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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87 期〓
文|叶永烈
在毛主席众多秘书当中，陈伯达是担任秘书时间最长的一个，前后共达３１年。
陈伯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政治秘书，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很多人问我，你是如何采访陈伯达的？
最初的采访，却是十分的艰难。这艰难是双重的：
首先，陈伯达虽然已经刑满，但是，他家隔壁便住着公安人员。因为陈伯达毕竟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他曾是中国的第四号人物，即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所以必须保证他的安全和不受外界的干扰。正因为这样，尽管北京有那么多的记者和作家，却没有一个人能够走进他的家门。
我从公安部获悉，陈伯达在1988年10月17日刑满――他是在1970年10月18日被拘押，他的十八年有期刑期便从那一天算起。刑满那天，公安部在北京一家医院里为陈伯达举行了刑满仪式。当时，陈伯达因急性前列腺肥大症而住院。十来天之后，我便从上海赶到北京，开始对陈伯达进行采访。
我能够从上海得知陈伯达的情况，并且如此及时赶去采访陈伯达，不言而喻，得益于我与公安部多年的联系。在采访马思聪问题的时候，那四口袋“002号案件”档案，上午在公安部部长刘复之手中，下午就到了我手中。采访陈伯达最大的困难在陈伯达本身。
陈伯达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他本来就很少接受记者采访，尤其是在他经过多年监禁，巴不得有一个安静的晚年。再说，我的采访势必要触及到他极不愿意回顾的那一段历史。正因为这样，当他得知我要采访他，他很明确地说：“公安部要提审我，我作为犯人，只得回答他们的提问。叶永烈要采访我，我可以不理他！”
此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困难，他是福建人，他的普通话极为蹩脚，一般人难以听懂。
我在上海的时候，就已经估计到采访的艰难。事先，我查阅了陈伯达专案的有关材料，查阅了陈伯达的众多的著作，排好他的年谱。在做好这些案头准备工作之后，我专程来到北京。我没有“直取”陈伯达，而是先打“外围战”。在北京，我采访了陈伯达的前后几位秘书，采访了陈伯达的老同事、子女、警卫员等等。然后，我觉得有了充分的把握，决定与陈伯达直接交谈。
我在打“外围战”时，就被陈伯达知道了。他以为，像他这样的人，还写什么“传”？！他说：“往事不堪回首，还是免了吧，我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虽然他的老朋友把他的话转告了我，但是，我仍要求跟他见面。我想，我还是能够劝他接受采访的。因为我并不是那些追求奇闻轶事的小报记者，我是把“文化大革命”史作为一项严肃的研究工作来做。陈伯达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人物。因此，对于陈伯达的采访，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抢救历史老人头脑中的珍贵史料。我的本意并不是刻意于为陈伯达写传，而是想透过这样一位特殊人物的人生道路反映那场中国当代史上的浩劫，借昔鉴今，从中汲取历史的教训，以防悲剧重演。也正因为这样，我曾说，我为要写的《陈伯达传》，做了十年后出版的准备，但是，考虑到陈伯达已是风中残烛，对于他的采访，却是刻不容缓的了。
