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建军 | 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观照

一、   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地位

三十年，这区区三十年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在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只似沧海一粟；与三千年卷迭浩繁群星璀璨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相比，也似乎显得身形过于渺小；然而你却无法对她有丝毫的轻视，因为她是死灰中复生的“凤凰涅槃”；她开启了中国语言文学勃勃更新的时代；她比以往任何时代的文学对社会的影响力都要来得急骤强劲，她所催生的现代文化极大地影响了现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可以说正是中国现代文学吹起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嘹亮号角！

经过半个世纪的酝酿和积蓄，到二十世纪的初叶，现代白话文运动终于取得了胜利，与此同时现代文学也如同顽强的春笋终于破土而出，迅疾扫过华夏大地，很快展现了新姿。又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现代文学在历史上留下有力的足印。中国现代文学不但为中国现代思想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同时也对中国现当代社会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回顾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阅读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品，对于理解中国当代社会、重建中国人的精神信仰，构建富有生机和活力的中国文化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那么当代人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图景上到底能看到什么？我们需要怎样的眼光去发现那段刚刚逝去却已面目朦胧的历史与文学？

二、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基点

历史的价值何在？我们为什么去探求往昔那段历史？一方面，历史是过去了的现实，现实是正在进行的历史，现实总有历史的影子。如同我们无法甩掉自己的影子一样，我们也无法割断历史。人们无法否认：有什么样的历史就有什么样的现实。因此当我们回过头去，重新回顾和探索过去，实际上只是为了现在与将来。回顾五千年的历史，特别是深入研究1840年以后中国社会迈向现代化的历史，对认识当今中国社会现实和发展前景具有重大意义。另一方面，历史（即过去的现实）对于同时代的文学又有什么样的价值呢？文学是树，历史就是它的土壤它的根。历史的进程决定了文学的脚步。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历史发展，“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教育、思想、文化的全面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化”进程；而本世纪中国围绕“民族复兴”与“现代化”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动以及所引起的人的心灵变动，又自然构成了现代文学表现的主要内容。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的现代化进程所具有的历史特点，对这一时期的现代文学的面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背景，从这段历史我们去研究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是正确认识中国现代文学和正确解读作品的重要途径。

但是我们又如何去探究历史呢？历史本身是很难把握的，在我们面前的历史其实总是遮挡着一层厚厚的迷雾，这是时光与阐释造成的迷雾。古希腊哲学家曾经断言：“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历史的长河不也同样具有这种不可重复性？历史就是一个在时间纬度上不断流逝，在空间纬度上不断阐释的过程，因而绝对完整和客观的再现历史是无法做到的。“历史是客观世界的运动，也是主观世界的记录，记录与运动之间从来不是珠联璧合的，只有近似和很近似”[1]也就是说我们所能读到的历史都是受现实支配的人写的。既然历史是一个站在阐释主体面前的阐释对象，那么阐释主体的现实基点（阐释主体的主观性和当代性，甚至还有难以避免的个性化和片面性）就多多少少影响了历史的阐释。也就是说我们所读到的历史实际上只是一种历史的阐释，也许离历史本身很远。如何穿透这层迷雾去探究历史的本来面目呢？“拿证据来！”用史料和史实说话，是其一；此外还有一条捷径，那就是从文学作品走进历史。文学是心灵的歌声，作家真诚体验他的时代，热烈拥抱他的时代，深刻发现他的时代，他不像历史学家那样有意识地记录历史，他只是唱出他的感受；而这一点恰恰弥足珍贵，真实的历史被他不经意间流露出来！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文学作品所折射出来的历史比某些历史教科书上的历史更具真实性和可靠性。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是认识中国现当代社会的重要途径，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价值即在于此。

我们基于对文学与历史关系的这样一种观点，获得了一种双向互动的研究途径——由认识历史背景走进作家心灵和文学作品；又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去认识中国现当代社会。

三、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背景

中国现代文学产生和发展是由多种因素所促成的，它与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最根本一点就是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西文化的碰撞和冲突中发生的。可以说，没有中西文化的碰撞和冲突就不会有中国现代文学。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一是西方列强的炮舰将古老僵化的中华帝国，从昏聩自大中轰醒，推向亡国灭种的边缘，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和耻辱；二是也迫使先进的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正是他们前赴后继百折不挠的努力，终于使老大帝国走出传统，走向了现代化。

