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朋友因为知道我喜欢对联，就告诉我有一上联“面对面吃面”，让我对下联。我一看就晓得那是网上出现过的，还传说是苏东坡妹妹出此上联，用来考佛印和尚的，而和尚对出的是“心连心贴心”。至于网友对出的下联则非常之多，可惜大多不通，连最基本的平仄对仗的道理也不懂。网友对“心连心贴心”之对大加赞赏，但我很不佩服，并由此看出这个苏小妹与佛印的故事显然是今人编造的。因为上比既是五连仄，下比自应五连平，而“贴”字仄声，宋代的才女高僧岂会不知？只有现在一些人才会认为“贴”和“吃”是平声。我对朋友说，可将“贴”改为“同”。但他说这样改仍不算好，因为上联最后一个“面”字繁体作“麵”，意思与前两个“面”不同，而下联三个“心”则意思完全相同。说得对啊！后来另一朋友对我说，“贴”可改为“通”，而最后一个“心”借为“芯”，现在有一种面条叫“通心粉”，又称“意大利面条”。我拍手称妙。
我在这里提到这个对联的故事，是因为由此想起了在汉字简化字中经常遇到的这种同字多义的问题。（其实，繁体字中也有这种情况。）
举个常常被作为话题的“钟”字来说吧。已故钟敬文先生是我的“座师”，已故钱钟书先生是我最钦佩的学问家，我以前文章中写到他们，都是写这个“钟”字，从来没有问题。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文稿中写到钱钟书时，编辑都非得替我将“钟”改成“锺”字！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据说是钱先生不喜欢用那个“钟”字。但我觉得好生奇怪。钱先生我们当然应该非常尊重的，如果他不喜欢“钟”这个字，那在他的书上，在他的文章里写自己的名字时用“锺”，也许没问题。但是如果因为他一个人不喜欢，就要让全国人民都改，就要让有关部门再造出这么一个新的简体字来，我总觉得是不严肃、不妥当的。我见过钱先生，也通过信。我写给他的信，如果不是用繁体字写，那肯定就写这个“钟”，他老人家可从来没有对我表示过不高兴啊。
钱先生笔译李克曼语手稿
现在，我又看到了很有意思的一张纸条：钱先生逝世后，他生前的一个助手栾贵明写了一本涉及钱先生的书《小说逸语》（新世界出版社2018年出版），在第130页上印有一幅照片，是钱先生亲笔写给他的一个条子（我对钱先生的字很熟，可以担保确是真迹），上面三次出现了“钱钟书”，而钱先生自己就是一连三次用了这个“钟”字啊！最近，在7月5日《中华读书报》上发表的范旭仑写的《李克曼四十年前对钱钟书的评价》一文中，也附印了这张照片。（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报上题目和文中也都是用了“锺”字！）因此，说钱先生不喜欢这个“钟”字，写这个“钟”就是对钱先生的不尊，这样一种莫名其妙的说法可以不攻自破了吧！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吧！“钟”字固然有“鍾”“鐘”两个意思，但那完全在人们可以理解的合理的简化范围内。为什么我写“钱钟书”，几乎所有的出版社和报社的编辑都硬要帮我改字呢？我问过他们有没有上级的文件规定，他们却又都答不上来。
当然我也明白，在人名当中使用简化字是应该相对慎重的。要考虑到特殊情况。譬如说那个“鎔”字，在汉字简化过程中，已经统一规范为“熔”字了。道理我一想就明白，金字旁强调它是金属，火字旁强调它是高温熔化，意思是一样的，那么规范和减少一个汉字当然应该。但是，我们有些人的名字却必须另用“镕”这么个新的简化字。因为这涉及对传统文化、习俗尊重的问题，也涉及对人的尊重的问题。我认为有两种情况应该慎重考虑。一是我们传统的阴阳五行的理念。旧时小孩出生，有的长辈会给孩子去算个命，如果“命中缺金”，那么在给小孩取名时就会用一个“金”字或者用带金字旁的字。这种做法以前非常普遍，你可以说这有点迷信什么的，但也应该尊重人家是不是啊？如果你把人家的“金”改成“火”，在五行中火正是克金的，那你是个什么意思啊？二是我们以前有些大家族，祖上早就把子孙的辈分用字排好了，同一辈的人取名都用相同的字旁。人家族谱上就已经规定了，那么你如果硬把他名字中的金字旁改成火字旁，不就是乱了辈分吗？这对人家也是不尊重的。所以说，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多一个简化字或新造一个简化字是可以的。这与那个钱钟书的“钟”字，情况不同。用“钟”字并不涉及对钱先生的不尊重。相反，搞不必要的“特殊化”才是对汉字简化工作的不尊重。试想，如果一个面店老板不喜欢用“面”这个多义字，强烈要求增加一个新简化字“麺”，我们同意不同意呢？
（本文刊于《咬文嚼字》2023年第10期《学林》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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