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博时代的抒情
夏伟
噩梦梦到小猫被忘在橱柜里奄奄一息,醒来后发现飘窗角落底有包未拆的快递。打开是件褐色体恤衫,已经被其他衣服压皱了,但仍有新衣的干燥触感与光泽,好像一片刚落不久的梧桐树叶。展开比划了几下称不上中意,还立即沾满了毛絮,就更不喜欢了,捧在手里发过会儿呆,算是仁至义尽,终于丢进已被塞满的回收纸箱里。正如一片落叶,无论它是否曾吸引马可瓦尔多(卡尔维诺笔下一个天真富诗意的市民,“树枝上一片发黄的树叶,缠在瓦片上的一根羽毛,却从来也逃不过他的眼睛”)的注意,最后总难免被焚烧或用作堆肥。荷马说,人也是如此。
由落叶联想到人生虚无而快乐短暂,大约是从公元前八世纪左右开始,与诗歌自身的历史一样悠长。当古希腊人看到“茸密的新绿”与“垂挂的旧叶”随风兴替,无力自主,一批批长成又一批批死去,欣欣向荣纠缠着横尸遍野,不由感叹,“凡人的生活啊,就像树叶的落聚”。近乎同时,万里之外的春秋郑国,亦有人因枯枝残叶在风中哗哗作响而伤情,“萚兮萚兮,风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萚兮萚兮,风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诗经·郑风》),仿佛歌声与欢乐都将伴随最后一片树叶凋落结束。“你的绿色留在枝头的时间多么短促”(但丁,《神曲》),“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宋玉,《九辩》)。自此,落叶就在数千年间被固定为愁肠与浪漫的象征或“客观对应物”,与我们的情绪及命运再也无法分开。直至二十世纪,仍有中西交融的现代诗人穆旦在其名作《诗八首》中用“季候一到就各自飘落”书写离别。
“客观对应物”一词,来自于工业时代最重要的英语诗人兼批评家T·S·艾略特,艾略特认为艺术的目标是抒发复杂难言的情感,而其基本方式是将情感寄托于一件件看得见甚至摸得着的日常事物:即实在于“客观”界,却能“呼应”主观情感的“物”——“客观对应物”。正如爱一个人光说“喜欢”并不足够,我们总该送出鲜花、戒指或巧克力。而《百年孤独》是小说在此方面的佳例:开篇处布恩迪亚捞起一副锈迹斑斑的盔甲,“发现里面有一具已经钙化的骷髅,骷髅的颈子上挂着铜质的圣物盒,盒里有一缕女人的头发”。无疑,这永垂不朽的发丝(当盔甲生锈而骷髅钙化)便是海枯石烂依旧不灭的爱与思念的“客观对应物”;甚至初始村落的那些景致,由“泥巴和芦苇盖成的屋子”、“清澈见底的河水”、“洁白光滑宛如史前巨蛋的卵石”,似乎都对应了布恩迪亚的灵魂——无知却纯真烂漫。
艾略特提取了诗歌创作的基本元素,也由此发现横亘纸前的艺术挑战——“客观对应物”诱发的感动效应有衰变期,就与爱人间的交缠差不多:初见是惊艳,渐渐成习惯,最后难免公式化。有人以熟知公式为荣,会因见“落霞”而默诵“一色”自满;有人则感到厌倦。艾略特与他尊敬的法国人波德莱尔均属后者,他们认为诗人必须有所创造,但创造并非易事。艾略特生活在工业时代的波士顿与伦敦,几乎所有能想到的“客观对应物”,无论是神魔、山海或花木,似乎都已被古典期与浪漫期的诗人们用完了。那些旧诗中芬芳的玫瑰与摇曳的月光,如今在年轻艺术家眼中,便化为张爱玲笔下墙上的一抹蚊子血或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让我们歌颂张爱玲,张爱玲证明了不止精致美好可以进入抒情,丑恶肮脏也可以,甚至更令人动容,尤其当我们意识到自己迟早会成为爱侣眼中的蚊子血。波德莱尔和艾略特也有相近领悟,波德莱尔说:“让我们每天朝地狱下一个梯级,在丑陋事物上发现魅力”,艾略特则较有批评家的自觉,表述得明晰文雅,他说:
新诗的源头可以在以往被认为不可能的、荒芜的、绝无诗意可言的事物里找到;我实际上认识到诗人的任务就是从未曾开发的、缺乏诗意的资源里创作诗歌,诗人的职业要求他把缺乏诗意的东西变成诗。
于是,艾略特将目光投向了现代都市满地的垃圾,烟蒂、罐头、破报纸与包装盒——前辈诗人绝不可能捕捉到的“丑陋事物”(他们的时代也没这些东西呀),“诗意”的反义词。然后完成了客观对应物的“工业化”:
河边的帐篷破败,一片落叶最后仿佛
想抓住什么,沉落进潮湿的岸边,风