过去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一直以“中央帝国”自居，以鄙夷的态度对待别国。而鸦片战争的失败沉重地打击了中国人的大国心态，那种虚幻的自豪感日益消失。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的丧权辱国的条约，大大损害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整个社会弥漫着自卑感和幻灭感。中国的出路究竟何在？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并不是很清楚的。最初，有些中国人、包括统治者和一些急欲改变中国的现状的知识分子在内，都肤浅地认为，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是技术层面的落后，因为没有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所以才屡屡落败。当时的洋务派就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说，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是优越的，不能变的，但是西方的先进技术可以拿来用。许多人认为，“中体西用”的主张为中国今后的振兴和发展找到了一条出路。但是他们没有进一步思考，为什么这些先进的技术都产生在西方国家，而不是中国？在国内许多人在为洋务运动大唱赞歌的时候，实际上已经隐藏着它失败的危机了。甲午战争的惨败，最终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和破产。中国人又一次陷入极度的幻灭和痛苦之中。一些有着历史使命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又一次去寻觅和探讨中国的出路。在比较中他们发现，中国与西方强国之间的差距，绝不只是技术的落后，而在于体制的落后。专制腐败的封建制度，就是中国日益衰弱的根本原因。他们已经比较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要想重新崛起，就必须进行政治制度的变革。于是他们把眼光投向了政治制度，希望从西方国家强盛的历史中，找到值得中国借鉴的制度经验。于是对政治制度自上而下的变革又蓬勃兴起，但很快，“戊戌变法”的失败再一次沉重打击了中国的知识分子。这是一条苦苦寻求的历程，也是知识分子心灵挣扎的历程。最终他们把目光投向思想文化领域，认识到革新教育启蒙民众才是救亡的正确路径。他们开始认识到人的思想观念和精神状态的改变是社会变革的基础，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的思想观念不变化，就不可能有社会的变革。正如鲁迅先生很早就指出的：“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2] 所谓“立人”，就是把中国人塑造成现代意义上的人。在长期封建专制统治下，中国人根本没有争得真正做人的地位，没有人的地位、价值和尊严的生活，使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也发生了畸变，愚昧、麻木和墨守成规、不思进取已经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因此，如何“立人”，如何改变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精神状态，这个艰巨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了中国的知识分子肩上。要改变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精神状态，就必须首先从文化入手。此时，世界文学与文化思潮的翻译和介绍功不可没。随着大量的西方文化思潮，包括进化论、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思潮的涌进中国，使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有识知识分子，找到了一个新的文化参照系。从此，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深刻反省。“进化论”的思想启迪人们，历史进步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任何因循守旧、保守僵化的体制都必将被历史发展的潮流所淘汰；“人道主义”思想强调了在现代社会，作为一个人所应有的地位、尊严和价值等。“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爆发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这场运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提倡“科学”和“民主”，反对封建专制的思想革命；二是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文学革命。宣扬“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反对封建的旧思想和旧道德，使中国尽快走上现代化征程，是五四同人的根本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当务之急就要在语言文字上变革。因为中国当时通行的是与老百姓口语相去甚远的文言文，而文言文这种语言形式不但无法承载和表现新的思想内容，而且将大多数民众排斥于受教育之外，文言文成为启蒙的直接障碍。于是，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在文中提出了文学改革的一系列主张，强调了要用白话文替代已经僵死的文言文。他的主张很快得到了知识界广泛的支持。随后中国的作家开始用白话文进行创作，用文学作品来参加这场启迪中国人心智的思想革命。与此同时，他们还大量地翻译和介绍了外国文学作品，来推动这场文学革命。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中国现代文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发展的。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图景中，我们始终可以看到世界文学和现代思想的影子。中国新文学的崛起虽说有自身发展的逻辑，但更主要更直接的影响则是世界文学和现代思想。在中外文化交流特别是西方文化如潮水般涌入的刺激下，中国现代文学获得了参照系和新精神资源，于是势如破竹一举拿下主阵地，随之继续发展。可以说，没有中西文化的碰撞和冲突，就没有中国的现代文学。

