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全之 | 中国现代叙事文学中的气象美学

摘要：中国现代叙事文学中的气象描写主要有三种艺术功能：一是作为天气状况的说明，让读者知道故事发生的季节以及天气状况，起到烘托氛围的作用，这是气象描写最基本的形式；二是气象在叙事文学中演化为情节，甚至成为叙事的“枢纽”；三是作为隐喻，对作品的人物、主题或是事件产生映射作用。后两种最值得重视。作为情节的气象，在叙事过程中展示出一个动态过程，成为情节的一部分，使作品带上明显的气象美学特征；作为隐喻的气象，包含着丰富的思想、感觉和诗意，对读者的阅读会产生重要影响，是叙事文学极为重要的美学特征之一。

关键词：叙事文学；气象美学；气象描写；情节；隐喻

气象与文学一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中国自古就有很多作品以气象为表现主题，荀子的《云赋》、宋玉的《风赋》、杜甫的《春夜喜雨》、苏轼的《喜雨亭记》、谢惠连的《雪赋》等都是与气象有关的经典，至于以气象内容入诗词文赋，在中国古代更是俯拾皆是：“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是杨贵妃人生末路的写照；“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是秦观笔下一个女子的春愁；“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是闺中女子的闲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陈衡哲的《小雨点》以故事的形式讲述了雨的形成过程，语言生动活泼，属于科普类的气象文学。但这类作品数量不多，影响也有限。从理论上探讨气象与文学的关系，也不是一个新问题。斯达尔夫人、丹纳、刘勰、钟嵘等文艺家都曾有所论及，但深入的学术研究却是近代的事。清末民初，西方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传入中国，“文学与地理学”一时成为话题，梁启超的《中国地理大势》、王国维的《屈子文学之精神》、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等均有较大影响。王国维认为：“北方派之理想，在改作旧社会，南方派之理想，在创造新社会”，“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人远甚。”刘师培通过南北语言差异，进而分析其文学差异，他认为：“声音既殊，故南方之文亦与北方迥别。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二体。”鲁迅也曾讽刺地说：“北方人可怜南方人太文弱，便教给他们许多拳脚”，“南方人也可怜北方人太简单了，便送上许多文章”。中国南北文化、文学的差异，气候起着关键作用。正是气候的不同，导致物产、习俗甚至审美习惯和思维方式的不同。新时期以后，气候与文学关系再次引人关注，对此进行专题研究的是曾大兴教授，他在专著《气候、物候与文学——以文学家生命意识为路径》中说：“气候影响文学，是以物候为中介的；物候影响文学，是以文学的生命意识为中心的。换言之，气候是通过物候影响文学家的生命意识，进而影响文学作品的”，明确指出了气候影响文学的基本路径，但具体情况要比这一路径复杂得多。为深化气象与文学的关系研究，有学者提出“气象文学”和“气象美学”的概念，并在理论上进行探讨。关于“气象文学”，论者认为：“与同以‘气’论哲学为基础而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中医理论一样，作为几千年华夏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气象文学’，才是最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现象。以“天人合一”为道统并凝结了中国古代先民的自然观与生存智慧的‘气象文学’，在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的大潮中，当文学被赋予救国安邦、声援革命的历史使命时，在‘民主’与‘科学’思维及话语的冲击下，难免被视为糟粕而遭废弃的命运。”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气”固然不是专指气象，但与气候有着密切关系。关于“气象美学”，美国学者瑟托在研究日常生活美学的时候，将气象纳入审美范畴，他解释说：“无论地理和文化背景如何，也不管人们对艺术世界的熟悉程度如何，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每一个人都会体验到天气（除非一个人一生都生活在一个温度可控、没有窗户的住所内）。”把气象（天气）作为日常生活美学的对象，大大提高了气象在文学研究中的地位。中国学者王东、日本学者青木孝夫也对“气象美学”的建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说明“气象美学”已经引起了美学界的关注。

“气象文学”和“气象美学”的目的都是研究气象在人类精神活动中的美学价值，这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思路。就中国古代文学而言，气象变化带来的风云雨雪以及季节轮回带来的物候更新，常常是诗歌表现的重要内容，《诗经》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斯，雨雪霏霏”，已成千古名句。由于《诗经》中与气象有关的意象和物象十分密集，所以有学者把它称为“气象文学之祖”。在唐诗宋词中，气象变化与物候更新最能激发文人的感怀，所以“伤春”“悲秋”之作所在多有，夏雨冬雪、雾风雷电也在诗词中频频出现。刘勰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钟嵘品诗时也强调：“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这里的“气”就是指气候。在古代小说中，气象更是在叙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西游记》中的神仙、妖怪能腾云驾雾、呼风唤雨，是对气象的巧妙运用；《三国演义》中的“草船借箭”与“借东风”，也是诸葛亮巧妙利用气象的结果；《牡丹亭》中的杜丽娘，遇到撩人春色，看到“姹紫嫣红开遍”，致使春梦深陷，终至殒命；《红楼梦》中大观园一年四时的气象变化，与贾府命运息息相关。中国古人相信“天人感应”，认为气象变化尤其是气象异常，与人的行为有关，所以窦娥有冤，六月飞雪；“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在古人看来，气象不只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预示着人的吉凶祸福，尤其出现气象灾害的时候，人们就认为可能与皇帝行为放纵有关，所以历史上很多皇帝都因为气象灾害发过“罪己诏”，以求上天宽恕，结束灾害。但自近代以来，西方科学观念进入中国，所谓“天人感应”之说变得荒诞不经，气象变化、物候更新变成纯粹的自然现象，不再与任何人的行为或命运有关。在这种情况下，现代文学中的气象描写，就不像古代文学那样，带有浓厚的迷信、宿命色彩。尽管如此，中国现代文学中仍然有丰富的气象内容。诗歌《惠的风》《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雪花的快乐》《雨巷》《雪落在中国的大地上》等，题目就与气象有关；散文中描写气象变化的更多，郁达夫《故都的秋》、巴金的《地中海上的风浪》、茅盾的《雷雨前》《热与冷》、朱自清的《春》等，都是以气象为题；在小说方面，巴金的《雾》《雨》《雷》《电》，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曹禺的《雷雨》、田汉的《梅雨》等，也是以气象作为题目的。在诗歌和散文中，气象作为抒情对象或借以表达政治诉求的手段，都非常直接、简明，但在叙事文学（小说、戏剧）中，气象在情节进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主要以中国现代叙事文学为研究对象，发掘气象在叙事进程中发挥的艺术功能。

