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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75 期〓
文|宋彬彬
7月20日前后，大部分同学去邢台军训；少部分从高年级各班抽调的同学参加对校领导和教职员工的集训；一部分所谓有问题的学生还被安排到郊区农村劳动。我参加了集训。集训是按照“四清”的方式进行的，当时把所有教职员工都编成小组，先自己做准备，准备好就在小组发言，由学生主持小组会帮助他们，让他们早点“洗澡、下楼”和争取重返讲台。
集训开始不久，传来了毛主席批评工作组的消息。
7月29日，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李雪峰在会上宣布了北京市委撤销工作组的决定。7月30日下午女附中工作组宣布撤出学校。那几天听的最多的话就是让学生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革命。还说革命就是要“运”，要“动”，要靠自己。虽然我知道这是中央的部署，可撤了工作组的感觉就像找不到组织一样，我搞不明白自己怎样去“运动”，不明白工作组怎么就成了阻碍文化革命运动的消防队，也不明白我们跟着工作组走怎么就犯了错误。
8月1日军训的同学返回学校时，校内外已出现血统论的对联，校园里很乱。当时有不少干部子弟为对联叫好，认为是长了“红五类”的志气；但也有说这样刨个三代四代，咱们“红五类”也要变成混蛋的；更多的同学因感到喘不过气来的压力而沉默。在辩论对联时，我觉得它不符合党的“重在表现”政策，不利于团结大多数，对这种霸道和咄咄逼人我很反感；但有不少人说它客观上起到推进运动的作用，而且矫枉必须过正。在对联问题上，我是有困惑和有保留的，但我没有公开质疑。
工作组在校期间，少数反工作组的学生已游离于校外，并成立了自己的组织“红旗”。工作组撤离后，“红旗”的骨干学生回到学校。据初三和高三几位同学回忆，原来“红旗”的骨干学生于7月31日在食堂布告栏贴出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简称“主义兵”）的大字报。党中央、毛主席肯定了反工作组是正确的，她们成了革命的左派，而我和原学代会的成员都跟着工作组犯了错误，成了“保守派”。对于下一步运动应该怎样搞，学校的形势会怎样发展，自己应该怎么办，我感到很迷茫。
8月5日下午，发生了因本校学生的暴力行为导致卞校长死亡的严重事件。我事先不知道要游斗校领导，事后了解是高一部分学生发起的。那天下午，刘进、我和一些同学聚在东二楼原工作组的办公室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几个初中学生跑来告诉我们有人在大操场打人了。刘进、我和几个原来学代会、核心小组的同学赶快跑到操场，看到卞校长等五个校领导被学生押着游街，他们有的拿着簸箕，有的头上扣着纸篓，脸上身上都很脏。我们劝她们不要打人，她们说，现在工作组撤了，“黑帮”都神气了，今天让他们游游街有什么不对？！我们说，不是不让斗“黑帮”，但斗“黑帮”也不能打人呀，打人不符合党的政策。她们不说话了，我们让围观的同学散开后，就回东二楼了。后来，低年级同学又来告诉我们说后操场上打人了，刘进和我赶去，看见后操场聚了不少同学，校领导被人逼着挑土，筐装得很满，挑不动就要挨骂挨打。刘进和我劝告那些监管校领导的学生，说劳动就是劳动，一定不要打人，筐那么大，他们的确抬不动。看她们没有表示异议，我们就离开了。
8月5日傍晚，又听说卞校长躺在后操场，人快不行了。刘进、我和一些同学赶快跑到后操场，当时李松文老师也在场。刘进让工友打开了后门，大家一起用手推车把卞校长推到邮电医院。起初大夫不敢救，说是“黑帮”分子不能救，于是我们和医护人员发生了争吵。刘进说必须抢救。据一位同学回忆，我当时说共产党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俘虏还要优待呢。据李松文老师近年回忆，医院要求出示学校证明，但当时不可能开具这样的证明，李老师问是否可以签名作证？医院同意了，并说必须有老师的签名才行。于是李老师带头签名，并征得几位在场高年级学生（包括我和刘进）的同意，写下了6个学生的名字。李老师把签字的纸条交给大夫后，医院才开始抢救。一个多小时后，卞校长抢救无效死亡。
近年来我听到一个说法，说我在事发后对卞校长的丈夫王先生说，我从远处看到了卞校长躺在宿舍楼前。我不记得与王先生交谈过有关卞校长之死的事。我曾找了一些同学、老师询问，她们对此也没有印象。所以在这里我只能说，我确实不记得有这次会面，也不记得在文革中与王先生有过其他个人接触。
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情和看到这种场面，我很害怕，也很紧张，卞校长问题还没有定性就被打死了，这可怎么办啊。刘进说应该赶快向市委汇报，于是我们和一些还在医院的同学连夜走到北京饭店去找市委领导，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接见了我们。吴德听了汇报后半天都没有说话，后来才慢慢说的。刘进和我都记得他说的大意是：这么大的运动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也难免要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人死了就死了……你们不要担心、害怕，回去注意保密，不要扩大影响。
