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唯一责任和良心乃是语言的探险。”
作为诗人，黄灿然以平实的文字梳理生活，在语言的边界内写下“每一刻的存在都是我的家”。作为翻译家，他饮下策兰笔下“某种虚空和最后的事物”，揭示奥登“被隐藏的法则”，带来“不幸消息的通报者”布莱希特。
在明室Lucida再版的新书《必要的角度》（增订版）中，我们有机会再一次进入黄灿然的语言世界。他详细介绍了多位国内外名家，为读者铺开一张现代文学的阅读地图；又以诗人和译者的双重视角，深入剖析了有关诗歌和翻译的诸多重要话题，凝聚成一份语言修炼的探索指南。
本期推送为选篇《诗歌与文明》，黄灿然在文中阐释了诗歌与文明之间的关系：诗歌作为语言的最高形式，与文明具有诸多共通之处。它们都是非自然的、在文化的交流中活跃的，也都在历史的淘汰中显示出生命力；诗歌所使用的宽容、敏锐而谦虚的语言，恰恰显示着文明的光辉。
转载已取得明室Lucida授权。
作者: 黄灿然
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品方: 明室Lucida
副标题: 增订版
出版年: 2024-8
诗歌与文明（节选）
黄灿然
人类有了火而脱离动物，但仍然是动物——我说的不是基于动物分类法，而是指其中的悖论：尽管文明世界已经有了数千年的历史，但是，我们仍在与野蛮搏斗。野蛮最礼貌的表现形式，是种族主义和更堂皇的民族主义，它最粗俗的结果则是杀戮。不错，杀戮本身是人类动物性的一种外露，我们仍把它作为文明的代价而予以合理化。杀戮包含的深层意义就不可原谅了：它不珍惜生命，这最有愧于火所代表的文明。
文明世界虽然是人创造的，人同样反过来限制文明的发展。我们不妨把文明称为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有人、有动物，两者代表着文明与自然。但最具杀伤力的却是基本上仍然处于动物状态却贴着人类标签的人——野蛮人。
确保基本温饱，以双手的劳动和创造代替漫无边际的觅食，乃是文明的重要特征。时到今日，基本温饱应是任何想自称为人的人的起码条件。应该假设，在今日，人一生下来的基本权利就是基本温饱，在这个基础上创造、劳动、游戏、享乐。可是瞧，还有多少国家、多少民族达不到这点，并以确保这点为荣——这原是应引以为耻的。
语言是火中之火，诗歌是语言中的语言——语言最高的形式。诗人以诗歌来创造、劳动、游戏、享乐。但是，就像我们随时碰到的一样，仍有很多诗人把“基本温饱”当作诗歌的终极目标——当然，这倒不必引以为耻，可也不该引以为荣。
诗歌像文明一样，是非自然的，不过，仍有很多诗人以“自然”为诗歌的最高标准，并随身带着原始的巫术，用“政治”“良心”“爱”“时代性”“民族”“社会责任”“代言”等等符咒来约束诗歌。我不是说这些想法有什么不好，我是说，这些都是“基本温饱”，是假设任何想做诗人的人都应当具备了的，我们以它们为开始，而不是以它们为终结。如果有诗人想替那些被他称为“小人物”的、根本不知道诗人为何人的人说话，他大概是在欺骗自己。如果有诗人想替他那一代人“代言”，那他肯定是在侮辱他那代人的智慧了。当我们说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那不是在赌气，而是一种现实。无疑，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巫术，并以此建构自身的风格，成了自身的特色，但它们只能是某种“面具”，是诗人探索语言的基础，而不应成为目的。就是说，那些“时代性”“良心”应是语言的手段，为语言服务，而不是相反。
“标新立异”“玩弄技巧”不但不应该成为贬义词，不应该引以为耻，而且也不应该成为褒义词，不应该引以为荣——它们同样是“基本温饱”：仅仅是开始而已。“先锋”也不应被视为一种流派，它的基本含义“探索”就是诗歌的心脏。先锋意识是每个诗人都应当具备的，同样也够不上引以为荣。诗人的唯一责任和良心乃是语言的探险。诗从语言开始。写好诗是诗人唯一的责任和良心。
当我们把任何一首好诗（或坏诗）拆开，它能剩下的大概也就是（好的或坏的）“技巧”或“技术”。当我们回顾诗歌史或个人的诗集，那些不让我们引以为耻、不让我们脸红的，大概也就是技巧。相反，至少对我自己来说，当回头看自己的旧作，使我感到汗颜的，往往是那些一度让我自己感动得不能自拔的滥情和感伤之作，而我发誓，我当时是真诚的。
我们的“现代文明”基本上是追随西方的，尽管被远远抛在背后。这种追随本来是正常的，因为它代表着美好的事物。但不知是出于自卑或什么原因我们一边追赶人家，一边却在仇视人家。在文学上也是如此。总的来说，中国新文学也是西方影响下的产物，然而文学中的反西方倾向却一直是坚固的，对“西化”“欧化”的恐俱和仇视始终是激烈的。我认为这种恐俱和仇视是不必要的，因为汉语这种象形文字本身就是够具免疫力的了，任何外来的东西都休想颠覆它。它又是新鲜和生机勃勃的，所谓“西化”“欧化”事实上反而是它的活跃的一种体现。我想，任何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都会为这种状态所迷倒，甚而为之亢奋。