接受过现代科学启蒙的中国现代作家，不会再将气象变化看作是神谕，但他们依然在叙事作品中或详或略地描写气象（天气）变化。在大多数作品中，天气变化只是故事发展的背景，借以渲染气氛。如郁达夫《沉沦》写日本秋天的高原景象：“晴天一碧，万里无云，终古常新的皎日，依旧在她的轨道上，一程一程的在那里行走。从南方吹来的微风，同醒酒的琼浆一般，带着一种香气，一阵阵的抚上面来。”这是对当时气象状况的如实描写，展示主人公活动的场景，可以看作借美景以衬托主人公的孤独。冰心的《秋风秋雨愁煞人》开篇写秋天的景色：“秋风不住的飒飒的吹着，秋雨不住滴沥滴沥的下着，窗外的梧桐和芭蕉叶子一声声的响着，做出十分的秋意。”对秋风秋雨的描写是为了与窗内“温煦如春”相对比，衬托一个人在房内读书时的寂静和幸福。但在有些作品中，天气变化对情节演进和人物命运产生重要影响，成为作品情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类把气象纳入作品核心叙事的现象虽然不多，但对研究文学的气象美学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学界对情节一词颇多争议，但就一般意义而言，情节和故事强调的重点不同：情节指的是叙事展开的过程，故事则是叙事的结果。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认为：“‘故事’指的是作品叙述的按实际时间、因果关系排列的所有事件，而‘情节’则指对这些素材进行的艺术处理或在形式上的加工，尤指在时间上对故事事件的重新安排。”情节是故事的展开方式和过程，故事则强调的是事件，所以说：“情节可被定义为叙事文学中动态的、连续的元素。叙事中的人物，或任何其他元素，一旦表现出动态特征，便是情节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部分现代叙事文学作品中，气象就发挥着这种动态作用，曹禺的《雷雨》便是一例。曹禺自己说：“《雷雨》里原有第九个角色，而且是最重要的，我没有写进去，那就是称为‘雷雨’的一名好汉。他几乎总是在场，他手下操纵其余八个傀儡。”“雷雨”在《雷雨》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从气象学来说，雷雨是指“伴有雷电的降雨现象。产生于雷暴积雨云下……陆上在夏季午后热力对流强盛时出现机会较多，形成‘热雷雨’”。作为一种自然现象，雷雨自有其产生的原因和规律，与人的命运无关。但在《雷雨》中，雷雨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操纵着人物的命运，改变情节走向，并引发后续情节。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雷雨作为一种超人的力量，对人物的心理产生影响，尤其对观念保守的鲁侍萍来说影响更大——她一直把女儿的遭遇看作是上天对她的惩罚；二是雷雨直接改变了人物的行动，使情节突转，带来突发性后果。在剧本中，这一状况出现了三次：第一次，在第三幕中鲁大海从家里赶走周冲后，就去了车厂，准备拉一夜的车。但车厂因为雷雨垮塌，他只好回到家中，正好遇到周萍和四凤在一起。他拿起铁刀要去杀周萍，被侍萍拉住。四凤跑了以后，鲁大海去找四凤，到了周公馆，见到了周萍。他打了周萍，要求周萍带走四凤，还将一把手枪交给了周萍，后来周萍自杀用的就是这把枪。如果不是暴雨导致车厂垮塌，鲁大海应该一个晚上都在街上拉车，就不会有他后面的故事了。所以雷雨就像一只手，把鲁大海从街上拉了回来，重新加入这场悲剧之中。第二次，第四幕中周萍准备带走四凤，蘩漪从里面出来说：“咦，你们到哪里去？外面还打着雷呢！”蘩漪以“外面还打着雷”为借口留下了将要离开的周萍、四凤和鲁侍萍，还叫来了周冲和周朴园。剧中人物除鲁贵以外都到齐了，最惨烈的悲剧由此发生；自然，蘩漪这句话不具有强制性，外面打雷也不足以阻止周萍和四凤远行。但蘩漪说完这句话后，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每一个人都走不了。所以这句话像是一根引信，引发了一连串事件，留住了屋里所有的人。第三次，花园里藤萝架旁的电线漏电，蘩漪让佣人找人来修，但因为下雨，电灯匠说第二天来修。如果不是这场雷雨，电线早修好的话，四凤和周冲就不会触电身亡。

