调把政治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
坚持不懈抓好党的建设工作,教育党员干部始终以合格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是我们党铸就百年辉煌的成功密码,党的建设也因此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正是在深刻总结列宁的党性建党原则、毛泽东的思想建党原则和新时代党的建设新实践新经验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带领全党开辟了管党治党建党的新境界”(21)王伟光:《全面从严治党的强大思想武器与行动指南——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人民论坛》2017年第22期。。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建设也永远在路上。从这一意义上说,“建党”也始终在路上,体现了我们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与勇于自我革命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在这一语境和语义中,“建党理论”“建党思想”“建党学说”“建党路线”和“思想上建党”中的“建党”,都是指党的建设意义上的“建党”。
二、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的“建党精神”意涵
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的“建党精神”也具有多重意涵,即中共成立意义上的“建党精神”、党的组织建设意义上的“建党精神”和党的自身建设意义上的“建党精神”。
(一)中共创建和成立意义上的“建党精神”
中共创建和成立意义上的“建党精神”,是指中共先驱群体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实践中形成的革命精神。这无疑是一种狭义的建党精神概念,即创造主体特指中国共产党先驱群体而非中国其他性质的政党或其他国家的政党,内涵特指中共创建时期形成的中国共产党早期伟大精神,而非贯穿党的百年发展历程的党的建设和政党文化意义上的建党精神。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是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人政治觉悟、意志品质、思想道德和工作作风的一系列优良传统和革命风范。”(22)王炳林、房正:《关于深化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史也是一部不断铸就各种伟大精神的文明史。“建党不仅是组织上建党,也是精神上建党。作为中国先进政党和先进分子,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时就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精神世界、精神品格、精神风貌。”(23)颜晓峰:《伟大建党精神与党的精神历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1年第8期。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2页。。因此,中国共产党建党先驱不仅具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更具有为共产主义事业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终生的奉献牺牲精神。他们白手起家一无所有,没有任何政治经济优势资源可以利用,支撑他们一往无前、不懈奋斗的唯有远大理想抱负和奉献牺牲精神。
当下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的建党精神,更多的特指中共创建时期党的先驱群体所展现出来的革命精神,即中共先驱群体的坚定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和优良工作作风等。中共先驱群体中的大多数人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切实践行了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体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和真正革命者的精神风范。李大钊、王尽美、邓恩铭、何叔衡、陈潭秋等都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也都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积极塑造者与践行者。
(二)党的组织建设语境中的“建党精神”,即发展党员和壮大组织过程中所遵循的工作原则路线和方针路径等
检索中国共产党相关文献,党的组织建设语境中的“建党精神”并不少见。但细究之下能够发现,这一语境下的“建党精神”概念,实际就是党的组织建设中的建党原则、方针、政策的同义语,而并非政党精神或政党文化意义上的“建党精神”。
如1953年4月,中共河南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南局关于保证质量、发展一批、巩固一批的建党精神,制定了《中共河南省委员会关于1953年建党工作计划》,确定1953年河南省的建党方针即以巩固教育现有支部党员为主,在巩固的基础上有控制地适当发展一批。1953年全省共发展党员3.44万名。(25)河南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河南省志 第十三卷·共产党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6页。另据江西省《婺源县志》记载,中共婺源县委在组织工作方面,对于发展党员,解放初执行党中央“有重点、有计划、有步骤地、慎重地从群众斗争中发展党员,重质不重量”的建党方针,个别吸收党员……1957年,遵照党中央“停一停”的建党精神,放慢了建党速度。(26)叶义银主编、婺源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婺源县志》,中国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页。
能够看出,这里的建党精神和建党方针其实都是指党的组织建设和发展党员工作中所遵循的具体原则、方针、政策,是属于实际工作层面的概念,而并非政党精神与政党文化层面的“建党精神”。因此,组织建设意义上的“建党精神”不属于本文探讨的“建党精神”的概念范畴。
(三)党建意义上的“建党精神”,即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纪律建设、作风建设等语境中的“建党精神”
尽管在党的重要文献中,完整明确的党的自身建设意义上的“建党精神”概念很少使用,但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贯彻执行了共产国际民主集中制的民主建党精神和建党理论,党的主要领导人的相关论述也充分体现了对党的建设意义上的“建党精神”和建党原则的高度重视。
