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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69 期〓
文|遇罗文
黄昏的路上，行人非常少，嘉材和一位同行的农民攀谈起来。原米农民有个哥哥在北京教育局工作，他一定担心哥哥的命运，一个劲儿地询问北京的形势，和我们越说越投机。知道我们没有地方过夜，主动邀请我们到他家住宿，而且就在不远的南戴河村。
这夜我们睡得很好，昨晚在他家吃的晚饭，今早女主人又给我们烙发面饼吃。我们不知道如何报答人家才好，早饭前，帮助人家做些挑水、扫地的活。据说主人的哥哥身体不好，想让我们往北京捎几个鹌鹑蛋，听我们说还要去东北，说不准什么时候才到北京，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临走，主人嘱附我们路上小心，他说现在形势非常紧张，我们在他家住了一宿，民兵队长还特意盘问了他，他撒谎说是他哥哥的朋友，队长才允许我们留住，而且只答应让我们住一个晚上。
在火车站，我们等到了牟志京、王建复他们，同来的还有弟弟和三位女生——女五中的小玲，菁菁和君若。她们仨是《中学文革报》后期加入的，直到报纸办不下去，她们也没有要离开的意思，所以都成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这三个人突出的习惯是，总爱戴着大口罩。赶上那时也正时兴，而且口罩越来越大，大到买都买不到了，就自已做，把套耳朵的布带由可调松紧的活带儿收成死带儿。我们相处了很长时间，还不知道她们长什么模样，因为即使我们进了屋，在一起讨论报纸的事，也不见她们把口罩摘下来。直到相处得很熟了，有一天她们到我家，我和哥哥都劝她们在屋里就不要再戴了，我说这样和人说话不礼貌，她们才不好意思地摘了下来。这时候我们才惊讶地发现，君若是个少见的美人。她美就美在说不清哪儿好，而哪儿都与众不同。
据说君若上小学时考过芭蕾舞学校，仅仅因为一个动作不合格没有被录取，可见身材无可挑剔。她极会打扮，别看她穿的就是普通的毛蓝布衣服，经她亲手裁剪，早已分不清是什么材料了。走在街上，回头率特别高。听小玲、菁菁说，如果走在王府井大街这种人多的地方，能吸引住整条街的人。她们偷偷朝四周看看，连马路对面的行人都在朝她们看。也许这样才促使她们总爱戴上大口罩。
我能说得出的，就是她的皮肤又细又白。菁菁和她同班相处了四年，对她十分了解，介绍说，这么好的皮肤可是来之不易——四年来，从来没见过她大哭、大笑，即使笑，也仅仅是嘴角微微动一下而已；从来不吃任何带颜色的食物，以免食物的色素有留在体内；从来不吃粗粮，即使下乡劳动，粗粮占多一半，她宁可饿着不吃，也坚决不动一口粗粮；在农村，夏天无论多热，她都要戴上头巾、口罩、手套，穿长袖衣服、长裤子。每次下乡劳动，思想革命的同学都要对她批评、帮助，后来发展成批判，她就跟听不见似的，“你有千言万语，我有一定之规”，该怎么做，还怎么做——能有这样的毅力，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八月的北戴河，正是骄阳似火、暑气逼人的季节。走在没阴凉的马路上，都能感觉烫脚。我们一行人，只有君若一人长衣长裤穿着，还戴了一顶大大的草帽。
我们多数人，过去没见过海。不用商量，从火车站直接奔向了海滨沙滩。沙滩上有木板钉成的更衣室，大家换好泳装，一个个跳下了海。君若坐在树阴里看着我们的衣服，菁菁说身体不适，也在那里陪着她。
办报纸的时候，就是王建复管财务，现在依然由他管钱，每人交给他几元，由他掌握着花。饿了，就到附近的小饭铺买面条或干粮吃。
当天晚上，大家就到更衣室去睡觉，我和牟志京穿上塑料雨衣，躺在露天的长椅上睡了一宿。
早上，我们找到海边一座宫殿式的大房子，估计是某个大单位的招待所，现在没有人有心思度假了，大门紧闭着。房侧有个自来水龙头还能流水，我们就到那里洗漱。只有君若一个人，躲在石柱后面去擦脸，可能十分注意仪表的人，最怕让人看见自己不太漂亮的形象。
吃过早饭，我们接着到沙滩和海里去玩。
下午，忽然在沙滩上遇见了哥哥，我们都非常高兴。本来沙滩那么大，即使事先约好都末必找得到，何况哥哥视力又不好。但是哥哥听力特别好，他无意中听到了我们在远处的喊叫声音，顺着声音向我们招呼起来。
我们奇怪他的到来，听他一说才知道，他意外地得到了一个星期的病假，正好圆了他到外地看看的梦想。他还告诉我，羽晴的父母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到我家吵着要人，被他生气地撵走了。
虽然我不知道哥哥当时的态度是好是坏，但是我知道他对不满意的事儿不会太迁就，十分担心他对人家不够礼貌，因为那毕竟是羽晴的父母呀。我不由得对两位家长又同情起来——他们是那么想安分守己地过日子，偏偏最宝贝的独生女儿又是那么活跃；两代人的感情那么深，却又永远难以沟通——太苦恼了。
晚上，哥哥领着弟弟、小玲去招待所住下，其余人利用一夜，步行七十多里，约好明天上午到秦皇岛火车站会合。
我们白天在秦皇岛市里转了一天，为的是想看看外地的文革形势和风土人情与北京有什么不同，更想亲眼目睹文革武斗中的刀光剑影和血雨腥风，了解人民群众在动乱下生活艰辛、怨声载道的情景。夜晚，我们要争取在火车上度过，这样可以省下住店的费用。
天刚一黑，街上的饭馆、商店就纷纷关了门，我们一行人没地方可去，这时也走到了火车站。只有站前广场上，还有一些小商贩兜揽生意，也有些乞丐和卖艺的人。我看到哥哥在一处站了好半天，原来他正专心致志地倾听一位老盲人拉四胡。听完后他把自己的零钱、粮票都给了这位街头艺人。他对我们说：“这才反映出民情。虽然他拉的是《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可是却拉得那么悲，这足以看出他内心是多么痛苦的了。”说得我们都对那位老盲人同情起来，我们都把自己兜里的零散钱和粮票给了他。
从秦皇岛乘上了北上的火车。
大串联结束以后，铁路基本恢复了正常。此时，又打破了往日的宁静，车厢里总有股剑拔弩张的气氛——没有人送水，也不再向旅客报告站名，乘务员和一些彪形大汉时不时地来回虎视眈眈地巡视。我们最关心的是查不查票，只要不查票，比什么都让我们高兴。
离开秦皇岛刚两三个小时，女乘务员来请哥哥到乘务员室去，说有人找他。哥哥跟她走了，我随即也跟了过去。【待续】
说明：本文来源于“私人史”，选自《我家》，遇罗文／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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