但是我们强调西方文化思潮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不是主张“全盘西化”。那种认为西方什么都好，中国什么都不好的自卑思想显然是不足取的。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没有西方文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观念冲击，想突破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积弊，几乎是不可能的。鲁迅就曾激愤地说过：“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今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它。”[3] 面对传统文化的弊端和黑暗深重的中国，鲁迅的态度看起来有点儿极端和偏激，但这种矫枉过正态度在当时的条件下却是一种必须的选择。

四、中国现代文学的认识价值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图景上，我们首先从那浩如烟海形形色色的作品中看到了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那段历史的真实面目以艺术的形式保存了下来。在现代文学里我们所能看到的是一段惨痛的历史。她折射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背景下中华民族艰辛苦难的前进历程；她表现的是一部民不聊生水深火热的挣扎痛苦史。因此，读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将很少发现亮丽的颜色，这里没有喜剧绝少轻松，有的只是沉重的悲剧，无尽的苦闷、屈辱和伤痛。

 20世纪的中国动荡不安、灾难深重。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以焦虑激动的笔触，化作重振民族、拯救中国的武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就是与这种“救国”的愿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年推动戊戌变法的思想家梁启超在他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曾指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把小说的社会功能夸大到如此地步，显然是偏颇的，但是却可以看出，中国觉醒的知识分子意图改造黑暗而不合理的社会的愿望是多么的强烈。实际上，中国现代文学发端时，相当多的作家都是抱着改造社会的目的才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的。鲁迅先生当年在日本留学时，也是认为学医只能治疗中国人生理上的疾病，而从事文学创作才能改造中国人的精神，再由改变了精神状态的中国人去改造社会，才决定“弃医从文”的。

正是因为有着如此明确的改造社会的目的，才使得中国现代文学最关注的就是社会现实生活。现代文学的作家们大都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子反映生活。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的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在现代文学作品中几乎都有反映。中国现代文学深刻的认识价值就体现于此。人们可以通过阅读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来了解那个时期的社会生活。鲁迅的《阿Q正传》是以发生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为背景的；老舍的《骆驼祥子》以辛亥革命后的军阀混战为背景；巴金的《家》则以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背景；茅盾的《子夜》以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为背景；钱钟书的《围城》则以1937年爆发的抗日战争为背景……现代文学中所描绘的对象包括农民、城市贫民、知识分子、妇女、学生、小商人、资本家等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生活在现在的人们完全可以通过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来理解那个时代人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遭遇和命运。中国现代文学为我们认识那段历史提供了一个独特而形象的视角。

当然，现代作家笔下的社会生活并不等于真实的现实生活，因为作品中必然会渗透进作家的主观因素。所以，现代文学的认识价值就包括了两个方面：第一，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第二，作家对所反映的特定的社会生活的评价。发掘作家本人对特定社会生活的态度和评价，对于生活在今天的人来说，也是具有认识价值的。作家的内心世界是相当丰富和敏感的，理解现代文学作家在那个时期心态的变化，实际上也就是间接地了解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生活。

不能否认，因为希望通过文学来推动社会改造的愿望是如此迫切，现代文学在重视作品的认识价值的同时，往往忽略了作品的审美价值，使一部分现代文学作品在今天阅读时，缺少一种审美的愉悦和享受。但是，我们看任何问题都必须把它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为了重铸中国人灵魂，为了民族的振兴，现代文学的作家所做的抉择，表现了他们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这也是现代文学在改造中国社会过程中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五、中国现代作家的历史命运

