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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河南思客》综合新华社、人民日报、文艺报、中国作家网等多家媒体报道，2024年9月2日、3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和共青团中央共同主办的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373名青年作家和青年文学工作者代表参加会议。 参加2024年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河南代表团的作家代表有：南飞雁、王小朋（维摩）、吕东亮、任禾（会说话的肘子）、孙全鹏（鹏鸟）、杜叶(秋日落叶，女)、李知展、尚攀、郑欢欢（郑在欢）、高鼎文（我会修空调）等10人。 会上，作为1956年第一次青创会的与会者，人民艺术家、原文化部部长王蒙为与会青年作家寄语。开幕式上，青年作家代表马伯庸、孙频发言。以下是《文艺报》编发的王蒙先生致辞全文和马伯庸的发言内容，内文转载自2024年9月3日《文艺报（号外）》。![]()
我是1956年3月15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的与会者。能够有机会和参加本次青创会的各位同行、各位朋友见面，我很受鼓舞。我说一下我的祝愿。 第一，我们努力保持内心的热情和驱动的力量，保持兴趣和文气，保持对文学的追求。对文学的追求，是我们这一辈子要做的事，来自对世界、对人生、对家国、对人民、对事业和幸福的追求，是一个感人的、动人的、迷人的途径。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能源和引擎。我们永远不会受任何消极与虚无论的影响。尽管人生有许多遗憾，但是面对“人生如梦”“沧海一粟”“意义本无”等说法，我们只能选择更加珍惜和热爱生活和文学。和无穷、和永恒相比，哪怕我们近于零，但是和零相比，我们的成绩与可能性也无比地长久与远大。我们可以、我们甚至要立志赓续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光辉与魅力，否则何以对祖宗，何以对后人？
第二，突破小我，奔向人民。回想1963年在很特殊的情况下，我参加中国文联的读书会，见到了一些地方的文联领导同志，我立刻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我需要突破自己，不能只在北京市待着。我用几分钟的时间就确定了我要去新疆。我报告当时中国文联的领导刘芝明同志，得到了他的支持。后来在“文革”前夕特殊的情况下，自治区党委、文联想了一个办法，派我到当时条件最好的伊犁农村劳动锻炼，并担任人民公社副大队长，而且殷切地鼓励我拿起笔来。我做到了许多年和各族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熟悉了许多过去不会的活计，学会了骑马跑一星期走山区和牧区。人是可以突破自己的，人不能满足于自己，人不能只会欣赏自己，还要奔向更大的世界和更大的可能。
第三，我相信我们能够学习、学习、再学习。这个世界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包括信息的变局、知识的变局。我们得升级，得活到老学到老。我们要学习社会，学习党史党建，学习中国式现代化，学习信息科学，学习人工智能，学习生命科学，学习材料科学，学习国防科学，学习历史地理，学习外语外事，学习人文社科。有专长，也有百科全书式的知识资源。我顺便说一句话，德国的大作家海因里希·伯尔去世后，他的家属邀请我到他的德国别墅去住了6个星期，我在那里报名参加了德语班。这时候我已经60多岁了，6个星期学不会我也要学，我觉得多学一点东西太可爱了。有人问我，说你学这么多、学这些玩意儿有什么用？我的看法是，学在前，用在后。你不可能用在前、临时学，这是不可能的。你必须学习，学习以后早晚有用，永远有用，对你的精神状态、对你的心理、对你的健康都有用。![]()
第四，我们要贴近现实，创造想象，发展智力，发展动能。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浅薄的写实和低级趣味，而应该有所扩充，拓宽我们的精神空间。我们必须有更勇敢与阔大的创造。
第五，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我们的处境和古往今来的许多作家是不一样的。今年夏天我看了好多电影都是讲作家的，有巴尔扎克，有契诃夫，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我看着这些作家非常敬佩，也非常难过。有些西方电影描写的作家，看着都是神经病，而且都那么短命。契诃夫活了44岁，巴尔扎克写了那么多东西，他只活了51岁，他的神经质比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厉害。我就想到咱们中国的王勃，现在考证他的终年，一说是26岁，一说是34岁。李贺是26岁。我希望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我们能够身心健康，成为社会的健康的正能量，能够跑文学的马拉松。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感动我的一句话是，“我怕的是对不起我所遭受的痛苦”。是的，写作中我们会想到痛苦，但同时中国人也会想到英勇奋斗、忘我牺牲、不断幸福、美好风景、发展奇迹，还有人们所受到的各种关心爱护，涓滴之恩、涌泉相报！这是中国人的道德和感情。我们要表现我们的犀利、敏锐、幽默，也要表现我们的善良、深情、豁达、健壮和信心。
