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复旦中文系学生来说，每周三下午在光华楼1楼阶梯教室听张新颖老师的“中国新诗课”，是极为珍贵的经验。一年年讲述，在与一届届学子交流中间，与这门课相关的一些文字亦不断成长、丰富，凝聚成这本《诗的消息，诗人的故事》。
在这本书里，复旦大学的张新颖教授解析冯至《十四行集》、穆旦《诗八首》、废名《妆台》、林庚《破晓》、戴望舒《萧红墓畔口占》、艾青《我爱这土地》、北岛《结局或开始》、崔健《一块红布》等经典名作；讲述戴望舒、冯至、穆旦、海子等诗人的际遇。将诗与诗交织一起，诗人与诗人的命运交织一起，诗人的命运与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交织在一起。这些与诗相关联的文字，像诗作之间存在沟通、差异一样，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彼此呼应和种种不一致，集合在一起，确有“众声喧哗”的效果。这些诗的消息，正如冯至的风旗，带来自身敞开所获得的各种经验化合之后而成就的提升和开阔。我们由此校正与世界相处的方式。无论身处何种境遇，它都有助于我们做一个幸福的决定。
今天为大家分享本书的一篇书评，原载于《文汇读书周报》。
作者: 张新颖
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 2024-9
在所有诗的开始
管力
“这是黑板/这是粉笔/我是中国人”，老师举着粉笔站在黑板前重复这些句子。你是不是以为误入了初级中文教室？不，这段复沓的结构，来自熊秉明的诗《黑板、粉笔、中国人》。你大概也会产生这样的疑惑，这也是诗吗？这些最平常的词句和最简单的语法，也能构成诗的主干吗？十多年前学生时代的我，对现代诗歌的最初认识，正是从这样简单平常的小诗开始，从复旦中文系张新颖老师的第一节“中国新诗”课开始。
现在，与这门课紧密关联的一些文字，集结成了这本《诗的消息，诗人的故事》。它在形式上不是讲稿，却像一本小小的“物证”，使记忆中的课堂恢复了真实的质地。翻动的书页间，熟悉的名字一一浮现，它们唤醒诗歌世界里远行人的乡愁——重返学诗的起点，以单纯而素白的诗心，认识“简单”“朴素”“幼稚”和“小”的价值。
我很快想通了老师为什么要从熊秉明讲起。熊秉明的诗集《教中文》，写的是他自1962年到1972年间在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初级中文的日常经验。这些平常词语和简单句法十年如一日在他唇齿间滚动，牵动着他“牙牙学语”的童年记忆，使他“咀嚼到语言源起的美妙”，并开始“尝试用最简单的语言写最单纯朴素的诗”。而一百年前的中国，正是在同样的“牙牙学语”中，孕育着新诗的初生与童年。“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胡适的新文学开山之作《尝试集》，第一首就是这样简单朴素的小诗《蝴蝶》。1917年2月它初次发表在《新青年》2卷6号，题目是《朋友》。“我心里颇有点感触，感触到一种寂寞的难受”，老师念着胡适对这首诗创作背景的自述，言及其文学主张的孤单。而白话新诗自新文化运动发轫伊始，就持续不断地遭受着非议与责难，“新诗失败论”不绝于耳。但你能说小孩子学说话的过程是一场失败吗？小孩子认知世界的原初感受、存储在尚未被过度开发的语言中质直的表达，往往潜藏着最容易为人忽视的珍贵直觉和真相。“霜风呼呼的吹着，/月光明明的照着。/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 /却没有靠着。”1918年《新青年》4卷1号上沈尹默的《月夜》，作为第一批新诗的代表，正是以“学语期”看似无意识的直觉，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引出了“人与自然分离的重大主题”。废名讲胡适的《蝴蝶》时说“仿佛这里头有一个很大的情感”，这也正是因“小”而显现的“大”。早期白话诗人用稚嫩的语言写下这些小诗，抒发着新文学最初的现代性感受，又以充分敞开的自我，连通和感应着一个更大的世界。