在这幅历史图景上我们看到了一大群觉醒的知识分子，那一代知识分子比他们的前辈有更多的痛苦和幸运。

幸运的是他们接触到无比广阔的世界，古今中外的知识海洋展现在他们面前，他们横跨中西，开拓出广阔的学术天地。他们中有倡导思想启蒙的、有倡导审美启蒙的；有批判国民性的，有剖析社会性质的，有歌唱个性解放的，也有批判封建礼教的；有写乡村的也有写都市的。这些知识分子因为获得了一个伟大的参照系——西方现代文化而成就斐然，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后获得的巨大精神资源，同样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资源也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丰富的背景之上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重大建树的作家，如鲁迅、郭沫若、巴金、老舍、茅盾、郁达夫、钱钟书等几乎都有出国留学或在国外生活的经历。他们的成功决不是偶然的。走出国门，进入了异质文化的社会环境，大大开拓了他们的视野，使他们得到了一个独特的角度，在两种不同文化的比较中来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发现中国社会的弊端和中国人精神上的弱点，因此有了创作的冲动，然后采用文学的形式加以表现。他们的作品不仅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实绩，也促进了中国社会的改造和中国人灵魂的重铸。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的成功，也是中西文化碰撞和冲突的结果。

现代知识分子，特别是直接浸润于自由主义文化生态圈里的知识分子，他们在人格、生命理想、社会立场各个方面与传统文人都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身上显示了真正意义的“知识分子性格”。特定历史背景提供了他们的“生存空间”，因而他们是幸运的。

漫长的封建社会占据了中国古代史的绝大部分的篇幅，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中国全部历史的主体，文化史、思想史也如此，对整个中华民族各方面的影响都相当深远。当我们纵观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以知识分子主体及其生命理想作为考察对象时，我们会发现封建社会时期的知识分子的最高人生理想就是出仕做官，做官最大的目的就是显亲扬名。但是封建时代人格思想并非一成不变。从晚明至1840年鸦片战争，古老的中国出现了“内发原生的早期现代化萌动”[4]。社会发生转型，与这一时期的商品经济发展相适应，这一历史时期的知识分子与前代知识分子之间出现了“地裂”，但其中并未有质的改变，并未断裂为两大板块。两个分期的知识分子距离虽然有，但思想与追求的内在本质联系却异常清晰：同在完整的封建社会，没有出现外来精神资源；文人的生命理想和价值趋向并未有根本改变，“仕途经济”仍是读书人的理想出路，仍然是多数文人的唯一选择；社会风气虽然出现新的内容，但读书人能否“出仕”为官，仍是社会评判的主要标准。如果说知识分子生命理想在晚明以后仅仅是发生了“地裂”的话，那么到了1840年以后，特别是“五四”以后的现代，所发生的变化就是一种真正意义的“断裂”，这种断裂的结果就是分化并出现了两个“大陆板块”。文人的人格思想只有到了近、现代，才有了质的飞跃。西方现代思想给近、现代中国的读书人提供了丰富新鲜的精神资源；科举考试的废除也改变了文人与政治的关系，从此文人与儒学生命理想发生了重大偏离。到了“五四”前后，大环境的社会风气已有大的改变，而文人自身以留学归来的新型知识分子为代表，真正自觉树立起与封建时代绝大不同的生命理想和价值标准。儒学对他们的影响由显而隐，由现实政治到社会责任，这是一次大的断裂，使传统知识分子一跃而为现代知识分子。儒学的潜在影响又使他们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是典型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他们身跨中西，学贯中西，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都使他们必然担负起建设现代中国文化的重任。而他们的学养，又使他们的文化建设必然是胡适所言的“充分世界化”，当然中国的传统是无法丢弃的，传统文化在被改造与继承中和西方文化的可接受部分嫁接成活了。