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理论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以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实践创造性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学说。《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首位的重要理论,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建党学说的初步形成。延安整风运动不仅对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也推进了毛泽东建党学说的完备成熟。为实现“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27)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2页。这一“伟大的工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特别“强调共产党员既要在组织上入党,更要在思想上入党,不断加强思想意识修养,树立三大作风,强化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培育共产主义道德品质”(28)石仲泉:《百年党建成就百年强党引领百年强国》,《前线》2021年第5期。。刘少奇同志的经典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也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建党精神和建党原则。
党的建设意义上的建党精神,不仅在党的重要文献和重要领导人的相关论述中有所体现,学界相关研究对此也有所论及。如有学者认为,“建党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对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追求”,“建党精神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就是以人为本”(29)郭淑敏:《高等学校党的先进性建设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73页。。还有学者指出:从毛泽东建党学说和建党理论衍生而来的毛泽东建党精神,极大丰富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理论宝库。毛泽东建党精神就是无产阶级政党精神。(30)王军:《毛泽东建党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内在关系探析》,《宁夏党校学报》2010年第6期。这里的“建党精神”就是指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目标、任务以及建党思想、原则等。还有学者指出:“延安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价值理想、建党精神和崇高品质的集中体现……必然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具有行为规范和道德感召力。”(31)杨玉玲:《在多元文化互动中传承延安精神》,《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这一语境中的“建党精神”同样是指党的自身建设意义上的建党精神。
三、伟大建党精神概念的生成考察
人类在自己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必须和只能以概念的方式去实现对世界的本质性、普遍性、必然性和规律性的把握与解释,即以概念的方式实现思想中对世界的占有。(32)孙正聿:《哲学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9页。伟大建党精神不仅是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热点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的重要核心概念,对完整构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话语体系具有决定性意义。从学术史视角考察,伟大建党精神这一重要概念,是在红船精神、创党精神、建党精神等概念基础上生成并提出的。
2005年6月,习近平同志首先明确提出并深刻阐释了“红船精神”的概念和内涵,并特别强调“红船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和“党的先进性之源”。(33)习近平:《弘扬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光明日报》2005年6月21日。之后这一重要论述逐渐引起学界关注,“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红船精神的研究逐渐增多,红船精神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热点议题”(34)李娟:《红船精神研究:综述与展望》,《思想教育研究》2018年第9期。。正是“红船精神”被赋予了“中国革命精神之源”的历史地位,在红船精神研究的相关成果中,很多学者就直接把红船精神视为建党精神。在伟大建党精神提出之前,对于红船精神就是建党精神的认识,学者多持肯定态度,基本认可红船精神的“首创精神”“奋斗精神”和“奉献精神”就是建党精神的核心内涵。作为建党精神研究的一个重要阶段,红船精神就是建党精神的观点一度成为学界的主流认识,为伟大建党精神概念的生成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正是在对红船精神的研究和宣传中,产生了对进一步凝练概括伟大建党精神的强烈愿望与迫切需要”(35)李捷:《继承党的光荣传统 赓续伟大建党精神》,《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可以说,“学界正是在研究红船精神的过程中来探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对红船精神的研究以及由此产生的学术讨论,为最终形成伟大建党精神概念提供了重要理论准备”(36)丁俊萍、何炫达:《伟大建党精神与党创建时期相关革命精神关系研究述评》,《观察与思考》2024年第1期。。
“创党精神”概念最早由江西学者余伯流于2006年正式提出。(37)余伯流:《关于苏区精神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思考》,《党史文苑》2006年第1期。尽管早在2003年就有人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早期精神风范,但并没有明确提出“创党精神”或“建党精神”的概念。2008年,有学者将“创党精神”的内涵实质概括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政治信仰和远大理想,审时度势、高瞻远瞩的敏锐洞察力,开天辟地的非凡胆略和勇于创新的伟大气度(38)李小三:《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97—199页。,并指出“创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最早源头(39)李小三:《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93页。。在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源头的探索上,“创党精神”和“红船精神”可谓是殊途同归。“创党精神”是对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整体性概括和命名,这一概念的提出也是建党精神研究的重要成果。不过总体来看,“创党精神”研究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并未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并最终为“红船精神”研究所取代。