从这三次事件来看，雷雨不只是一种天气状况，而是直接参与了情节的发展，构成了作品的功能单元。按照巴尔特的叙事理论，叙事作品中的功能单元发挥着不同作用，“其中一些构成了叙事的（或叙事片段的）真正枢纽，另一些只是‘填充’着将诸枢纽功能分离的空间。让我们称前者是基本功能（fonctions cardinales）（或核心），称后者为催化剂，就其具有使完成的性质而言”。气象在《雷雨》中就发挥了叙事“枢纽”作用。

在人物塑造方面，《雷雨》中的人物，都可以从气象上找到对应的物象。蘩漪如雷如电，曹禺说“她是一个最‘雷雨的’（原是我的杜撰，因为一时找不到适当的形容词）性格”，她爱到极端也恨到极端，最后她像一道闪电，照亮了周公馆内隐藏着的秘密，让所有人陷入崩溃的状态。以此类推，鲁侍萍就是雨，她一辈子泡在苦水里，剧本写她各种哭：“哭喊着护大海”“落泪”“抱着女儿大哭”“大哭起来”“抽噎”“眼泪流下来”“回头泣”，她在剧中眼泪如雨，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周萍和四凤）一步一步走向毁灭。四凤是风，她美丽、清纯、善良，但美好的青春如昙花一现、随风而逝。周冲是《雷雨》中的一束阳光。整部《雷雨》始终笼罩在乌云压城、阴暗低沉的氛围中，只有周冲出场，才显示一点亮色。周萍则像暴风雨前低垂的乌云，沉重、压抑、低回。不伦之恋让他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他想从充满罪恶记忆的周公馆里走出来，但命运死死地拖住了他的脚步。他认为爱上蘩漪是有罪的，希望通过对四凤的爱救赎自己，结果陷入了一个更大更深的黑洞，终至不能自拔。周朴园像雾一样，始终笼罩着周公馆，让每一个人从他那里感受到压抑和憋闷。鲁贵则像是霾，晦暗肮脏地充斥着周公馆和鲁家的每一个角落，挥发着有毒的气息，让每一个呼吸到的人都感到不适。他贪婪、狡猾，以做一个自认为聪明的奴才感到自豪。鲁大海是一个闯入者，他不属于雷雨的世界，最终只能逃之夭夭。由此不难看出，从情节到人物，《雷雨》都体现出鲜明的气象美学特征。

与《雷雨》巧妙利用气象推进情节极为相似的是施蛰存的《梅雨之夕》，这是一篇关于雨的故事。研究者多注重“我”与陌生女子之间的关系，而忽视了“我”与“雨”的关系。

梅雨是一种天气现象：“初夏江淮流域一带经常出现一段持续较长的阴沉多雨天气。此时，器物易霉，故亦称‘霉雨’或‘黴雨’，简称‘霉’；又值江南梅子黄熟之时，故亦称‘梅雨’或‘黄梅雨’。”梅雨持续时间长，天气湿热，光照少，很容易引起人们的不适，甚至会产生“梅雨病”，比如会加重忧郁症患者的病情、会引发关节痛、肠胃不适等。连续的阴雨湿热天气，的确会引发人们精神上的忧郁和忧思。但小说中的“我”似乎与此相反，对梅雨颇为钟爱：“对于雨，我倒并不觉得嫌厌”；“我”尤其迷恋傍晚雨中的都市景色：“况且尤其是在傍晚时分，街灯初上，沿着人行路用一些暂时安逸的心境去看看都市的雨景，虽然拖泥带水，也不失为一种自己的娱乐。在濛雾中来来往往的车辆人物，全都消失了清晰的轮廓，广阔的路上倒映着许多黄色的灯光，间或有几条警灯的红色或绿色在闪烁着行人的眼睛。雨大的时候，很近的人语声，即使声音再高，也好像在半空中了。”厌恶梅雨、情绪忧郁是梅雨症候的重要表现，刻意在梅雨中寻找乐趣，借助梅雨的朦胧庇护，做一个白日梦，又何尝不是梅雨症候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呢？所以“我”一方面留恋着雨中的夜景，一方面通过对异性的想入非非，逃避现实的一切。雨就像魔术师手里的布幔，阻挡住他人的凝视，给“我”内心被压抑的骚动和欲望一个释放的机会。所以在小说中，“我”和雨构成了同谋关系，联手“制造”了一个雨中奇遇的故事。小说中那位无名的姑娘，在雨停了的时候没带任何雨具上了电车，当她下车的时候，雨下大了，“恰巧”被“我”遇到，于是“我”陪着她一起避雨。雨一直不停，姑娘只能一直等，这个时候我提出送她，自然会被接受。雨俨然是一位幕后主使，促成了“我”与姑娘的雨中之行。与一位陌生姑娘漫步雨中，“我”的思绪开始肆无忌惮地飞扬。之后雨停了，二人分手。雨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着故事的进程。一个心有不甘、生活乏味的男人，借助雨的助力，成就了一段精神越轨的浪漫时光，的确“朦胧地颇有些诗意”了。戴望舒笔下那位雨巷中的漫步者，期待着一场艳遇而不得，但“我”在雨的配合下，实现了这一愿望，可见南方的雨多么撩人，能勾起多少安分守己者的非分之想？所以那位姑娘是谁并不重要，初恋女友是否难以忘怀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与雨之间的默契：一切都那么妥帖、那么恰到好处。雨才是掌控一切的力量，它时断时续、时缓时急的节奏，给一位寂寞、无聊而又内心狂野的男人提供了放肆想象、精神越轨的帷幕。在中国古代文学中，“雨”本身就含有暧昧之意，由“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演化而来的“云雨”之说，成为历代文人表达男女之情的隐喻。由此不难看出，小说主人公在傍晚的雨中心有所待，也是这一思路的延伸。所以说雨才是这篇小说的主角和灵魂，因雨而来的非分之想，使小说在雨的朦胧中显示出了情的暧昧性，这是气象美学的情色境界。