与儒学生命理想的断裂并非一朝一夕即成。明代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城市工商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与之相适应，在观念领域，出现了以“人的觉醒”为中心，批判程朱理学、宗法礼教和君主专制，宣传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民主性和个性解放意义的新道德的早期启蒙思潮；[5]同时“武宗失德”对士人人格的变化影响巨大。武宗的浪漫与荒唐，无休止地追求个人享乐；崇尚武功，追求刺激和冒险的个性精神，一方面破坏了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另一方面也助长了求奢风俗，动摇了伦理道德。“政教分裂使得权力与道德同时失去统一的标准与维系人心的力量，并促使士人人格多元化。”[6]明代文人多元化的人格特点表现为从温厚平和转向愤激孤傲；从依附圣贤到向往独立自足，显示不同于前代文人的个性特点；在明代无论是文人的人生追求，思想家的哲学思考，还是文学家的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都在缓慢曲折地向着表现自我愉悦人生的方面转变。尽管显得步履蹒跚并时有侧道旁出，但其总体趋向则是明确无疑的。但是，明代文人生命理想与前代本质并无大的区别，出仕做官仍为他们理想的自我实现途径。白丁生活无论如何对文人是不光彩的，就连一向通达的唐伯虎到头来也觉得自己总是位异乡客，未能寻到真正的生命归宿，因而心底所存留的始终是深沉的忧愁与悲哀，不能忘怀功名富贵，不能彻底想通人生的道理。像唐伯虎这样的矛盾心情是典型的中国文人的心态。他们有时仿佛能够彻悟，但终免不了功名利禄，做官求闻达于世，以政治活动实现自己的一生，才是他们无法摆脱的精神枷锁。唐伯虎也好，李白也好，说到底是认为自己生不逢时，自我价值未能实现，而实现的标志则在于得到社会的认可即功成名就。可见“用世”仍为他们之终生追求，到底不能摆脱“儒”的思想。即使失意时“道”的思想占了上风也不会持久和稳定，未能“入世”是他们心灵的创伤，他们愤激和放荡而无法真正超脱。社会风气也大大影响了他们，这种社会风气一直到“五四”前都密不透风。与他们相比，深深浸润于异域文化土壤的现代知识分子则有大的不同。他们的生命归宿只在于追求理想，这理想不在于功名，而在于思想的启蒙和文化艺术的创造。他们的生命理想是自身人格的完善与发展。社会层面的政治观也如此，他们也热心政治，但这种政治更多的是一种社会良心，是一种启蒙。他们要用思想文化改良社会、用审美启蒙民众，从个体出发，直至改造全社会，从而使人类走向进步。从根本上讲，他们的个人人格理想的实现与社会理想的实现是同步的，同气相求完美融合。他们中的很多人远离现实政治，对政治保持着相当的警惕，根本不把政治功名看得很重。在他们看来，求学问并以学问和思想著于世才荣耀，学术是生命的第一需要，而非政治。这就与古代儒学文人划清了界限。

现代知识分子所处环境已变，欧风美雨的西方洋流带来了新文化季风，使他们认识到真正自我的价值惟有自我方最有权评判，而自我精神的愉悦是一个人真正的生命价值。当时的社会风气经多事之秋的频繁变革，也变得不那么强调功名，官场成为污秽之所的代名词，经商与学术、教育已成为江浙皖一带人们的普遍选择，人们更重视学术和艺术的功名。现代知识分子把艺术和学术作为实现自己人格发展的途径。这一时期的社会心理的环境也给了他们相当的空间。此时的社会不再给文人以巨大的压力，文人也不再把从政当作实现自我的唯一途径。从古代文人、近代文人到现代文人，他们的社会环境在变，社会思想在变，他们自己也在变，面貌已迥然不同。古代文人屈从于用世思想，人生价值决定权不在自己，因而时常陷入人格扭曲；近代文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目睹亡国之危苦寻救世之良方，已经具有了超越自身利害寻求国家利益的意识，在他们的身上已经出现了西方思想的影子，但与“五四”知识分子比，他们个人生命的自我价值的现代意识并未真正觉醒。他们因国家衰亡而倍感悲哀，个人价值始终服从于救世，而救世又寄托于朝廷和自己的为官主政，不能自己左右自己的命运，总是倚赖与政治的关系，对自己政治生命特别在意，从根本上讲在他们的心灵深处儒家思想没有动摇，对自己与国家的看法没有根本改变，只是晚年在从政之外努力在思想救世中实现个人价值；到了“五四”新一代知识分子，他们个人意识觉醒，积极追求人格独立，职业选择更多趋向于独立的精神领域如学术、教育、艺术、出版等事业，为独立的人格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个人价值的决定权主要在自己，把艺术和学术看作是救国之径，因此他们的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同途同归。