我生于1980年，今年实岁44岁，已经触摸到了青年作家标准的上限，今天是最后一次以青年作家的身份站在这里发言。这是一份光荣，也是一次纪念，纪念我终于挥别青年，正式步入中年。回首过去几十年的创作生涯，我不敢说取得了什么成绩，但对于青年作家该如何变老，多少有一点心得，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认为，对于青年作家们来说，如果要写出优秀的文艺作品，应该要具备三气。 任何文艺作品，无论历史还是科幻，无论言情还是推理，无论现实主义还是幻想文学，它们的底色始终是当下。因为我们和读者都生活在当下，在作品中体现出时代精神，不是一个写作技巧，而是一种文学的必然。你无法回避它，也不可能忽略它。 昂扬向上的年代，会造就一批积极奋发的文艺作品；迷茫颓废的时代，则会产生浮靡与幻灭的艺术。汉唐气象，魏晋风骨，是截然不同的风格。《水浒传》写的是宋代故事，反映的却是明代市井文化的兴盛；显支微克的《十字军骑士》讲的是中世纪背景，但却体现出19世纪波兰人民渴望脱离普鲁士残暴统治的思潮。几乎所有的经典作品，无一不是彰显出作者所在时代的特点。 从荷马到杜甫，历代先贤都不断在提醒我们，诗家也是史家。所以对于青年作家来说，把握当下的时代精神，体会当下的社会风气，记录当下的历史痕迹，是我们的天职。 一次交流会上，一位读者问我，我们为什么要看历史小说？那些历史已经发生过了，那些人也已经死掉了。我的回答是，讲古是为了观今。我们为什么会为了书中人物落泪，是因为他们的境遇穿越时空，击中了我们的内心，与我们有了连接，让我们能够理解。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句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经常会被曲解。其实他的意思是，历史分成两种，真历史与档案历史。所谓真历史，是能够被现代人所感知、所理解的历史，才能从历史尘埃中被激活。他举了个例子，罗马共和国第一个死掉的人是谁，这个问题没有意义，因为与当下无关。但埃及艳后的遭遇，却能引起广泛关注，因为当代人对爱情和政治的理解，与古埃及并无什么不同。 史学理论的争议我们不去管它，但从文艺创作角度来说，这句话是很有借鉴意义的。只有被读者感知的、被读者所理解的文艺作品，才能被他们所接受。那么，要如何让读者感动和理解呢？这就需要我们有深入了解人民生活的意愿，去了解真正的、属于最广泛群众的生活状态，也就是俗称的接地气。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 这段阐述，直指文艺的本质。刚才说我们要洞察时代精神，那么时代精神从何而来？时代精神就是由千千万万民众所构成的，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期许与顾虑，无数微不足道的意志汇聚成了江水。如果我们不沉下去，理解他们，又怎么能感知到大江东去的壮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讲话中，对文艺创作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把握传承和创新的关系，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可见，对于创作来说，守正与创新，两者乃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们作为青年作家，守的是时代之正、传承之本；创的是意识之破、思路之新。只有当传承得到尊重，文艺作品才能找到其根系所在，成为有源之水；只有有意识地从群众中汲取素材，不断观察与学习，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让作品焕发出丰沛的活力，不会被淘汰。 坚持守正创新，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作家的创作之道；洞察时代精神，是我们的文学感悟之法；贴近人民生活，则是文艺创作之术。我们只有充分把握道、法、术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以道演法，以法驭术，才能在接下来的创作生活中做到有锐气、接地气、长志气，创造出更多杰出作品，让我们国家的文艺生活变得更加丰茂繁荣。
来源：《文艺报》
本篇审稿、组版 ⑤
总策划 吕佩义 主编 杨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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