与上述两部作品不同，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将雷雨与人物内心痛苦的爆发相和鸣，显示出了廓大、雄浑的气象美学效果。《屈原》写于抗战相持阶段。陪都重庆自1938年开始就遭受着日军的狂轰滥炸，物资供应十分困难。就整个抗战局势来说，国民政府抗战不力，大后方官员腐败，更加重了人们心中的压抑、焦虑和愤懑。而1941年爆发的皖南事变，国民党将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同胞，更加激起了民众的怒火。《屈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剧本前四幕写屈原被郑袖陷害，使楚国陷入危险境地，之后屈原被罢官，在城东门外遭到郑袖的百般戏弄，屈原愤怒至极，痛骂张仪。随后为屈原辩护的婵娟、钓者被捕，尤其婵娟被关押，让屈原忧心如焚。这些事件累积在一起，让屈原胸中的怒火激烈地燃烧起来，这时“室外雷电交加，时有大风咆哮”。屈原心中的愤怒和室外的雷电大风正好合拍，所以屈原对着大风和雷电发出强烈的怒吼：“风！你咆哮吧！咆哮吧！尽力地咆哮吧！在这暗无天日的时候，一切都睡着了，都沉在梦里，都死的时候，正是应该你咆哮的时候，应该你尽力咆哮的时候！”他对着风怒吼，对着雷怒吼，对着电怒吼，他诅咒东皇太一庙里的神祇，呼唤光明。这一长段气势磅礴、气吞山河、慷慨壮烈的怒吼，不仅表达了屈原郁积在胸的怒火，也传达出抗战时期人们心中的焦虑与愤怒，使整个演剧达到高潮。当时扮演屈原的演员金山回忆在重庆演出的盛况时说：“深刻感人的《屈原》的最主要的篇章是《雷电颂》，在这首一千几百字的诗篇里，轰隆隆地响着震撼宇宙的革命风雷。三十六年前，《雷电颂》在重庆引起了强烈的政治反响，轰动了整个山城……”作者层层铺垫，把屈原逼向疯狂的边缘，就是为了烘托这一幕。作者说：“我是存心使他所受的侮辱增加到最深度，彻底蹂躏诗人的自尊的灵魂。这样逐渐叠进到雷电独白”，“第三第四两幕的作用，都为的是要结穴成这一景。”所以说戏剧的高潮就是这一场“雷电颂”，作为气象的风、雷、电，与屈原心中的怒火相交织，构成了戏剧的高潮，甚至化成了屈原的意志：“这是我的意志，宇宙的意志。鼓动吧，风！咆哮吧，雷！闪耀吧，电！把一切沉睡在黑暗怀里的东西，毁灭，毁灭，毁灭呀！”这里的气象，变成了人格神，成为剧作的灵魂。与《李尔王》在风暴雨中诅咒自己的女儿不同，屈原在这里借助雷电的力量，挑战了整个世界和各种神祇，从而使自己的精神力量获得了巨大提升，风雷电成为作品的“一号人物”，凌驾于作品中所有人物之上，凌驾在那个肮脏、丑恶的世界之上！

屈原发泄愤怒之后，内心平静了，这时外面“大风渐熄，雷电亦止，月光复出，斜照殿上”。气象变化与屈原心境的变化是同步的。这时婵娟进来，无意中饮了毒酒，“死于屈原怀中，殿上灯火全体熄灭，只余月光”。“屈原无言，拥着婵娟尸体，昂首望天，眼中复燃起怒火。”从狂风雷电转换成月光斜照，符合戏剧一张一弛的抒情节奏。婵娟本身就有月亮的意思，所以她在月光中死去，使她的生命与月光融为一体，弥散在幽暗、空旷的大庙里。悲伤与愤怒使屈原僵硬地凝固在那里，他欲哭无泪，欲诉无言，月光皎洁如玉，正如他的君子之行，他在月光中站成了一尊雕塑。与前面的风雷电一样，这里的月光与人物再次融为一体，成为叙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历史剧《屈原》中，气象也是一个动态过程，与人物的心理、情感相互交融，成为戏剧的核心情节，充分表达了作者赋予的思想内容。郭沫若不仅借助风雷电表达了自己和观众内心的压抑愤怒，还借助这一细节，唤醒了屈原这一形象的历史感。在《天问》中，屈原发出了“薄暮雷电，归何忧？厥严不奉，帝何求”的诘问，表达了他被贬之后的愤懑心情。作为历史剧，郭沫若借助气象激活了历史的精神，也鞭挞了现实的黑暗，这才是历史剧该有的境界。

