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达，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1930年12月生，江西鄱阳人。195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1956年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北京市哲学会会长、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哲学组组长、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名誉会长等职。代表作：《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漫步遐思——哲学随想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论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等。
2024年10月10日，陈先达教授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特推送陈先达教授发表于2017年6月《红色文化学刊》创刊号的一篇文章，以表敬意和怀念。
赣南师范大学创办 《红色文化学刊》，致力于红色文化研究，有其独特的地区和历史优势。我相信，赣南师范大学在教育部和江西省有关部门指导和支援下，一定能把刊物办好，为研究和弘扬中国红色文化发挥重要作用。
一、要重视红色文化研究
我们党非常重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意见》就是一项目标明确、论述全面、对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文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文件。其中，对于宣传红色文化予以高度重视，提出“加强革命文物工作，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做好革命遗址、遗迹、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和利用。推动红色旅游持续健康发展、深入开展爱我中华主题教育活动，充分利用重大历史事件和中华历史名人纪念活动、国家公祭式、烈士纪念日。充分利用各类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历史遗迹等，展示爱国主义深刻内涵，培养爱国主义精神。”
习近平同志多次指出，“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要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江西是革命老区，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到中央苏区的创建，前后达八年之久。中国共产党以江西为根据地，为争取全国胜利奠定了基础。在这里广播红色种子，革命遗址、遗迹非常多。红色文化极其丰富。尤其在赣南诸县市，曾经是我们中央苏区所在地，是当时革命的希望所在。赣南师范大学创办 《红色文化学刊》，拥有其它高校不具备的条件。
二、深入研究红色文化的特殊地位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我们一定要清楚红色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中的定位。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前，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斗争中创造的红色文化，我认为它既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又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导，它处在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我们只要懂得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懂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义革命史，懂得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史，懂得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以及西柏坡精神，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无数牺牲的革命先烈和在战斗中幸存的战士，真正体现了中国传统的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精神。不过这个仁，这个义，这个祸福，已经突破了儒学的圈子，赋予新的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的兴亡和全国人民的利益，推翻三座大山，建设新中国而前仆后继舍身忘命的战斗。毛泽东著作中被称为 “老三篇”中阐发的愚公移山精神、为人民服务精神和白求恩精神，就是贯穿红色文化的精神核心。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沿着红色文化中所蕴藏的那种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怕牺牲、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中国历史事实证明，无论是维新变法、洋务运动、清末新政、中体西用还是全盘西化，都不是中国的出路。没有长达28年，尤其是22年的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不经历红色文化的这个中间环节，不可能直接由中国传统文化过渡到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因此，我们应该高度重视红色文化研究、弘扬和宣传的重要意义。
我们一定要注意继承两个传统；一个是民族的传统，这就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生存和实践中形成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另一个是革命的传统，尤其是其中最核心的以工农武装割据创建根据地军民团结奋斗的红色文化传统。在这个传统中，井冈山根据地和中央苏区无疑占有重要地位。红色文化研究关注全国各个根据地，尤其是延安和西柏坡，而作为赣南师范大学所处的特殊地区，更应该立足赣南，着重发掘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研究，并关注全国各个根据地红色文化研究。不能把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以红色文化为载体的革命传统分割开来。
