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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67 期〓
文|宋彬彬
文革爆发至今四十多年过去了，面对社会上关于“宋要武”的传说我一直保持了沉默。一方面是因为传说不等于事实；另一方面我深知自己无论说什么都只会引起更大的波澜。想到文革中那么多人受到冤屈、迫害，甚至致残、致死，和他们相比，我这又算得了什么，不说就不说了。近几年，为了搞清楚在那个年代、在那一天，在我们身边究竟发生了什么，许多人站了出来，从不同的角度记述或讲出自己的经历和反思，渐渐复原出当年的真实面貌。作为当事人的我也问自己：在那些天我做了些什么？我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在寻找真相和反思自我的过程中我最终明白，再继续沉默，不仅是对历史不负责任，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是对那些因说了真话而直面社会质询和责难的校友们的伤害。我应该讲了，哪怕风波再起，哪怕再次面对灵魂的拷问。我相信，这已不是四十年前。
综合各种文章和传说的内容，我的“罪行”大体归结为两宗：一是文革初期组织过红卫兵的杀人比赛，自己亲手杀了七八个人。二是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师大女附中（简称“女附中”，现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下简称“实验中学”）部分学生游斗校领导发生了暴力行为，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不幸遇难。我被认为是施行暴力的“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
第一宗罪名，早在1966年大串联期间就开始在各地传播并广泛流传、形成文字见之于多种书刊杂志，比如某著名学者在其《自撰年谱》中就加以引用。但也有文章表述了不同的看法。2008年，原北京十一学校的一位老师撰文指出，他若干年前所写文章中提到打死七八个人的学生，并不是宋彬彬。
第二宗罪名，虽然在80年代实验中学已经为我做过明确的组织结论，说宋彬彬在学校文革中没有打人和暴力行为，但此结论无人理会。90年代以来，在一些文革研究者的笔下，我成为“八五事件”的责任人。这个说法更被国内外多人援引而逐渐扩散。2002年美国出版的一本严肃的学术论文集中有一篇文章也持类似说法。我觉得不能再回避了，从此时起，我开始认真地回忆和整理我在文革初期的经历。
1960至1966的中学六年，我都是在女附中度过的。上初中时大家都很单纯，除了上课，脑子里没有别的，就是玩，直到初中毕业我连入团申请书都没写过。1963年我升入高中后，学校阶级斗争教育开始明显加强。虽说有“讲成份但不唯成份”的阶级路线，但团内还是做了在发展工作中贯彻阶级路线的报告，要重点培养干部子弟。在团组织的帮助下，我高一入了团。入团后，我觉得自己政治上比较幼稚，所以愿意和比我成熟的同学接近。那时我每天给刘进补习俄语，因为她一贯反对同学中的骄娇二气，反对干部子弟特殊化，在早锻炼和劳动时特能吃苦，还敢于在课堂上提问题，所以我对她的印象很深。我觉得要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应该像她那样自觉锻炼。那时，我们班组织过不少活动，像从学校步行去爬鹫峰，给革命母亲夏娘娘扫墓，请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讲革命故事，等等。我们每天学毛选，以古今中外的英雄人物为榜样，批判头脑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雷锋的很多话成了我们的口头语：“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还有王杰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等。班里同学的思想也很活跃，大家常在政治课上提出各种问题展开讨论，不清楚就问老师，但课任老师经常回答不了，于是学校派教导处副主任梅老师教我们班的政治课。
1966年春季开学后，报刊上的批判文章不断，给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那时我们高三年级已经学完了全部高中课程，进入复习备考阶段，可我们无法静下心来学习，觉得不让“江山变色、国家变修”比高考更重要。1966年4月我入了党，学校16名学生党员组成了学生党支部。当我们得知，1965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背景下，北京四中、六中、八中发生学潮的消息时，都很羡慕，认为他们提前经受了阶级斗争大风大浪的考验，希望女附中也能有这样的机会。在学生党支部会上，大家热烈讨论国际、国内形势，积极分析什么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表现，对我校在贯彻教育方针上提出了不少意见和建议，还和负责学生党支部的梅老师展开讨论或辩论。