气象在叙事文学中发挥的作用，在气象灾害类作品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我国是世界上蒙受气象灾害非常严重的国家之一，在中国现代文学30年的发展历程中，气象灾害频发。以1931年为例，全国发生水灾657次，全国各省份无一幸免，湖南最多有66次；旱灾55次，陕西、山西最多各20次，风灾7次，雹灾54次。丁玲的《水》便是以1931年16省特大水灾为背景创作的，小说重点写的是护堤和水灾后民众因饥饿而抗议的场景，虽然有关气象描写的内容不多，但整个故事始终建立在一场引发灾害的暴雨之上，所以暴雨是这个故事发生的根源，而水灾的持续，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力。田汉的话剧《洪水》也是以这场水灾为背景，写了一家人被洪水困在房顶上等待救援的场景，显示了暴雨引发洪灾给人们带来的苦难。气象灾害除了水灾之外，旱灾肆虐的时候，人们的生活也会陷入困境。蒋牧良的小说《旱》写大旱之年，人们抬出龙王祈雨，但雨却一直没有来。头一年大家集资俢水坝的钱被地主赵太爷挪用，导致田地无水灌溉。小说中的金阿哥将女儿卖到妓院，换了钱自己抽水灌溉，但自己田边水库里仅有的一点水被别人偷走了，走投无路的他拿着刀去跟偷水者拼命。肆虐的旱灾与地主阶级的压榨将主人公逼向了绝路。洪深的《五奎桥》跟《旱》一样，将天灾与阶级斗争融为一体，反映农民的反抗精神。在现代文学史上，这类写旱灾、水灾的作品很多，像叶紫的《丰收》、向培良的《救荒》、巴人的《灾》、靳以的《人间人》等作品，都反映了气象灾害给人们带来的苦难。在这类作品中，气象成为故事发生的起因，也成为故事推进的动力。因为灾情迟迟得不到缓解，人们的绝望感就会加重，矛盾就会激化，作者借助气象灾害，去揭示人们的愚昧（祈雨）或阶级冲突。与古代气象灾害的叙事作品相比，现代文学中的这些气象灾害，体现出了鲜明的“现代”特征。古代作家与作品中的人物都相信，气象灾害源于人的不良行为，灾害是对作恶者的惩罚，只要虔心改过，气象灾害就会结束。如《西游记》第87回写凤仙郡大旱三年，是因为郡守祭祀时亵渎了神明，所以只要诚心悔过、虔诚向善，便能化解；《初刻拍案惊奇》第39卷写晋阳大旱，县令狄维谦亲自祷告祈雨，所有罪孽由他一人承担，果然大雨来临，所以在古代文学中，气象灾害基本上是一个因果报应的故事。但对现代作家而言，他们不会像作品中的人物一样，相信虔诚祈祷或真诚忏悔就能结束灾害，所以无论农民祈雨时怎样虔诚，雨也不会到来，那些祈雨的情节就变成了无谓的徒劳，使作品充满了悲剧感，这是气象美学的一种现代形式。

气象作为审美对象，与其他自然景观不同，尤其是雨，不需要人们去直接面对，相反，每当它来的时候，人们纷纷躲避，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美感。隆隆的雷鸣和唰唰的雨声其实是我们生活中十分重要的“音景”，很容易引起人们情绪的波动。《梅雨之夕》中的“我”喜欢下雨，但他并非喜欢淋雨，而是喜欢听雨：“我喜欢在淅沥的雨声中撑着伞回去”，也许就是这雨声，让他留恋街头，不愿急于回家；《屈原》中惊天动地的风、雷声与屈原的怒吼融为一体，将故事的空间延伸到了浩渺的宇宙，形成了一个廓大的音场，产生了震撼人心的效果；而在《雷雨》中，周公馆窗外的雨声与天上的雷声像催逼进攻的战鼓，又像命运敲响的丧钟，把那些“可怜的动物”送进了“黑暗的坑”。

所谓隐喻，从最简单的意义上说，“它是指一套特殊的语言学程序，通过这种程序，一个对象的诸多方面被‘传送’或者转移到另一个对象，以便使第二个对象似乎可以被说成第一个”。但从文学作品来看，隐喻不只是一种语言现象或修辞技巧，而是跟人的思想、思维密切相关，所以有学者强调说：“隐喻不仅是一个语言学和修辞学问题，不仅是一个美学、诗学问题，还是一个哲学、文化学问题，它关涉到了一切语言学、美学、诗学、哲学、文化学中的知识的坚实性和理论的有效性问题。”隐喻已经超越了语言学和语义学的范畴，成为解读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路径。在谈到作品的内部研究时，韦勒克、沃伦指出：“在这一系列的问题（意象、隐喻、象征、神话）上，我们对较老的理论是不赞同的。较老的理论仅是从外部的、表面的角度来研究它们，把它们的绝大部分作为文饰和修饰性的装饰，把它们从它们所在的作品中分离出来。而我们的观点则与此不同，认为文学的意义与功能主要呈现在隐喻和神话中。人类头脑中存在着隐喻式的思维和神话式的思维这样的活动，这种思维是借助隐喻的手段、借助诗歌叙述与描写的手段来进行的。”正是隐喻式的思维，使隐喻常常成为文学作品内部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气象隐喻是隐喻家族中的一个大的门类，正如人无法脱离气象而生存一样，文学要描写生活、反映人生，自然也离不开对气象的描写和记录。在中国现代叙事文学作品中，气象描写也十分常见，有时看似一段普通的气象描写，其实与整部作品的主题、思想或审美风格相联系，使气象成为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狄更斯《荒凉山庄》开篇对伦敦大雾的描写，一直被看作是经典的气象隐喻，与之相似，蒋光慈的《短裤党》开篇也有一段气象描写，明显带有政治隐喻之意：