在打了“外围战”之后，我有了充分的把握，于是，我决定去采访陈伯达。当然，我深知，这是一次不平常的采访，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就连称呼，我也做了反复斟酌；叫“伯达同志”，当然不合适；直呼“陈伯达”，毕竟他比我年长一辈；叫“陈先生”，或者叫“陈老师”，也不很恰当……考虑再三，觉得还是叫“陈老”最为妥切，一则他确实“老”，二则这是中国人对年长者的习惯称呼，亲切之中包含着尊敬之意。
在我看来，陈伯达有着双重身份：他是历史的罪人，我在写及“文化大革命”时以批判的目光对待他；他又是历史的当事人，是我的采访对象，我要尊重他。
陈伯达说已经刑满，住在北京一幢僻远的楼房顶层。那一层一共两家，另一家住的便是公安人员。他跟儿子、儿媳、孙子生活在一起。
由于事先打好招呼，尽管陈家大门紧闭，但是，他的儿子陈晓农知道我来了，也就开了门。陈伯达曾经有过三次婚姻，生三子一女。当陈伯达获准保外就医时，虽然他的前后三位妻子诸有仁、余文菲、刘叔晏都健在，诸有仁在浙江新安江，余文菲在河北石家庄，刘叔晏在山东济南（1982年回到北京），却又都无法与他再一起生活。
按照中央有关文件规定，可以安排陈伯达的一个子女照料他的晚年生活。在陈伯达的子女之中，小儿子陈小弟在陈伯达倒台时才八、九岁，被无端关了三年，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笔者在1988年11月4日寻访陈小弟，他是一个道地的书生。消瘦，理平头，一身深蓝色的中山装，看上去如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大学生。陈小弟生活自理能力很差，屋里乱糟糟。由小弟照料陈伯达，显然不是太合适。
陈伯达惟一的女儿陈岭梅，在陈伯达倒台后，根据当时有关部门的规定，离开北方，转业到南京工作。虽然她对陈伯达一直非常怀念，但是，由于离北京较远，联系不便。
公安部门考虑到陈晓农与陈伯达的关系较融洽，而且住在离北京很近的石家庄，决定请陈晓农来照料他。
陈伯达住处相当宽敞。毛泽东在陈伯达被打倒之际，曾说过在生活上不要苛待他。所以陈伯达即使在秦城监狱，也生活得不错。出狱之后，生活待遇仍然不错。他家有客厅、书房、他的卧室、儿子和儿媳的卧室、灶间、卫生间。
已经步入不惑之年的陈伯达之子陈晓农，为人随和、诚挚。妻子小张贤惠、朴实。他们精心地照料陈伯达。
陈伯达的卧室大约十多平方米，整洁而简朴：一张一米多宽的单人硬板床，铺着蓝白方格床单，一个硕大的鸭绒枕头。床边是一个床头柜，两个玻璃书橱，窗边放着一个五斗柜。地上铺着地毯。
我注意到两个小小的细节：寒天，抽水马桶的座圈上，套上了一个用毛线编织成的套子，不言而喻，这是考虑到陈伯达上了年纪，格外怕冷；陈伯达的枕头，特别大，又特别软，显然，这是为了让老人安枕无忧。这两个小小的细节，反映出儿子和儿媳对于陈伯达的无微不至的照料。
屋里的“常客”是他那七岁、上小学二年级的孙子。小孙子给他带来了欢乐和安慰。
每天晚间的电视新闻节目，他是必看的。倘若电视台播京剧或者古装故事片，他喜欢看。一般性现代剧目他不大看，但是，他喜欢看根据名著改编的电视剧。那些年轻人谈恋爱之类的电视片，他不看。
他最大的兴趣是看书读报。他看《人民日报》，看《参考消息》，看《北京晚报》，很注意国内外的形势。也很仔细读那些与“文化大革命”有关的文章。他的邻居很好，倘若陈家无人下楼取报，邻居就把报带上来，插在他家门把手上。他不断地要他儿子给他买书。
陈伯达曾是“万卷户”。他的个人藏书，远远超过万册。他过去居住的四合院，用几个房间堆放藏书。那时陈伯达的大部分工资和稿费收入，用于买书。陈伯达过去有稿费收入。自1958年起，陈伯达自己提出不再领取稿费，以支援国家建设，从此，他就没有再领过稿费。陈伯达保外就医之后，每月领生活费一百元。据笔者对吴法宪、李作鹏等情况的了解，他们当时与陈伯达一样，也是每月领生活费一百元。陈伯达每月一百元的生活费，其中三分之一用于购书。这三十多元购书费对于陈伯达来说，当然是远远不够的。所以，除了自己购书外，他不得不托老朋友向有关部门借来一部分书。【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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