认识“简单”和“小”，是为了获得“敞开”。在稿纸和书页上，小诗往往能留出更大的空白，这是视觉上的敞开；而在诗意的层面，语言的留白又使诗获得了一种表达与接受的敞开。张新颖老师的这本书，也是一本“敞开”的书。从书名就可以看出，它不叫“诗论”，而叫“诗的消息”。翻开目录，也没有出现一个“论”字，它们被含糊而迟疑地统称为“诗歌笔记”。这不是一本封闭的“结论”，而是一本“我”与“诗”之间的通讯，是“我”向“诗”发出的问候，和“诗”向“我”寄回的信片。（与此相呼应地，其中引述的文本有不少是真的书信。）它从材料出发，在感受中长久地停留与体会，并不急着走向结论。材料是原始状态，结论是最终状态，而感受是一种中间状态。它以“不定”和“无形”为指征，暗示着对“确定”和“有形”的反省与抗议。这样的反省启发自一句真正的小孩子的话：“水在水里就是水的形状。”老师曾在课上着重提出这句话，作为冯至《十四行集》第二十七首的参照。这首诗也是本书第一卷“细读几首诗”中的第一首：“从一片泛滥无形的水里/取水人取来椭圆的一瓶，/这点水就得到一个定形”，他借由瓶与水的关系来体认人类认知世界的基本冲动，先是肯定了“瓶”对“水”的“规范的力量”，而后敏锐地指出，得到规范的只是“这点水”，剩下的水仍然是“泛滥无形”的。所以在“瓶“与“水”这组意象之后，冯至紧接着提出了“旗”与“风”的关系：“看，在秋风里飘扬的风旗，//它把住些把不住的事体，/让远方的光，远方的黑夜/和些远方的草木的荣谢，/还有个奔向无穷的心意，//都保留一些在这面旗上”。不同于“瓶”对“水”的“定形”，“风旗”对“风”及其捎来的远方“事体”所做的是“把住”与“保留”，在新颖老师的进一步分析中，更是“整合”与“表现”。在为“中国新诗”课编选的教材《中国新诗：1916—2000》的序言（本书也收录了这篇小序）最后，老师再次引用了这首诗的后半部分：“我们空空听过一夜风声，/空看了一天的草黄叶红，//向何处安排我们的思、想？/但愿这些诗像一面风旗/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冯至把这首诗定为《十四行集》的最后一首，而张新颖老师把它放进当年教材的序言里，又把分析它的讲稿定为本书的第一篇，皆隐含了重要的用意。
作者: 张新颖
出版社: 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1-7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书名中还有第二个短语，“诗人的故事”。这些对诗歌的细读，并不只是沿着文字与诗行封闭于文本的内部，而往往是沿着诗人各自的生命来路，将诗作放回个人的历史中去凝思。这样的习惯仍然是张新颖式的——说得学术一些，是缘自他对“主体性”的关注（这一观念产生于90年代他动笔写博士论文前），但我更愿意称其为对“生命力”的珍重。就像在他最为人熟知的沈从文研究中，他关注的不止是作为文学家和文物研究专家的沈从文，而是作为一个大的变动时代中的弱小生命个体的沈从文，是个人对于时代的超越性力量。我始终记得《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后记的结尾：“强大的潮流在力量耗尽之后消退了，而弱小的个人从历史中站立起来，走到今天和将来。”在前文提到的《<中国新诗：1916—2000>编选小序》里，他说：“这一件事情的意义，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以中国新诗为中心联结、汇聚起许许多多的个人，这本诗选也正是献给许许多多的个人的。”这部新诗讲稿，也是这样一些难以抹平的个人在惊涛骇浪的历史现实或波澜起伏的内心经验中的故事：戴望舒、卞之琳、赵萝蕤、陈梦家、穆旦、熊秉明、牛汉、海子……张新颖老师通过文本的线索和实地的寻访探听到了“诗人的消息”，又通过收集这些消息的过程展开了“诗的故事”。我突然发现，书名中的两个短语“诗的消息”“诗人的故事”，其实是互文的关系，这本书显然同时也是——诗的故事，诗人的消息。
本书正文前还有一篇小序，小序的主体是张新颖老师自己写的一首诗《诗：之，止，姿》。他由米沃什《魔山》一诗中的“陈先生”引入陈世骧其人和他的中西文艺理论研究。“诗”字的语根同时具有“之”和“止”相反二义，“之”与“止”的交替，足之动与停，正是原始踏出节奏最自然的行为，而节奏是舞蹈与诗章的基本元素。在西方文艺批评理论中，姿态（gesture）是语言的起源和本质特征，进而升华成诗文乃至一切艺术的审美标准，这与中国传统文艺批评中的“其物也多姿”产生了遥远的辉映。以此为基础，新颖老师用四个同韵的汉字进一步搭建了一个诗歌的观念结构，“诗：之，止，姿”——“之”与“止”构成的“姿”，既是“诗”的起源，也是其本质。几年前老师在微信上发来这首诗，我对着它的结尾会心一笑：“陈先生从中西文艺批评阐发‘姿’字，名其为/活动最富有意义时的把握与表现，纪律与组织。”把握、表现、纪律、组织——这不就是冯至的“风旗”吗？
开头提到的第一节中国新诗课，新颖老师还讲到了熊秉明的另一组诗《静夜思变调》。这组诗的写作依旧来自那个异国的中文课堂，熊秉明向西方学生讲授他童年学背的第一首中国诗，李白的《静夜思》。各种意义上的起点彼此重叠、连属，一个眺望另一个——“它在我们学母语的开始/在我们学步走向世界的开始/在所有的诗的开始”。
2024.8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