6月4日，由团中央干部组成的工作组正式进校。上午，工作组召开全校大会，传达了北京市委提出并得到中央批准的八条意见，〔1〕强调要把全校师生团结在党团组织周围，有序地开展文化革命，不要搞过激行为，让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参加文化大革命，把学校的运动深入下去。听到这些话，我心里踏实多了，觉得有党派来的工作组，学校乱的局面就可以扭转过来了。工作组进校后，我们每天都忙忙碌碌的，但具体忙的是什么多已记不清。经过这几年的调查了解，忆起了一些，特别难得的是一位同学还保留着当年的笔记，据此我整理出以下记述。
6月6日，在工作组的主持下成立了“女附中革命师生代表会”，其中学生代表会（简称“学代会”）主席是刘进，副主席4名，我是其中之一。我们分头负责，把工作组开展运动的要求布置给各年级的核心小组，年级再布置给各班的核心小组。每天还要收集执行情况向工作组汇报，大家天天十几个小时地忙碌着，也不知道累。教师代表会只有两名老师，由他们负责组织老师的学习和写大字报。不久，在工作组的领导下，学生都在本班教室按布置的计划来学习毛选和党报社论、写大字报，下午在校园看大字报。
6月17日，学校贴出了第一张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学生立即分为保、反两派，聚在宿舍楼前展开大辩论。当时，我们学代会的同学都不同意她们这种作法，认为工作组是党派来的，运动也在有序深入，对工作组有意见完全可以提出来，为什么非要贴大字报呢？6月21日、22日，工作组在大操场主持召开了两个半天的揭发批判会，主要是批判以卞仲耘为首的校领导所谓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会上，一位管过人事的老师揭发卞校长是假党员，激起了学生的愤怒。随后，校外人员袁某带着儿子和母亲在工作组没有允许的情况下哭喊着冲到台上控诉卞校长有生活作风问题。她们边哭诉边揪打卞校长，会场一下子就失控了。几个原来站在台上拿木枪的高年级同学开始用木枪捅打卞校长，还不断有学生、老师跑到台上喊口号质问、推打，卞校长当时就吐了。揭发出卞校长的这些问题让师生感到惊讶、气愤，但是出现打人的混乱局面，我觉得这不符合中央八条，即便是出于义愤也是不应该的。6月27日，出现了第二张反工作组的大字报，这一次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7月5日上午，胡启立、张世栋（女附中工作组组长）带着刘进和我到中南海向邓小平汇报学校运动情况，卓琳也在场。当时主要是工作组汇报，邓插话或集中讲几点。很多原话我已记不清了，记得最清楚的是听到袁某带人冲会场时，邓当即说这是个坏人。邓强调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尽快恢复党团组织正常工作；一定要制止在校园出现红卫兵组织；恢复团组织的办法就是把学习好、思想好、有影响和号召力的学生吸引到团组织周围，让闹事的没有领头人。还说要和反工作组的同学辩论清楚这些问题，缺席辩论也可以；说运动每发展一步都要排队分清左中右；还说哪里有那么多修正主义，一个学校顶多一两个，要抓紧解放大部分的干部和教师。当天下午，张世栋在全校讲话，号召开展“要不要和工作组争夺领导权”的辩论，辩论进行了三个半天。那几天满校园贴的都是批驳反工作组同学的大字报，有些同学还被追着打骂，一些人回到家里还有家长找谈话。【待续】
作者介绍：宋彬彬（1947年——2024年9月16日），女，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曾因一张给毛泽东戴红袖章的照片闻名全国。文革后赴美拿到地球化学博士，1989-2003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环保局任环境分析官员，后加入美国国籍。英资北京科比亚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和北京科比亚创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美国纽约时间2024年9月16日，宋彬彬逝世，享年7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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