古代文人的价值趋向总是朝着为官出仕方向延伸，所以无论出仕还是落第都会引起人格扭曲，即使是晚明文人有了表现出的自我意识，实际上也并未自觉，没有找到自我的真正归宿，因其自我意识的萌生来源于外界压抑，是不得志后的发狂与发愤。没有从根本上意识到自我价值和我之所以为我，无法明了“我的价值在我本身”，明代文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并非主动和真正意义上的觉醒，无法脱离古代文人观念的藩篱，只因缺少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精神资源，这资源在中国寻找起来很难，老庄之“道”只能使他们消极地远离社会和政治，却无法激励他们把自我价值与社会发展协调起来，游离与愤激并不能使他们真正从内心中获得永久的安宁，社会环境也使他们无法真正出世，时时在矛盾心情中挣扎，有时放达有时愤激有时绝望。徐渭的愤世嫉俗发自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7]的无奈，这一点同蒲松龄相似。古代文人中真正超脱者有几何？即使儒道兼具者也绝大多数偏于儒即用世，参与政治实现抱负，至于道则是不得志时的被动选择。在徐渭和蒲松龄眼中，自己不被重用而认识了政治的黑暗，但内心却从未放弃从政的理想，能够出仕，在他们看来是价值实现的标志。现代文人心态中儒学思想发生衰变，不再以个人的文化和文艺创造作为从政的工具，不把从政看作唯一的贡献社会之途径。他们没有徐渭、蒲松龄的痛苦，有的只是庆幸，庆幸不被政治玷污；因为眼中的政治本来坏，所以远离政治出自本心，这即古代文人、近代文人与现代文人心态的巨大不同。从这点看，现代文人的心态最具独立性和自由性，也最正常和超脱。可以看出，文人的生命理想有一条与现实政治关系越来越远的变化线索：古代文人被动地把从政看作自我的实现，自我价值被动决定于被用；近代文人在从政之外把改良与启蒙当做使命来衡量自我之价值；到了现代知识分子把自我人格塑造与社会改良进步统一到艺术与学术之上。这大大偏离了政治轨迹，自我个性的独立与自由在与社会进步民族兴亡的关系中保持了和谐，这种生命理想不但有别于古代也不同于近代文人。变化的关键只在于自我意识的真正觉醒，觉醒的精神资源来自西方文化，动力来自西方文化熏染下的个人主义理想。尽管在中国大地上诞生的现代文人注定无法摆脱儒学思想的“兼济天下”观念，但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又使他们真正保持了思想自由和人格独立，成为中西合璧氛围培育的一代真正具有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现代知识分子。

然而苦难的中国，时代的巨浪，给予现代自由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太过狭小了，狭小得甚至“容不下一张书桌”。他们的命运注定是一种悲剧性命运。在战乱中颠沛流离，在纷争中叫嚣。他们中的很多人一生不得不周旋于现实政治，在动荡的中国现实政治中痛苦挣扎，总是违心地丧失自由和独立。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命运都不佳。他们都流过洋，经历过欧风美雨的洗礼，最不能容忍黑暗的政治和暴力的争斗，但他们极少有人能逃过命运的魔爪，在最黑暗、最动荡的岁月的苦苦煎熬下，人格与身体都遭受了摧残和扭曲，他们离开人世时本来的面目已全非，他们的不幸使他们更深地体会了命运的捉弄，作家的自我是那一代人珍贵而难得的奢求。正是由于他们负载了太多太多的使命，才使他们活得很累，但他们那忘我的意志和“路漫漫其修远兮，我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却是永载史册的。

对他们的立场与命运的思考，为当代知识分子塑造健康人格，建构生命理想，提供了历史参照和精神资源。

六、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想主旋律

中国现代文学最突出的主题就是启蒙，启蒙也是现代文学作家共同的情结。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实际存在着两种启蒙思潮：一种是思想启蒙；一种是审美启蒙。所谓思想启蒙就是用科学的思想扫除愚昧；所谓审美启蒙就是用艺术和审美教化扫除愚昧的思想。在这支多元的文化文艺队伍中，作家们分做两翼，或侧重思想启蒙，或致力于审美的文化的启蒙，他们启蒙的方式虽有不同，但他们的指向却是一致的。不论作家们倾向于哪种启蒙，不论他们是否意识到，在客观上他们是互相策应的。