在红色文化研究中，尤其是具有地区特色的研究，当然不能忽视微观研究，包括发生在赣南中央苏区时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重要红色旅游景区，重要革命文物、革命遗址、遗迹、烈士纪念物的研究和保护。但作为一个学术刊物，更应该重视宏观研究，或者说，红色文化的理论研究。前者，要注重调查，当然调查中会有理论研究，但更多是调查；而后者，则更多的是理论研究，尤其是提升到哲学层面的研究。只要是我们从理论高度出发，我们就会知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这三个时间段，都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原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不可分的。“四个自信”是在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后总结出来的重要理论创新，但就其实践来说，它是逐步形成的。实际上，只要我们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历史，研究红色文化的丰富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对革命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对我们中华民族的自强、自立、自信，是支撑着中国共产党人浴血斗争，虽屡经挫折陷于险境而不屈，这种 “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就是高度的自信。
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选择的道路充满自信。我们从挫折和教训中逐渐摸索出一条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这条道路不同于前苏联的依靠工人的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而是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相信只有这条道路，才是中国革命胜利之路。我们只要读读 《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可以知道。可以说，虽然处于一山之地，处于四周敌人重重包围之中，可是对革命道路充满信心。这是一种对革命道路的自信。
对中国革命道路自信不是盲目自信，而是建立在理论自信基础上的。毛泽东在回答革命队伍中有些人提出的红旗能打多久时，就是把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和对这条道路正确性的理论分析结合在一起的。毛泽东说，“在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条件”。然后毛泽东从国际国内、从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到各省军阀之间的矛盾予以条分缕析，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说明这条道路的事实依据和理论依据。事实依据，就是中国的现实，理论依据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方法。毛泽东立足中国现实，从实际出发，分析中国矛盾，表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信，特别是它与中国实际结合的力量的相信。基于对中国国情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信，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相信，红色政权不仅能长期存在，而且能成为中国通向胜利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不是张献忠、李自成们的流寇主义，而是建设根据地，依靠根据地。以往历史上的农民革命都是占一地丢一地，占一城丢一城，最后无立足之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有后方、有根据地的革命，最后长征是左倾军事路线失败被迫的大转移，转移仍然是寻找根据地，而不是当流寇。只要坚持建设和扩大革命根据地，革命胜利最后是会到来的。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很快就会燃烧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描写。”尽管全国革命胜利是在十九年之后，当时革命高潮并没有很快到来。关键在于基于矛盾分析基础上的“星火燎原”论断所体现高度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
制度自信是与道路自信不可分的。中国革命的道路和中国革命获得革命胜利的方式，决定中国共产党人在全国胜利后，包括改革开放以后的制度建设所必须包含的根本原则。在中央苏区包括后来的延安，是两种政权并存的局面。当时中国共产党并没有管理全国，而是根据地。但我们在根据地的政权组织和治理方式中的一些根本原则，即使在当代社会主义中国仍然是有效的。这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原则、为人民服务的原则、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这是全国胜利以后制度建设和改革中必须遵守的。不管我们怎样改，不管我们现在的国家组织部门如何复杂，也不管法治建设如何进步，也不管要管理的事情如何多，要管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等，但在体制改革和建设中，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为人民服务这些从中央苏区、从革命根据地开始确立的原则是不能变的，这是我们制度的优越性，也是我们制度自信的灵魂和核心所在。变化的是体制，而不是制度的灵魂。制度组织方式越来越科学，越来越完善，但不是越来越脱离群众，干部越来越官僚化、特权化。如果这样，就从根本上背离了我们从中央苏区、从根据地确立的政府与人民的血肉关系、干部与群众的主人与公仆关系。红色文化研究中，应该很好地总结为什么我们能从弱变强，从小变大，最后终于取得全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一贯倡导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干群一致、官兵一致，在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没有这种制度保证，中国革命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要取得胜利是根本不可能的。
现在有些人并不理解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连贯性和我们制度的优越性的本质所在。他们鼓吹西方的所谓民主制度、鼓吹多党制，以为西方的政治制度比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我总是对学生们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解放后逐步建立起来并不断完善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体制改革，我们又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无论如何变，变中有不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能变，人民当家作主不能变，干群关系的本质不能变。这是历经从根据地建立起至今，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的组成部分。
