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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70 期〓
文|遇罗文
我们刚在乘务员室里坐下，女乘务员就退下了，立刻挤进来三位彪形大汉，狭小的空间几乎到了人挨着人的程度，乘务员室的门勉强关上，两个年轻的大汉背靠门而立，一个年龄偏大、体格更壮的，在我们对面坐下。三个人满脸杀气，没有一个人说话，气氛登时紧张起来。我知道他们来意不善，又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势，心里有些发毛。看了一眼哥哥，只见他似笑非笑、旁若无人的样子，我立刻踏实了许多，也装做无所谓的样子。
僵持了好几分钟，我感觉时间特别长，坐着的人突然吼道：“把家伙交出来！”
哥哥对着我笑了一下，我也勉强笑了笑，我俩都没有说话。
那人连吼了几声，哥哥只是死死地瞪着他。
那人又吼道：“有枪吗？”
我们还是没说话。
“有匕首吗？”
哥哥故意对我说：“你有吗？”我说：“没有。”
这时火车经过一条很长的隧道，打开的车窗刮进来阵阵烟灰。那人指着外面黑糊糊的隧道说：“前天，有俩家伙不老实，让我们扔出了窗外！”
我和哥哥都是单薄的体形，那三个人扔我俩，我估计不成问题。
“我劝你最好还是别这么做。”只听见哥哥平静地说，依然瞪着他。
“你们支持哪一派？”那人还是很横。
“我们不清楚都有什么派别，请你先介绍介绍”哥哥说。
那人给我们讲辽宁、沈阳主要有几大派，都是什么观点等等，口气已经缓和多了，我们也听出来他们是属于哪一派了。等他讲完，哥哥表示，他们那一派比较“革命”，“但是，我们还要到沈阳看一看再说”。
那人立刻变得和气起来，示意那两个年轻的离开，好像我们成了一家人，让我们协助维持好车厢的秩序。哥哥夸口说，我们在的车厢，保证不会出现任何问题。那人对我们的回报是：不会再有人找我们的麻烦，也不会查我们这节车厢的票，紧张的气氛一过，我立刻觉得好笑起来——他们一定以为我们有什么来头，有不少的人，如果知道我们只是八个没伙儿没派的中学生和一个只有七天病假的学徒工，一定把鼻子都气歪了。
回到车厢，哥哥嘱附大家，东北的派性斗争很厉害，如果有人问支持哪派，千万别急于回答，一定先听他们介绍，根据他们的倾向再回答。
在沈阳，我们投奔到王建复的姨家，总算有了吃饭、休息的落脚地方。沈阳比秦皇岛乱多了，街上经常走过一队队手持大刀、长矛的队伍。就连年轻的女士，也佩带着匕首，只不过刀把和刀鞘被装饰得很漂亮。公共汽车已经停运，有些车的车窗被铁板焊上，改成“装甲车”。
听沈阳的人说，长春比沈阳还乱，那里真正是动用了枪炮，造反派都是全副武装，这无疑勾起了我们极大的好奇，因此，不想在沈阳多呆，只在王姨家住了一宿，第二天就准备继续北上。
到火车站，离发车还有几小时，哥哥他们还想在街上转转，我在站前广场等着，看着大家的东西。工夫不大，一个三十多岁工人模样的人对我说：“同学，借你的钢笔给我用用。”
我以为他要写什么东西，连忙从书包里找出钢笔给他。
他接过去，并没有打开笔帽，而是从兜里掏出一把小刻刀，往我的笔杆上刻字。我知道不是好事，一把攥住了他的手，不让他刻，他立刻变了脸，对我说：“我给你刻段毛上席语录怎么了，你反对学习毛主席语录吗？”我俩一挣蹦，马上围过来三四个高大的无赖，把我俩分开，有人还故意问：“谁反对学习毛主席语录了？谁？”刻字的人趁机飞快地把字刻完，就要往我的手里塞。我看周围全是他们的人，不能跟他们来硬的，连忙拒绝收回钢笔，客气地对他们说：
“钢笔，我就不要了，咱们交个朋友，钢笔送给你们留做纪念吧，如果你们想要钱，就等一会儿，我身上没有，一会儿我们那帮同学回来再给，钱都在他们那儿，反正我也不离开这儿。”
一个人问：“你们来沈阳多少人？”
我说：“不多，二十来个。”问我的人一努嘴，这帮人拿着我的钢笔走了。
一会儿，又一伙儿无赖围住了父子俩。我出于好奇，上前去看。他们之中的一个劝我走开，看得出来，围着的都是他们一伙儿的，我只好离开。等他们走散，我过去问那个父亲，讹了他多少钱，他愁苦地说：“我总共就带了50，他们就要走了40，往前的路怎么走哇？”
又过了一会儿，十几个手持大刀的工人风风火火跑来，问广场的人，刻字的哪儿去了，看来他们是维持治安的。我看见远处有不少人正四散逃跑。
我们从沈阳出发，和哥哥告别，他假期快到了，必须回北京。他到北京以后没多久，又利用一次病假，去了合肥。我们其余的人，乘上了去长春的火车。
列车上明显比以前更不正常，快到长春的时候，戴着“长春公社”袖标的工作人员，开始来询问我们支持哪一派。本来我们也没什么倾向，就顺水推舟地说，支持“长春公社”。他们十分高兴，和我们约定好，下了车跟着他们走，他们会解决我们的吃、住问题。
下车后才知道，跟着长春公社走的人，有好几十，都是全国各地乘上了这趟车的人。我们排成了一队，顺着铁道朝机务段方向走。
走着走着，看到了越来越多的蒸汽火车头，上面有席子搭成的窝棚，藏着三五个带枪的人。我估计车头就是他们的“战车”，吃、住都不离开岗位。
再走，就到了厂区，不仅车头、车厢多，铁道旁还有一排排平房。在房脚阴凉处，用席子盖着一个挨着一个的死人。领队的告诉我们，这些都是最近枪战牺牲的，还没来得及埋葬，因为一时做不出那么多棺材。也有些尸体的席子挪开了，露出了惨白或浅黄的脸，睁着的眼睛和脸上，落上了一层煤灰。人们好像有忙不完的事，没有人顾得上去整理死人。
除了我们这些新来乍到的，每人都背着长枪，挂着手榴弹，有不少还另佩着短枪。我们不免露出了羡慕的神色，领队的说，我们也可以有枪，但是要参加敢死队去夺——或者到军分区的仓库去“借”，或者到对立面组织你死我活地抢。
人在某种特定环境下，很难保持理智。我们的行为——哪儿仗打得越凶，越爱深入进去看，不顾自已的生命危险——已经有些不够正常；而平时很少表露激动的牟志京居然差点儿参加了一次“敢死队”行动。
原计划去一个武器库抢枪，该库门前有一片一百多米远的开阔地，能冲过去，武器就算到手了；如果对方用机枪扫射，敢死队生还的机会很少。半夜快要出发了，突然接到情报，对方早有准备，已架好了机枪在门口等着呢。正准备要出发的敢死队取消了这次行动。我虽然知道为了一两支枪犯不上去冒那么大的风险，但是经别人一鼓动，也干了件想起来都后怕的傻事。【待续】
说明：本文来源于“私人史”，选自《我家》，遇罗文／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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