但是诗歌中一种危险的民族主义正在严重地骚扰着这种活跃性。我不说阻挡而说骚扰，因为这种趋势是谁也阻挡不了的。但恰恰是因为阻挡不了，才促使那些自闭症的诗人咬牙切齿，大骂“崇洋媚外”。本来，作为文明的诗歌就像物质文明一样，是每个人都可以去追求索取的，它是中性的。
当然，西方中心论会影响我们，但是我认为在现阶段，即在我们仍基本上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拒绝这种伴有西方中心论的文明比接受恐外症更具损害性，况且，西方中心论也是很多西方人自己不认同的。
可是仇外者为了掩饰自身的自卑（这本来是不必要的），总是硬把文明分为里外，把“外国诗”当成“敌国诗”。看到同胞“崇洋”就痛苦，井且是那么真诚。毫无疑问，这些自闭症患者的作品如果有机会到外国亮亮相，他们会比谁都高兴，然后又摆出对外国人不屑一顾的表情。这些人同时也比任何人都仇视自己的同胞。
在这里还必须区分那些真正目的不是崇尚外国的好东西，而是拿它们来威慑同胞的“假崇洋派”，他们事实上正是恐外症患者的共谋，即窥准了恐外心理，于是拿老外恐吓同胞。
我想，比较正常的态度应该是谦虚而不是自卑。谦虚使人学习，自卑则使人自闭，自闭又会变成自大。我不否认我主要是读外国人的作品，但我读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是外国人，而是因为他们的东西是好东西，如果这样说让那些仇外者不高兴的话，我愿意说，我读他们是因为他们的东西更陌生，有利于吸取。事实上西方人对唐诗也是怀着广泛兴趣的，英美诗人同样接受欧洲诗歌的广泛影响。这种“异性相吸”原是有某种基因上的理由的。但是对于恐外症患者来说，外国人喜欢中国古诗或中国文化恰恰又成了他们攻击同胞的更好的理由：“瞧，连外国人都尊重我们，我们反而看不起自己。”
同样，我也想把诗写得比外国人更好，……但我这种野心不是为了“为祖国争光”或“为民族争光”，而是要“为自己争光”——我想写得比他们好不是因为他们是外国人，而是因为他们写得比我好，而我想超越他们，就像我不断在超越自己。对我来说，外国人是中性的，外国诗也是中性的，就像文明一样，只要是好的，就会被学习和分享。不，不是中性的，而是“异性”的。对我来说，外国诗永远是我喜欢的，哪怕我写得比他们好，哪怕我们中国诗人都写得比他们好，他们都永远是我喜欢的，并且永远显得比我的和我们的好，就像异族文明永远是那么有吸引力。
仇外和恐外只是反文明这头怪物的一面，它的另一面是仇新和恐新。在某种程度上，外与新是同一回事。因为外来的东西总是陌生的、新鲜的但是，仇外仇新者不仅仇视外来的新生事物，而且仇视本土的新生事物。仇新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一贯的仇新者，同时也是一贯的仇外者；另一类是不仇外但仇新者，这些人曾经作为新生事物出现过并被老仇新者压迫过，但当他们建立一定的地位之后，就反过来压迫更年轻的新一代。可以说，新仇新者更多是恐新。作为诗人，他们设法使自己制度化起来，并享受这种制度化带来的懒惰的成果。这些恐新的诗人写到一定的程度之后，由于才能、敏感度的丧失、退化和迟钝，便与差不多具有同等地位的诗人取得默契，共同维护他们的利益，试图垄断诗歌美学。他们拒绝新的诗人和新的诗歌美学，并借着那种默契的势力扼杀新生力量，从而干起了局部反文明的事来。
因为接受新一代和新美学意味着要对自己一直所坚持的诗歌信仰做出反省，甚至要全部摧毁从头来过。而一个制度化了的诗人，要怀疑自己是十分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无可否认，这些制度化诗人对新生事物的态度可能是真诚的，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患了仇新恐新症。但问题恰恰也在这里，他们视自己的美学为最高标准，并把自己的作品视为自己所坚持的美学的典范。当他们阅读新一代甚或一些有创意的同代人的作品时，总是用自己制度化了的标准来衡量。也就是说，他们给这些新作品强加上这些作品所没有也不必有的僵硬的教条，结果当然是套不上的，套不上就得拒绝。结果，受害者最终也包括他们自己。
而真正的诗人和伟大的诗人总是谦虚的，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宽容、好学、阅读年轻人的作品，这不仅使他们可以更好地与年轻人沟通，而且也在这个过程中改善自己、提高自己，从而为自己可能的风格转变和保持敏锐的诗歌感性注入新血。由于他们的虚心和善意，年轻诗人常能得到提携，优秀的素质和潜能及时得到承认，从而少走弯路，避免遭扼杀，进而给本语种的诗歌带来新的声音，使本国的诗歌得以出现多样化的繁荣景象。
作为文明的诗歌，它总有自己的规律。新生力量、新生美学永远是不可逆转地向前驱策的。大约过半代或一代，即十年或二十年，诗人们总会自动清算诗歌成绩，真正有生命力的诗人会逐渐显示出他们的光辉和魅力，并且经过历史的淘汰之后，这种诗人总是毫无例外地变得格外地少。而这是正常的，不必担忧的，因为他们的伟大性也已开始呈现，而一个时代只要有若干位伟大的诗人，就已足够。正是他们揭示了文明的力量和前景，他们的成就也正是文明的结晶。
一九九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