接连阴雨了数天，一个庞大的上海完全被沈（沉）郁的、令人不爽的空气所笼罩着。……小雨又顿时丝丝地下将起来……已经应该是春回大地，万象更新，和风令人活泼沈（沉）醉的时期，而天气还是这般闷人，还是如苦寒的，无生气的冬季一样。唉！真是有点活闷人！……

小说开始的时间是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中共酝酿发动第二次武装起义的间歇，孙传芳加强了对上海的控制，加紧了对共产党人的抓捕，导致上海的局势十分紧张。这段有关上海天气的描写，处处显示着言外之意：阴雨天，压抑，人们渴望着阳光；已是春天，却仍像酷冬一样，“有点活闷人”。这样的气象描写，是对当时上海政治气氛的直接隐喻。小说后面直截了当地点题：“沈（沉）郁的天气闷煞人，反动的政治空气更闷煞人！唉！要闷煞上海人！……”正是这种“闷煞人”的气候，成为工人武装暴动的合理依据。所以开篇这段天气描写，充分显示了蒋光慈的气象政治学思维，为后面故事的发生提供了充足的铺垫。

同样写上海的春天，《子夜》开头就与《短裤党》不同：

夕阳刚刚下了地平线，软风一阵阵地吹上人面，怪痒痒的。苏州河的浊水幻成了金丝色轻轻地，悄悄地，向西流，流。……风吹来了外滩公园里的音乐，却只有那炒爆豆似的铜鼓声最分明，也最叫人心兴奋……

《子夜》开始，是吴荪甫、杜竹斋一干人等到码头迎接吴老太爷，有点其乐融融的味道，所以风也柔和，水也静谧，但是，远处传来的爆裂的铜鼓声，似乎隐喻着不祥事件的发生。接下来便知道，吴老太爷到了吴公馆后，很快就一命呜呼了。

在情节推进的过程中，这类天气描写频繁出现，“使我们借助一个经验域去理解另一经验域”，这是隐喻功能的一个重要方面。《短裤党》写工人罢工以后的天气状况：“大罢工的第二天，天气晴起来了。”上海的工人行动起来了，沉闷的天气结束了，人们见到了渴望的太阳，虽然只有一句，但已经隐喻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在小说接近结尾，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以后，小说又回到天气的描写上来：“全城的空气似乎剧变了。路上的行人三五成群地聚在一块，面上都欣欣然有喜色。似乎燥热的，令人窒息，秽浊的暗室里，忽然从天外边吹来一阵沁人心脾的凉风，射进来清纯的曙光，顿时令被囚着的人们起了身心舒畅之感。”这段气象描写，与开篇的描写相呼应，构成了小说中的气象隐喻：天气的变化与政治形势同步，使读者从天气的变化中看到了政治形势的变化。在蒋光慈的小说中，这种气象隐喻比比皆是。《野祭》中，革命文学作家陈季侠受到邻居的吵扰准备搬家的时候，正值夏天，上海酷热难挡：“温度高的时候，达到一百零几度，弄得庞大繁杂的上海，变成了热气蒸人焦烁不堪的火炉。富有的人们有的是避热的工具——电扇，冰，兜风的汽车，深厚而阴凉的洋房……可是穷人呢，这些东西都没有，并且要从事不息的劳作，除非热死才有停止的时候。”不仅渲染上海的高温难耐，还写出了同一温度下的阶级差别。陈季侠搬家以后，隐姓埋名，后来被房东家的女儿章淑君识破。章对陈十分敬仰，也向往革命。陈此时的心情颇为复杂，但幸福和激动还是主要的，所以这时候小说中出现了一段气象描写：“一轮皎洁晶莹的明月高悬在天空，烦噪庞大的上海渐渐入于夜的沉静，濛濛地浴于明月的光海里。时候已是十一点多钟了，我还是伏在窗口，静悄悄地对着明月痴想。秋风一阵一阵地拂面，使我感到凉意，更引起了我无涯涘的遐想。”这皎洁的月亮，便是章淑君的隐喻，温度的变化隐喻着主人公心情的变化。