学术意义上独立的“建党精神”研究起步较晚,只是在伟大建党精神提出前几年,才有学者在红船精神和创党精神之外,单独提出和探讨建党精神,而且基本是2017年之后一些上海学者的研究成果。齐卫平、张云、高福进等学者分别提炼概括了建党精神的概念内涵(40)参见齐卫平:《党的诞生地、革命圣地、建党精神:上海历史内涵》,《上海党史与党建》2017年第8期;张云:《中国共产党的上海建党精神》,《上海党史与党建》2017年第9期;高福进:《红船精神与建党精神的内在逻辑关联》,《人民论坛》2019年第36期。,并对建党精神与红船精神进行了明确区分,进而提出应当“理所当然地和当之无愧地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称之为上海建党精神”(41)张云:《中国共产党的上海建党精神》,《上海党史与党建》2017年第9期。。也就是说,他们并不认同红船精神就是建党精神的论断,而是对两者关系进行了新的定位。应当承认,这一时期上海学者的建党精神研究,也是伟大建党精神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们“关于上海建党精神的研究成果进一步丰富了建党精神的研究视野,这为伟大建党精神概念的形成发挥了推动作用”(42)丁俊萍、何炫达:《伟大建党精神与党创建时期相关革命精神关系研究述评》,《观察与思考》2024年第1期。。然而需要强调的是,“伟大建党精神是对党的全部创建活动所形成的建党精神的综合表述,其产生的时空场域也比较广阔,不局限于某一特定地域或地点的特定活动。”(43)郭国祥、覃雅兰:《伟大建党精神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毛泽东思想研究》2022年第2期。因此可以认为,尽管上海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创建过程中的重要历史地位举世公认,但以“上海建党精神”命名中共创建时期的革命精神显然忽视了包括北京(特别是北京大学和建党先驱李大钊的历史功绩)在内的其它地区在中共创建过程中的重要贡献,自然也就无法真实反映中共成立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的全貌。对此,著名党史专家李忠杰在论及“红船精神”时明确指出:这艘红船是上海制造南湖起航,如果加上北京的贡献和李大钊、陈独秀相约建党的作用,那就应该是“北京设计,上海制造,南湖起航”(44)李忠杰:《红船驶进新时代》,《人民日报》2018年1月23日。。当然,随着伟大建党精神的提出,上海建党精神研究也就随即纳入了伟大建党精神研究的范畴。
四、对伟大建党精神概念生成的思考与认识
伟大建党精神概念的生成与提出,确立了其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源头地位,完整构建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话语体系。这一重要概念提出后,立刻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极大满足了社会各界对建党精神的热切期盼,更积极回应了理论界、学术界特别是党史学界对建党精神研究的期待与关切,从而把建党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迅速推向高潮。
(一)伟大建党精神是一个具有多重意涵的重要概念,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自身历史和使命的深刻理解与把握
伟大建党精神“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特质,是我们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一把金钥匙”(45)曲青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人民日报》2021年7月8日。,进一步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新观点新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内容新丰富”(46)王永昌:《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新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37页。。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建党”和“建党精神”具有多重意涵,学界对伟大建党精神概念的生成与定位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不同理解与认识。但从政党政治和政党文化的视角看,“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政党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鲜明标识。即伟大建党精神既是一个中共创建和成立意义上的历史概念,也是一个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意义上的党的建设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政党文化概念。作为一个具有多重意涵的概念,任何片面强调或忽视某一方面都是对伟大建党概念的误读,当然也是失之偏颇和不科学的。
伟大建党精神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自身历史的认识和总结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对自身性质和宗旨的理解和把握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对自身精神谱系的领悟和阐释达到了一个新高度”(47)钟华论:《伟大的精神之源,奋进的磅礴力量——论伟大建党精神》,《人民日报》2021年7月19日。。深刻阐释和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对充分展现党的光辉形象,凝聚党心民心,坚定四个自信,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因此,建党精神研究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更是一个重大政治和现实问题。“深入阐释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这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建设规律的历史总结,更是面对复杂国际形势和艰巨改革发展重任的历史担当!”(48)花勇、王方宇:《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研究:现有基础和未来进路》,《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3期。
(二)伟大建党精神概念的生成与地位确立,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概念生成与命名的一般特征