当代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建设在不断进步、不断完善，我们更注意人权、法治、公平、正义，但我们不能抛弃从革命年代起就积累起来的中国经验，不能采取西方所谓多党制民主。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多党制应该是打引号的多党制，形式上是多党，本质上是一个党。因为如果真正请允许我代表敌对阶级利益、根本不同政治制度诉求的多党制通过选举轮流坐庄，那意味这个国家，每次选举后不同的党上台执政都同时是一次社会大变革，政治大变革。这个总统上台搞资本主义，那个党上台搞社会主义，最极端保守的上台恢复封建社会，甚至奴隶制，资本主义多党制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怪事。在资本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党，搞资本主义的政党。美国是两党制，但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上台，美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不会变，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日本也一样。世界上任何多党制国家都一样，能够存在和发展的都是与它的基本经济和政治制度相一致的党。因此多党制本质是代表统治阶级的不同利益集团。就其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而言，它们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因此西方多党制的政党轮替带来的不是根本制度的改变，而只是具体政策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列宁说，西方民主制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最好的形式，因为它可以通过换马来弥补老百姓的失望，激起新的希望。即使一次次的失望，仍然因为是选举制而寄于希望。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几百年能维持它们的根本制度的秘密。我们国家搞的是多党合作制，通过协商民主来集中民意和不同政党参政、议政。这既符合我国国情，也符合我们的历史发展。
社会主义中国不能搞西方多种多党制，搞轮流坐庄。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分的。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在中国，除中国共产党外，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是以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具有与共产党的纲领完全相同、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党。如果在中国搞不同政治主张的多党制的轮流执政，意味着把千百万革命烈士流血牺牲获得的人民政权通过所谓民主拱手送给任何一个具有反对社会主义政治倾向的政党。这就叫颜色革命。我们对共产党领导的制度的自信，这是从中国共产党建立起开始就确立了的，后来在根据地证明它的有效性。只是随着实践经验的丰富，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的领导体制会通过改革更加完善，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这是不变的，也是不能变的。
文化自信不同，当中国共产党仍然处于被称为 “共匪”，不断遭到 “围剿”时，军事斗争处于主要地位，革命文化的宣传是最主要的。但中国共产党仍然重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问题。毛泽东在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在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毛泽东在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特别强调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虽然后来在传统文化的继承问题上，我们有过左的错误，但这只是短暂的，而且很快得到纠正。中国共产党不会因特殊时期的短暂错误而失去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的地位。
文化是不断流淌着的大河，它有源有流。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源，那红色文化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革命时期的发展，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则是红色文化的新的发展和提升。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个自信是在社会主义时期有完整明确的表述，但我们可以在革命时期，在红色文化中发现它的存在。这是我之所以强调红色文化重要性的意义。没有红色文化的底蕴和和思想理论准备，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不可能自天而降。
三、用红色文化来教育我们的青年
红色文化，从历史角度看，它是中国人民的革命史；从文化角度看，它是一种能够提高政治觉悟沁入思想的素质教养。我们应该善于利用红色文化进行教育和宣传。重大历史事件、重要革命人物、革命遗址、文物都是进行教育的好教材。红色旅游不仅是商业，不仅是旅游，而且是接受红色教育。我曾经参观过井冈山，参观过井冈山的各个革命遗址，深受教育，正是通过亲身参观才知当年革命先烈创业之艰。我记得在参观井冈山黄洋界时写过一首诗，抒发对先烈的崇敬：
云拥黄洋雾濛濛，仿佛仍有炮声隆。
裹伤空腹拼死战，青春血染别样红。
峥嵘岁月弹指过，英名不朽与山同。
硝烟虽散忧患在，莫教父老泣江东。
不理解红色文化的意义，对红色文化和革命历史、对革命先烈采取虚无主义态度是极其危险的。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忘记先烈的革命斗争，忘记曾经历的艰难困苦的革命历程，忘记曾经为革命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老区，忘记我们的红色文化，就对不起千千万万为革命而牺牲的先烈。其后果，就会导致信仰的淡化和理想的丧失。《红色文化学刊》一定要用红色文化来教育我们的青年读者，发挥红色文化育人成人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