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的历史，这种专制统治的显著特征就是严格的等级制度和不承认每个人具有独立的人格价值。统治者可以不需要任何理由，就任意剥夺一个人自由、甚至生命。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许多人还认为这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关系是天经地义的，认为社会的秩序就是如此，而且是亘古不变的。在封建专制的长期统治下，加之民族文化水准较低，中国人对人的意识的觉醒，对人的尊严和价值，对人的基本权利的认可，都非常的滞后。虽然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独立人格的价值，但是中国人群的大多数还是生活在愚昧、麻木和任人宰割的状态中。

欧洲十四到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就是一场人的解放运动，使人从教会和神权的统治中获得解放。十八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更是向全社会宣讲了“平等、自由、人权、民主”等观念，实际上更加提高了人的地位和价值。欧洲各国在人的意识觉醒方面的启蒙思想，已经相当系统、完善和有说服力，理论的彻底掌握了大量的民众。人的意识的觉醒和精神状态的改变，使得欧洲社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在中国的历史上，关于人的意识觉醒的萌芽也曾出现过，但是仅仅是零星、片断的，而非系统的，李泽厚先生在他的《美的历程》[8]一书中就指出，魏晋时期的四言诗，诸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人生寄一世，奄忽如飘尘”等，这些感叹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诗作，曾经被认为是表现了一种消极颓废的人生观，而实际上相对于两汉时期的“宿命论”，这恰恰是一种对生命的重视，是人的意识的觉醒，是有着进步的意义的。明清思想家中的李贽、袁氏三兄弟、戴震、金圣叹等人的思想中都有着个性解放的因素。但这样的思想往往得不到进一步的发展，常常转瞬即逝。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者，知道人的意识的觉醒，将会直接影响到他的统治，因此他们总是将这类启蒙思想扼杀在萌芽状态。1898年戊戌维新时期的康有为、梁启超的改革主张就有思想启蒙的性质，但是这场维新运动仅仅维持了一百零三天，就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他们思想和主张也通通被禁止。整个中国始终还是处于黑暗保守、死水一潭的境地。维新运动倡导者这时更痛切地感受到中国要想进步和变革，只依靠少数知识分子的精英，而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只是看客，那是不可能成功的。只有继续进行启蒙，清除国民精神上的弱点，全面提高国民的素质和觉悟，让大多数人认识到社会变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中国社会的变革才有希望。           

鉴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中国现代文学从一开始就强调了文学的思想启蒙作用，力图通过文学来揭示国民性的弱点，改造国民的灵魂，启迪人的意识的觉醒。鲁迅先生在回顾他的创作生涯时曾经说过：“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9] 他的小说《狂人日记》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白话小说，也可以说是一部启蒙小说。小说中的“狂人”有着明显的象征意义，“狂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吃人”的世界。暗示这个制度下生活的中国人根本还没有争得做人的权利。一个敢于揭示事实真相的人，却被视为是精神错乱的“狂人”，可见当时的中国已经黑暗到了何种程度！他的《阿Q正传》则揭示了中国人精神上的弱点，使每个中国人都感到了内心深处的震撼，开始反省自身的弱点，争取灵魂的更新。从《阿Q正传》开始，全社会才开始真正关注国民的精神弱点，以及这种弱点与全民族命运的关系。郭沫若的《女神》、巴金的《家》、郁达夫的《沉沦》等都有强烈的个性解放色彩，竭力张扬人的地位和尊严。这些现代文学作品为打破中国社会的蒙昧状态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以梁启超、蔡元培、胡适、徐志摩及新月派同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高举审美启蒙旗帜，力图用艺术的美启迪民众，培育人民的审美品味和道德情操来改造国民性，从而使中国走向新时代。他们大力推介西方人文主义思想，引进西方艺术，邀请罗素、泰戈尔、白壁德等大批文化思想界的世界名人来华讲学，使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成为启蒙的资源矿藏。

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由于受到欧风美雨的洗礼而具有了强烈的主体意识和启蒙情节；由于身受长期的儒家文化熏陶而具有强烈的“济天下”、“安黎民”抱负。由此交织而导致了他们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因为认识到中国社会是一个没有人的尊严和价值，压抑人的个性和自由的社会。而这样一个社会是无法顺应历史的潮流，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现代文学对这个黑暗而不合理的社会的批判是无情的，带有强烈的批判色彩。