走回学校后，大家心里很乱，几个人坐了一夜。我们刚跟着工作组犯了这么大的错误，还不知道怎样才能继续参加运动，学校就出了这么大的事情。现在虽然上级讲话了，但“这么大的运动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该怎么理解？“人死了就死了”该怎么理解？我们又该怎么办？但无论怎样，应该尽快将卞校长死亡的消息和吴德讲话传达给全校师生。刘进是原学代会主席，她说就由她来说吧。第二天早上，刘进通过广播向全校宣布卞仲耘死亡的消息，传达了吴德的讲话，包括那句“死了就死了”，还说以后不许打人了。
在那些天里，我们在一起议论最多的是再这样乱下去不行了。8月8日，刘进、我和一些同学一起商量怎么办，有同学提出成立女附中的“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想以筹委会这种有组织的形式继续革命、参与运动。于是，按工作组在校时学生代表会的思路，由刘进担任筹委会主任，我和其他几个同学担任了副主任。
通过2003年以来的调查和回忆，女附中的红卫兵应该是筹委会成立之后出现的。那时红卫兵运动开始席卷北京城区各中学。说出现，是因为女附中的红卫兵没有贴大字报宣布成立，也没有章程和组织机构，很松散，所谓家庭出身没有问题的同学，认为自己是红卫兵的，那就是了。红卫兵和筹委会由同一批人负责，我也是负责人之一。8月18日前两天，我们接到去天安门广场集会的通知后，各班都开始做准备，主要是制作红卫兵袖章和标语牌，为了能戴着袖章参加集会。
8月18日那天，是由刘进带队去的，学校的队伍很早就到达了天安门广场。听到广播中说让一些学校派人到天安门城楼下集合（分配给女附中40个名额），刘进让我选人带队去，她留下照看学校的队伍。到了天安门前，我们才知道是要上城楼。那时，毛泽东等多位国家领导人已在天安门城楼上。被邀请登上城楼的中学生有上千人之多，学生中胆子大的都去给中央领导人戴红卫兵袖章。我本来戴的是没有字的红袖章，临上天安门时，有个同学说她的袖章有“红卫兵”三个字，比我的好看，就把她的给了我。在天安门城楼上，我身后一个男生（后来知道是师院附中初中生）看到别人都上去给领导人献了袖章，就推了我一下说：“你这袖章挺好的，为什么不去给毛主席献呢？”当时，我旁边站着公安部长谢富治，他原来跟我父亲在一起工作，也认识我。我问他，我能不能去给毛主席献袖章，初二年级的一个同学也说要去献红领巾，他同意后我俩就过去了。毛主席并不认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是哪个学校的。他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叫宋彬彬。“是文质彬彬的彬吗？”我说：“是。”毛又说：“要武嘛。”当我从天安门下来见到同学们时，大家围着我问长问短十分羡慕，都觉得这不只是我而是大家的光荣学校的光荣。
8月18日下午返回学校后，《光明日报》一位年轻的男记者来采访我，我就把那两句话讲了。他让我写下来，我说就这么两句话不用写了吧。后来我和几个同学说起记者约稿的事，她们也说就这两句话有啥可写的？我没有想到，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看到那篇文章我很生气，对同学说，怎么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随便写文章登报呢？怎么还把我的名字也改了？我的名字是父母给起的，我根本没有想过要改名啊。我们班一个同学也说，怎么能叫“要武”呢？太不好听了。现在重读那篇《光明日报》的文章，文中对“要武嘛”三个字大做文章，这哪是我能写出来的。接着《人民日报》转载了《光明日报》的文章。从此，宋要武的名字满天飞，全国各地都有人给我往学校写信，大部分写的是宋要武收，也有写宋彬彬收的。这么一来，别说宋要武，就连宋彬彬这个名字我也不能用了。几个月后，班里几个同学帮我改名，她们翻字典翻到“岩”字，我就改名叫宋岩了。当时我曾对刘进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她问什么意思？我说猪壮了就该被杀了。
当天回到学校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几个同学来找刘进和我，其中有一个是反工作组的骨干。这个同学对我给主席献袖章很气愤，她认为我们犯了保工作组的错误，没有资格给毛主席献袖章。还说这样做是不分是非，不利于运动向正确方向发展，应该纠正。我们觉得她说的对。原来我们是想自己解放自己，继续参与运动，没有想到这种作法是延续了保工作组的错误，所以我们不应该也没有资格再担任筹委会的职务了。8月19日，刘进和我写大字报声明退出筹委会。大字报贴出后，筹委会陷入瘫痪。此刻，我多少感到了斗争形势的复杂，之后还有不少记者想来采访，我一概谢绝。外校红卫兵有事来找我，我也回避了。有学生来学校设法找到我，看到我后很失望，说“要武”怎么是这个样子啊。对“8·18”后的暴力升级、打人成风，我感到不解，我们班曾抄了几个同学的家，我没去，也没有参与社会上的“破四旧”、抄家等打砸抢暴力活动。【待续】
作者介绍：宋彬彬（1947年-2024年9月16日），女，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曾因一张给毛泽东戴红袖章的照片闻名全国。文革后赴美拿到地球化学博士，1989-2003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环保局任环境分析官员，后加入美国国籍。英资北京科比亚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和北京科比亚创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美国纽约时间2024年9月16日，宋彬彬逝世，享年7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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