中国共产党是“用科学理论和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89页。,“我们党之所以能成就百年辉煌,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党始终延续着自己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50)陈晋:《建党精神·精神坐标·精神谱系》,《江西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奋斗史和理论探索史,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生成、演进史和相关革命精神概念总结提炼史。而能够被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并为党和人民群众所普遍认同的革命精神,都具备共同的重要条件和鲜明特征。那就是:“这些精神坐标都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谈到过、概括过、阐释过、提倡过的伟大精神。这些精神坐标与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相契合,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时代光芒,彰显出永恒的时代价值。”(51)陈晋:《建党精神·精神坐标·精神谱系》,《江西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列入这个精神谱系中的每种精神的具体内涵,有的经过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作了明确论述和界定,有的经过宣传部门在报刊上作了广泛推荐和介绍。”(52)陈晋:《传承和弘扬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光明日报》2016年6月29日。而伟大建党精神概念的生成、提出和地位的确立,完全具备了上述条件和特征,并经历了从民间自发的学术研究到进入国家意识形态层面不断提升过程。
伟大建党精神概念的提出,经历了由民间学术层面到国家政治层面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转变。从学术史和概念史角度看,2017年之前的红船精神、创党精神研究,以及伟大建党精神提出之前上海学者开展的建党精神或上海建党精神研究,都是民间学术层面的研究,没有上升到国家层面,更没有进入主流意识形态范畴和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体系。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之后一周,带领新的一届政治局常委瞻仰了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和嘉兴南湖红船及南湖革命纪念馆,重提了2005年他作为浙江省委书记时提出的红船精神,从而使红船精神迅速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所知晓,并进入国家政治层面。而由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首次提出并深刻阐释的伟大建党精神,不仅使建党精神的概念和内涵达成高度共识,更使建党精神超出了理论和学术范畴而上升到国家政治层面,成为党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重要内容,也成为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的重要核心概念。从建党精神的概念生成和内涵凝练过程看,从红船精神、创党精神到建党精神,最终到伟大建党精神概念的生成与出场,明显“经历了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由感性到理性、由内容单一到内容丰富、由少数人观点到大多数人共识的发展过程”(53)黄明理:《“周恩来精神”的提出过程与研究方法》,《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年第1期。。这一过程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概念生成与命名的一般特征,对于今后相关革命精神概念的提出与命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三)伟大建党精神概念的生成与提出,深刻诠释了时代和社会需要对科学思想理论体系形成的重大推动作用
恩格斯指出:社会上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这一著名论断充分说明了社会实践和时代需要是认识发展的根本动力。时代和社会需要也是重要思想理论体系产生的根本条件和重要推动力量。伟大建党精神概念的生成、提出与地位的确立,深刻诠释了时代和社会需要对科学思想理论体系形成的重大推动作用。
伟大建党精神概念的生成与提出,不仅具有重大的政治和现实意义,也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学术意义。在建党百年之际,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提出伟大建党精神,不仅是历史和时代的需要,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需要。伟大建党精神不仅迅速成为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的重要核心概念,更是成为激励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不可否认,“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生成呈现出实践生成和观念生成两个方面的过程”(54)郭跃文、廖胜华、李璐:《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生成机理探析——以特区精神为例》,《广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不能把伟大建党精神的历史生成与概念提出混为一谈。伟大建党精神概念之所以能够在建党百年之际提出,一方面离不开这一伟大精神是百年前即已确立的客观存在这一根本前提,同时也不能忽视和否认时代需要这一重要条件,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百年之后伟大建党精神才正式出场并能够迅速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所广泛接受。
“一般说来,名词和概念的产生是落后于历史现象的,但其产生之后又反过来影响历史发展的进程”(55)李金铮:《从辛亥鼎革到中共革命:革命与建设的主从认识及其演进》,《史学月刊》2021年第2期。,而我们研究“概念史……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分析历史进程中所产生的概念与实情之间关系的一致性、偏移性或差异性”(56)[德]斯特凡·约尔丹主编,孟钟捷译:《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页。。尽管作为一个学理概念提出相对较晚,但伟大建党精神概念的生成与提出,不仅使伟大建党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的重要核心概念,更是把建党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研究迅速推向高潮,而且必然是今后一个历史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的一个重大理论与现实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