在《子夜》中，故事的进展也同样伴随着天气的变化。第十三章开篇，写裕华丝厂女工们准备罢工的时候，天气也出现了变化：“还没有闪电，只是那隆隆然像载重汽车驶过似的雷声不时响动。天空张着一望无际的灰色的幕，只有直西的天角像是破了一个洞，露出小小的一块紫云。夕阳的仓皇的面孔在这紫云后边向下没落。”这段描写显然不是一般的天气描写：闪电、雷声隐喻着女工们即将举行的罢工，“夕阳仓皇的面孔”隐喻着资本家、工厂管理者们的恐慌。所以小说的故事还没开始，这段天气描写就把将要发生的一切做了提示，这正是隐喻特有的功能之一，正如论者指出的那样：“隐喻能使人根据已知的事物把握未知的事物，根据彼时彼地的事物把握此时此地的事物，并在已知事物与未知事物的相互激荡、交互激发的过程中派生出‘言在此而意在彼’的美学效果。”风云雷电，每一个人都十分熟悉，都有着切身的感受，所以小说对天气的描写让读者产生亲临其境之感，为后面情节的展开提供了情感基础。这类隐喻在现代小说中十分普遍。叶绍钧的《倪焕之》写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和北京学生游行、被捕的消息传到这个小镇以后，倪焕之所在的学校举行演讲大会，小说在这时进行了一段天气描写：“学校里罢了课！……学校门前用木板搭了一个台，上头榆树榉树的浓荫覆盖着，太阳光又让重云遮住了，气象就显得很凄惨，象举行殡殓的场面。”这份气象描写显示了国难带来的沮丧气氛。随后，小说再次描写天气：“天气异常闷热，人们呼吸有一种窒息的感觉。泥地上是粘粘的。重云越叠越厚。可厌的梅雨期快开始了。”演讲过程中，天气骤然变化：“忽然来了一阵密集的细雨，雨丝斜射在听众的头顶上，就有好些人用衣袖遮着头顶回身走。”在一个事件中相继三次天气描写，映射出事件中人物的情绪，为人们阅读和理解作品提供了重要参照，也极大地提升了作品的美学效果。

鲁迅小说文笔俭省，极少描写复杂的天气变化，但我们依然在其作品中看到气象隐喻的巧妙运用。《故乡》开篇描写自己“回到相隔两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接着是一段天气描写：“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仓皇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点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离别二十多年归乡的游子，心里没有激动，没有热泪，有的是悲凉。“阴晦”“冷风”“仓皇”“荒村”等词汇，隐喻着此次故乡之行的体验将一样是悲凉的，它已经提前隐喻主人公与故乡之间的“隔膜”。小说写闰土月下看瓜的场景：“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不仅使少年闰土与老年闰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气象角度来说，这一空气澄明、月黄天蓝的海边场景，与整部作品晦暗、悲凉的色调形成对比，在审美效果上出现巨大反差，这是作者有意追求的美学效果。同样写游子归乡，《在酒楼上》写主人公在一石居隔窗眺望废园，就是另外一幅场景：“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我这时又忽地想到这里积雪的滋润，著物不去，晶莹有光，不比朔雪的粉一般干，大风一吹，便飞得满空如烟雾。”寂寞中回乡的游子，依然忍受着寂寞，到了熟悉的一石居，一切都没有变，但已经没有一个熟人了。窗外飞雪中盛开的花朵，愈发衬托出远行者的寂寥与无奈。而南方“依恋”的“柔雪”，将游子的漂泊感衬托得更加鲜明。这雪和雪中的花，作为气象与物象，隐喻着主人公内心难以言说的苦衷：“北方固然不是我的旧乡，南来也只能算一个客子”，对一个失去归属感的人来说，雪花与茶花不再是审美对象，而是内心痛苦的隐喻。同样是写雪，《祝福》中的祥林嫂死在飞舞的大雪中，她死后世界一片洁白，众神“都醉醺醺地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正是在吉祥降临鲁镇的时候，这个名叫祥林嫂的女人死了，成团的雪花依然在空中飞舞，粉妆出一个干净的世界。雪在小说中成为一道冷漠的屏障，遮挡了真相，掩盖的罪恶，从此“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鲁迅在平静地叙述背后，隐藏着对世道人心的悲凉体验。那大雪就是一个隐喻：“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这“雪”就是这“正路”的隐喻，它帮助人们掩盖一切人间的不幸，成全了那些麻木、冷漠的人们的愿望，从此这个世界就“干干净净”了。燕卜荪认为，隐喻“是一种复杂的思想表达，它借助的不是分析，也不是直接的陈述，而是对一种客观关系的突然的领悟。当人们说一种事物象另一种事物时，它们必定具有某些使它们彼此相似的性质”。从祥林嫂的死到覆盖一切的雪，思想顿然贯通：鲁迅无情地剖开了乡镇社会冠冕的外壳，露出了里面的凉薄与冷漠。从中不难看出，小说结尾的雪乃点睛之笔。