吹过棕黄的大地,没人听见。仙子们都已不在。
甜美的泰晤士,轻轻地流,直到我唱完我的歌。
河面上已不再有空瓶子,包装纸,
丝质手帕,扑克牌盒,香烟尾蒂
或其他夏夜的凭证残留。仙子们都已不在。
还有她们那些朋友,都市显贵的浪荡子们;
不在了,什么都没留下。
艾略特把工业时代的垃圾写进了诗里,或可反过来说,艾略特将诗歌从田园带入了工业区。田园诗歌采撷那些人愿亲近、嗅闻或夹进书里的物象,比如花朵与落木;工业诗歌则收集腐败肮脏,带来另类刺激,所以树叶也一定沾满泥水,只配被鞋底践踏。于是很多人说,艾略特写出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江河日下,或对人心的侵蚀。这种观点并非一无是处,但也称不上理解与洞见。艾略特在谈“客观对应物”时提到“寄托情感”也可反向理解为“召唤事物的灵魂得以显现”。而他诗中的现代垃圾,则化身作诗材中的卡西莫多——与落叶有一样忧伤的灵魂,却过于丑陋,让人既同情又畏惧或厌恶,更可怜了。
让我们想象一下满地疮痍的废易拉罐吧,它们最初都盛满了快乐(水):心动从指尖触碰挂满露珠的金属外壁开始,然后“咔”一声打开,咚咚灌进喉咙,感受气泡从上颚摩挲到喉头,情不自禁发出至福的一叹;但第二口就不再刺激,第三口成为负担,喝完竟然松了口气,随手甩到一旁,好像反倒是它辜负了我们。于是这个曾精工细作,闪闪发光的工业制品便落入早已注定的下场,被掏空,被丢弃,又是“咔”的一声,被拾荒者(有人称其为工业时代的秃鹰)踩扁,丢进蛇皮袋里,哐啷哐啷地,与同伴扭曲着相拥而泣。艾略特将易拉罐般的垃圾看作落叶灵魂在现代的变体,这灵魂同样也属于破旧帐篷、快递包装、香烟尾蒂、一响贪欢后被都市显贵抛弃的堕落仙子,还有失恋的你。
而后,王家卫用《重庆森林》继承了艾略特的现代艺术,他为工业化对应物增添了数字化装饰。
《重庆森林》是都市失恋故事集,金城武扮演的男主角在四月一日分手,却不愿接受现实,总心怀侥幸地将之幻想为女友愚人节的玩笑,期待她会在一个月后,也就是他生日当天回头。想到两人热恋时,女友爱吃凤梨,金城武就每天买一个五月一日到期的罐头作为寄托,他告诉自己:“等我买满三十个,阿May还没有回来,这段感情就算过期”。在一天天无聊的等待中,他有时会杂耍般地踢可乐罐解闷,不知其自身也不过是女友无聊中用来解闷的一罐可乐或凤梨。直到五月一日,女友了无音讯,金城武才终于认命说:“我和这个凤梨罐头没有什么分别”。换句话讲,是有保质期限的东西。
必须在包装上注明保质期限,是数字化的现代教条。于是很多人猜测《重庆森林》是在反思现代。他们说工业与数字化让一切都加速了,也连带作践了爱情,既开始得轻率,又结束得太快,“我跟她最近的时候,两人的距离只有0.01公分,57个小时之后,我爱上了这个女人”。但要知道,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笔下的丹麦王子已会在几天之内变心,将原本心中那“天仙化人的,我的灵魂的偶像”,斥之为“狗尸体上孵育蛆虫,一块可亲吻的臭肉”;而在百年前的中国,也常见诗人感慨再炙热的爱情也将冷淡:“相同和相同溶为怠倦,在差别间又凝固着陌生”。这说明善变与速朽是感情的遗传病,与时代或文明无关。天长地久实属罕见,走投无路方为常态,正因如此,只有童话才敢且仅敢在结局承诺:“他们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至于如何才能同甘共苦是编也编不出了。所以王家卫镜下的数字化生活并未加速爱情,只是他引用的数字令爱情的期限显得可见了。正如金城武买下的那三十个凤梨罐头,即便没有印上保质期限,也一定会在某个时间变质。所以金城武也用一个很大很大的数字抒情:如果爱情一定要有期限,他希望是一万年——而非田园化的山无棱天地合。
挺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想用落叶勾勒出诗歌的演化。从落叶就是落叶开始,到艾略特的废报纸与空酒瓶,然后变成《重庆森林》里明白印着保质期的凤梨罐头。可接下去呢?《重庆森林》已经过去三十年了,金城武都不演戏了,王家卫则停在他自己的诗意里,继续拍三十年前的上海。下一片落叶该是什么呢?波德莱尔和艾略特都相信,每个时代都可以找到新的诗材,也就是新的“客观对应物”让永恒又古老的诗意焕发光彩,那经过工业化与数字化之后,又有谁找到了新的诗材呢?还是说,我们并没有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所以也就不可能有新的发现?后来,我读到了一篇顾湘的小说:
