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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73 期〓
文|遇罗文
等枪战结束了，人们又陆续走到广场，发现打死了两个人，都是摆摊的，年龄四五十岁，一个胸部中弹，一个腹部中弹，已经没救了。他们的家人一定还在满怀希望地等着他们带回去这一天的收入，计划着下一天的安排，却不知道他们的亲人已经倒在血泊当中，永远不能再承担那个家了。更可悲的是，永远也不知道谁是凶手，或者向谁去讨还这笔血债。
别看相距不算太远，哈尔滨比长春安定多了。但是处处也显示出许多不正常的地方，比如：有轨电车没有人售票，许多电车连司机也没有，让一些十来岁的小孩驾驶，据说有一次电车冲出铁轨，轧死了一位老太太；所有商店永远不打开铁栅栏和护板，让人看不出是不是在营业（这种营业方法在东北大大小小城市延续了好几年），看得出来卖东西的是多么不情愿。
从哈尔滨绕来绕去到了大连，从大连又回到北京。总共在外边游荡了一个多月。
我们到了北京，哥哥早已经从合肥回到了家。他很早就有到全国各地考察的愿望，他这一宿愿终于实现了。罗克从安徽回北京后，也给我们讲了那里民不聊生的状况。他还讲了一位妇女在派性斗争中的悲惨遭遇和她写下的民谣：“秋风凉，树叶黄，落叶进我窗。初生孩伢不得见，心狠似豺狼。”
哥哥到合肥找的是他的一位“信友”丁广武。丁广武是成千上万个给《中学文革报》来信读者中的一位，哥哥看他信写得好，互相通过信件往来成了朋友。哥哥被捕以后，丁广武也被打成所谓“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判刑20年。广武只有一个年迈的母亲相依为命，广武入狱，她失去了生活来源，靠卖冰棍维持生活。盼儿子回家的信念支撑着她顽强地活着。十多年后，广武平反回家，仅仅过了几天团聚的日子，母亲再也无力坚持，离开了人间。
然而，正当他为正义的事业呕心沥血的时候，罪恶的魔爪已经伸向了他。许多人通过一些“内部”途径，得知公安局要抓罗克。罗克听说后，无动于衷，谈笑如常。虽然父母和我们两个弟弟，想到随时有可能和他分别，心里非常难过，但看他无忧无虑的样子，我们也得到了点儿安慰。
也有人劝他公开认个错，他说：“我不能背弃自己的信仰。我个人家庭算得了什么，我个人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即使为此进了监狱，若干年后也总会有人回忆起，在那危险的暴风雨岁月里，他发出了维护真理的声音。”“我早就想好了，第一，我永远不会背叛祖国；第二，我永远不会自杀；第三，我绝不会承认我是反革命。”
他在日记中也写道：“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于探求真理以外的东西，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
接着，他也发现身后总有人盯梢。
他在给广东一同志写的信中说：“我只有半自由了，我的身后总有人跟踪，我的朋友开始受到讯问，我的信件都被邮检了……不过，整个一部历史也并非一册因果报应的善书，罚不当罪的决不是没有。”罗克为了不给外地的通信朋友找麻烦，他不敢亲自去邮局寄信，许多信是由我们找人代收代邮的。
对跟踪这种卑鄙伎俩，他常常给以嘲弄。有时我们和他一起出门，他就指给我们看，哪个是跟踪他的便衣。有时罗克故意藏起来，等那些人正在东张西望地找的时候，他会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有一次我和他去参加一位朋友的婚礼，又遇到一个便衣，不远不近地跟着，罗克故意走到那人跟前，用很不客气的话问他：“你找什么呢？”如果是毫不相干的人，也许会因此吵起来，但因为那人心虚，只好胡编了一个地名，向我们解释。罗克不走了，用愤怒的光盯着那人，直到他灰溜溜地走远为止。哥哥笑着对我说：“你别看我这么对待他，他回去不敢跟别人说，要不然别人会骂他笨，把自已暴露了。”
虽然他的处境已经非常糟糕，但一点儿也没影响他的情绪——还和往常一样地看书、写文章、作诗、谈笑风生。依然对文革中的反常现象有浓厚的研究兴趣。
有一天，我家来了一位南京的客人丁灏。他的父亲和我父亲是老朋友，他正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这次来北京是受南京文化局当权派的委托，到中国美协调查《郑板桥集》出版的情况，外调的对象是美协书记蔡若虹和漫画家华君武。
文革期间，被“外调”的经常是被“专政”的对象或有点儿“问题”的人，所以外调人员多数都是两人以上，用以壮大声势。经常是用大呼小叫、拍桌子瞪眼来吓唬对方。可能丁灏是顺便来办此事的吧，只有他一个人，介绍信却写着“……等同志”，表示不只一人。他问我们愿不愿意陪他去。哥哥最喜欢研究各种人，尤其是平时不容易见到的人的心理，我也很想知道外调是怎么回事，都高兴地答应了。哥哥声明：“可别指望我们吓唬人家。”丁灏连忙说：“我也不会那一套。你们别表示同情就行了，否则我回去不好交代。你们最好别说话。”
接待我们的是革委会的主任，像工人模样，估计是工宣队的代表。他问明了我们的来意，当即就让人把华君武叫来。听他的口气，这些“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们都被集中在一起劳动，有人看押着。
不大工夫，华君武来了。他笔直地坐在椅子上，态度不卑不亢，不问到的决不多说，问到的也答得很简单。革委会主任不时地呵斥两句“老实交代”。华君武依然该什么样还什么样。很快，丁灏没的问了，主任让华君武回去继续干活，顺便把蔡若虹叫来。
蔡的性格与华正好相反——问他一句，他能答十句，说话眉飞色舞，做出极力配合我们的样子。对主任，更是十分尊重。不料主任却对他十分蛮横，比对华君武厉害多了。他明显地已经没的可说了，主任还是不依不饶。丁灏没的问了，主任还不放过，非问他某天某时“牛鬼蛇神”在一起议论什么。蔡说：“我们在说烧菜，怎么烧好吃。”主任不表示信与不信，还是一句句地追问，想从中发现点儿要害的东西
我们觉得没劲，起身告辞走了。主任还继续审问着蔡若虹，没有停止的意思。
走到街上，哥哥感慨地说：“从刚才的事就可以看出来，对不讲理的人，不能迁就。华君武不买主任的账，主任倒不敢对他怎么样；老蔡的表现符合他的要求了，反而受欺负。”
1968年元旦，罗克对母亲说：“今天我要闭门思过，别让任何人来打扰我。”他像每年一样，在自己的小屋里写了一天。他总结了自已取得的成绩和发现的错误，并订了下年的学习计划——其中包括必读的104本书。
罗克是以自己的心、血去给人以爱。
他为之付出生命的《出身论》使无数绝望的青年感到安慰，如绝路逢生。
他在每天有人盯梢，随时可能入狱的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还忙于撰写一两万字的《工资论》，谈他对工资改革的看法及具体的建议。
他告诉我们，还要写：为失足青年终生受打击、压迫、歧视鸣不平，他想着找机会呼吁，为“真正的黑五类”讲讲重在表现（这在当时简直是大逆不道、罪该万死）。
他要……【全文完】
说明：本文来源于“私人史”，选自《我家》，遇罗文／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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