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家们不仅无情地批判那个不合理的社会，而且找到了批判的价值尺度。这个尺度就是对人的地位、尊严和价值的尊重。凡是违背这个价值尺度的都坚决加以批判。这与现代文学思想启蒙的目标是一致的。无论是鲁迅小说集《呐喊》、《彷徨》，还是郭沫若的诗歌《女神》、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老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巴金的长篇小说《家》、曹禺的话剧《雷雨》等都有着强烈的批判倾向。这种批判不仅是社会层面的批判，即直接抨击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揭露社会的不合理，而且包括精神层面的批判，即对国民性的弱点揭示和批判。而且这种精神层面批判达到的深度是前所未有的。鲁迅对他自己笔下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批判就是一例。实际上，在中国“精神胜利法”已经不是个别人的缺陷和弱点，它是整个国民的普遍弱点。这一精神弱点不改变，中国人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自己的生存状态，也就没有改变现状的动力和进步发展的目标，这对一个民族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精神层面的批判集中在两类人物身上：一类是农民，一类是知识分子。阿Q（《阿Q正传》）、祥林嫂（《祝福》）、春宝娘（《为奴隶的母亲》）、老通宝（《春蚕》）等都是中国现代文学人物画廊中的农民形象；涓生（《伤逝》）、觉新（《家》）、潘先生（《潘先生在难中》）、方鸿渐（《围城》）等都是中国现代文学人物画廊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现代文学作品中较多地塑造这两类人物并不是偶然的。这与现代文学所肩负的思想启蒙使命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当时中国人整个的文化水准较低，启蒙的任务或者说科学、民主思想传播必须由知识分子来完成，所以知识分子自身的精神状态如何，将直接关系到启蒙的成效；而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又是农民，如果农民的精神继续处于愚昧、麻木状态，那么，中国社会的变革和进步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国现代文学对这两类人物进行深刻的挖掘和剖析，不仅为现代文学增加了不少不朽的人物形象，也使作品的批判更有深度，更具有启蒙性。

中国现代文学虽然对中国人精神上的积弊和弱点的批判和揭露是无情的，但是并没有对自己的民族失去信心。正因为对自己的祖国和民族的深切的爱，才会对自身的弱点深恶痛绝，希望尽快清除这些精神的垃圾，达到民族振兴的目的。所以，对自己的祖国和民族的爱越是深切的现代作家，对国民精神上的积弊和弱点批判得越强烈。鲁迅对阿Q这个中国落后农民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为中国现代作家当时的心理状态做了最好的注解。所谓“哀其不幸”就是对中国人的非人的生存环境和状态的深切的同情，这是一个最基本立场；所谓“怒其不争”则指出了中国人在这样一个不把人当人的社会里生活，大多数人居然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点，仍然在浑浑噩噩中打发时光。愚昧和麻木的程度是如此严重，以至于不大喝一声，不猛击一掌，已经不可能使中国人醒悟。现代作家的“怒”，正是为了中国人重新争得做人的地位和尊严。从这个角度就可以理解中国现代文学为什么具有这么强烈的批判色彩。

中国现代文学，在宣扬科学、民主思想，在改造中国人的灵魂方面所起的启蒙作用是其他方法和途径所无法替代的。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变革中，其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回顾现代中国历史，我们更深深地感到如果没有中国现代文学所进行的思想启蒙和文化启蒙，中国人民可能会在黑暗中徘徊、摸索更长时间，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也会更为艰难曲折。因此，启蒙不但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题和灵魂，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催化剂和发动机，其影响直接延续到当代社会，这正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价值所在。

注释：

 [1] 引自《陈旭麓文集》第一卷《现代史两种》第567页。

 [2] 《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 《华盖集。忽然想到》 《鲁迅全集》第三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版

 [4] 许苏民《戴震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第一章《戴震生活的时代》。

 [5] 许苏民《戴震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第一章《戴震生活的时代》。

 [6] 左东岭《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3月第一版，4页。

 [7] 《徐渭集》卷十一《葡萄》五首其一。中华书局1982年版。

 [8] 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 1981年版。

 [9]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