夜里十一点多下班回到家,发现住的楼着火了。
楼不让进,门口保安说从上烧到下。不知道里面烧成了什么样,说不定我的全部家当都没了。于是又想:我有什么家当呢?一台笔记本电脑,有点心痛的,虽然已经用了两年,里面也没有花费心血写的文章,没有珍藏的回忆,这样一想,除了钱以外,也有点心痛这两年好像什么也没有做、却累得够呛的日子……
为了说清楚顾湘做到了什么,我们需要先讲回落叶。
落叶动人,是因为它对应了离别。而离别动人,是因为有过难舍难忘的时光。幸福易逝固然令人悲伤,但更令人悲伤的,是连幸福与充实的回忆都很淡薄。
这曾是石黑一雄的主题之一。《莫失莫忘》(《别让我走》)的主人公是一群作为消费品——人类器官移植的“培养皿”——被发明制造的克隆人(美其名曰捐献者),却又在被称作“黑尔舍姆”的充满人性的环境里如胎生儿般被养大,也要读书,也可以恋爱,直到成年前被告知真相。于是其愤怒地质问管理者,如果生而非人的命运无法改变,那之前度过的时光有何意义。管理者说:“我给了你们童年。”管理者没有撒谎。后来,黑尔舍姆人发现其他捐献者临死前都渴望听听他们的生活和故事:关于导师,关于床下的宝箱,关于有鸭子的池塘以及运动会。主人公这才懂得,其所拥有的回忆虽看不见亦摸不着,却是别人梦寐以求的珍宝:
他知道自己接近完结,因此这就是他要做的:让我将一切为他描绘出来,让这些沉入他的记忆,也许在那些无眠的夜里,在药物、病痛和疲惫的共同作用之下,我的和他自己的记忆之间,界限会变得模糊。这时我才理解,真正地认识到,我们曾是多么幸运。
许多人从技术伦理的角度去讨论《莫失莫忘》,这多少有些呆板,不懂文学。其实石黑一雄笔下的克隆人恰是普通人类的象征:他们和我们一样被造物主赋予生命与希望,又和我们一样必将因死亡而被夺走一切珍惜(当然他们命短一些,但又比大多数古代人长)。因此黑尔舍姆人的质问也同样适用于人类:必死的生命究竟有何认真度过的意义。石黑一雄给出的答案是,人临死前所不舍的一切就是意义。而反过来说,没有不舍的人生才更哀婉。
这恰是顾湘的故事。如今笔记本与手机是我们最贴身的伴侣,外置的大脑,保存我们的记忆与生活,因此笔记本被烧毁应该如回忆与纪念被夺走般令人痛心,却没有。并非因为记忆已留好备份,而是因为根本没有值得备份的记忆。笔记本的硬盘就好像最惨淡的克隆人的头脑空空如也。于是想到浪费掉的、完全无法被兑换为记忆的两年时光,顾湘说,这才令人“有点心痛”。就像跑了气的可乐,过期都没被卖掉的凤梨罐头,从未抽芽便已枯萎的树干,和被遗忘在飘窗角落的小小一袋快递。这是另一种抒情,并非因为太痛苦,而是因为太平淡、太无聊、太廉价。正因为太平淡太无聊太廉价,反而令人感到虚度之苦。
如果非要为这种苦写一个牵强的总结,大概可以这样说:最初的诗人用落叶对应死亡,后来的诗人用罐头对应失恋,如今的诗人用电脑对应虚度。对应物越来越重,而灵魂的分量却越来越轻。好像生活越来越平安,又越来越平淡。好像生命越来越长久,又越来越不重要。
作者简介
夏伟,文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核心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并为《萌芽》《小说界》等文学杂志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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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校 | 柏亚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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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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