巴金在创作过程中，对气象情有独钟。散文集《龙·虎·狗》收录了他的系列散文《风》《云》《雷》《雨》；《爱情三部曲》——《雾》《雨》《电》，中间还夹着一部《雷》。这些作品均以气象命名，这说明了巴金文学创作与气象的密切关系。但令人感兴趣的是，《爱情三部曲》和《雷》，除了《雨》写到雨以外，其他几部几乎没有描写题目提示的天气现象，但小说的题目作为隐喻，已经对作品的思想进行了影射。瑞恰兹将隐喻分为语旨和载体（或译为喻衣），那么在作品中作者的思想感情就是语旨，作为小说题目的气象词汇就是载体。如《雾》中周如水有着“模糊的，优柔寡断的性格”，面对着深爱的女子不能决断。周如水就是雾一样的人物，周如水是喻旨，雾便是载体（喻衣），由此构成了这类作品的隐喻结构。在这系列作品中，《雨》开篇就写雨：“雨住了，这是一阵过云雨。满天的愁云都被雨点洗净了，洗出了一个清朗的蓝天来。闷热的空气也给雨洗得新鲜，清爽。这是一个美丽的夜晚。”这段话的核心就是“雨洗愁云”，这是雨在巴金文学世界里的一个基本义项。在散文《雨》中，巴金表示他爱雨，喜欢不打伞在雨中漫步，就像古人“借酒浇愁”一样，他喜欢“借雨洗愁”，这可以看作是理解小说《雨》的一个注脚。很明显，与古人习惯以雨喻愁不一样，巴金是把雨看作“洗愁”的手段。小说《雨》中的主人公吴仁民因为信仰危机对自己的行动产生了怀疑，在感情上他面对着两个女人之间的拉扯，最终一个自杀，一个为了救他就随她不爱的男人走了。经过这些事件之后，吴仁民抛掉了苦闷与彷徨，成为一个成熟的革命者。这个过程就是一个“雨洗愁”的过程。《雷》是以雷来隐喻主人公德，“他的勇气，他的热情，就象一个正在爆发的火山，没有东西能够阻止它，凡是拦阻它的道路的都会被它毁灭。”这就是德，一个为了信仰可以毁灭一切阻碍的人，巴金心中的英雄。巴金对天上的雷是偏爱的，他说：“每次听到那一声巨响，我便感到无比的畅快，仿佛潜伏在我全身的郁闷都给这一个霹雳震得无踪无影似的。等到它的余音消散，我抖抖身子，觉得十分轻松。我常常想，要是没有这样的巨声，我多半已经埋葬在窒息的空气中了。”德就是这样的雷，可以破除“窒息的空气”。《电》是三部曲的压轴之作。在散文《雷》中，巴金也写到了电：“晦暗的天空里忽然亮起一道‘火闪’，接着就是那好像要打碎万物似的一声霹雳，于是一切又落在宁静的状态中，等待第二道闪电来划破长空，第二声响雷来打破郁闷。闪电一股亮似一股，雷声一次高过一次。”这划破长空、照亮一切的闪电，正是作为喻体成为小说的标题，隐喻着小说中人物的意义和价值。吴仁民已经经过“雨”的洗涤，刷掉了身上的烦恼，开始重新投入到他们信仰的事业中去。妃念格尔型的女性李佩珠以近乎完美的性格，像吴仁民一样，成为照亮晦暗夜空的闪电，给人们带来耀眼的光芒。《电》中的其他人物也是作者偏爱的，他甚至说《电》里面没有主人公，正是这一群为了信仰而努力奋斗、甘愿牺牲的人，成为巴金心中的闪电。

《爱情三部曲》从艺术上来说并非巴金作品中最突出的，但却是巴金最为珍爱的，因为这是一部把自己和他亲近的朋友“烧”在一起的作品，那里有很多和他怀有同样信仰的人。在1920年代，巴金是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但自1928年开始，国民党对无政府主义者采取了打压措施，1931年中日战争爆发，民族危机加深，无政府主义这一高蹈于民族国家之上的虚妄学说，更显得不合时宜。很显然，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崩溃，对巴金而言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他不得不承受信仰危机带来的折磨。《雾》的迷蒙、《雨》中的挣扎、《雷》的震撼和《电》的闪耀，构成了巴金对无政府主义末路的总体隐喻，是我们理解作品的重要参照。

在抗战时期，重庆成为陪都，众多作家聚集在那里，创作了大量以重庆为背景的作品。重庆自古有雾都之称，所以“重庆雾”成为众多作品的隐喻，这也是气象隐喻的一个重要体现。客观而言，重庆的“雾”阻挡了日军轰炸，对重庆起到了保护作用。正是依靠3个月的雾季，便有了“雾季演出”，但在很多作品中，重庆雾被当成了大后方“黑暗污浊的现实的隐喻，是知识分子生活贫困、内心压抑、灵魂扭曲以及迷失人生方向的象征”。对此已有相关研究，此处不再赘述。

雷克夫认为：“譬喻不只是语言问题，也是概念结构问题，而概念结构也不只是智能问题，而是涉及所有经验自然类：色彩、形状、质地、声音等。这些范围所建构的不只是世俗经验（mundane experience），也是审美经验。”文学中的气象隐喻，包含着作家的世俗经验，也显示了作家的审美体验，因为这类隐喻，超出了气象本身，成为作品审美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气象与人类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从大处说，它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从小处说，它直接影响到每一个个体的情绪与健康。在当今地球变暖、大气污染极为严重的时代，气象问题更加引人关注。对文学研究者而言，关注文学中的气象描写，剖析其中的文化内涵，彰显其中的美学价值，同样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气象文学或文学中的气象已有较多研究，但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这方面还没有出现值得重视的成果，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与古代作家相比，现代作家完全摆脱了对气象的迷信，走出了“天人感应”的叙事模式，形成了新的审美机制，拓展出新的美学空间，这是值得充分重视的现象，也是现代文学之“现代”的重要表征。但自20世纪末以来，有关新文学现代性的讨论不绝如缕，却鲜有从气象入手展开论述的。研究者们没有意识到，现在作家拥有的气象科学知识，为他们的气象书写提供了重要支撑，是他们考察“天道”与“人道”之关系的重要维度，也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重要表征。气象无论作为情节，还是作为隐喻，对现代文学的变革均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是中国现代文学走向现代的重要路径。本文的研究只是一个初步尝试，期待将来能够出现更多相关成果。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作者简介

      张全之（1966-），山东沂南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