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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68 期〓
文|遇罗文
羽晴知道我在北京时，十分爱吃杏话梅，到街上四处寻找。两个多小时以后，她没买到杏话梅，买来一盒陈皮梅。我也是饥不择食，看到一块块方方正止、黑糊糊、外面粘着砂糖，以为是年糕一类的小吃，急忙大口吞食。没嚼几下，差点儿呕吐起来。羽晴发现自己惹了祸，连忙又去食堂，买回一大婉鳝鱼面。我只吃了一点儿，嫌太腥。我有点儿不高兴，嗔怪她不懂病人口味，她也有点儿生气了，说我太难伺候。
虽然有回到办公室去住，我俩话少了许多。有时我和她抬杠，感觉到伤了她的自尊心，说完非常后悔。但是我有个不会向别人道歉的坏毛病，心里恨自己，嘴里表达不出来，而我心情不好的真正原因，是迟迟接不到家的回信，总怕哥哥出什么事。
有一天，我终于接到了家里的信。哥哥告诉我他什么事也没有，希望我能早点儿回北京。我决定回北京了。
前几天，我也想回家，羽晴都把我劝住了，可能她以为我接到家报告平安的信，我会安心和她在这里多住几天，想不到真的接到信了，我反而更想回去了。这次她知道再劝我也没用，也就不再劝，同意回北京了。
我们在东四我的家门口分手的时候，羽晴“狠狠”地对我说：“我永远也不想再见你！”我知道她做不到，故意气她说：“就怕你没这本事。”然后径直朝家门走去。
无知的我哪里知道，我没有珍惜命运给我安排的一次极好的机会，深深地伤害了一个姑娘的心。我水远都应该自责。但是那时，却觉得这么做很“崇高”，视爱情为“软弱的感情”。记得培根说过：“一切伟大的人物（无论是古人、今人，要其英名永铭于人类记忆中的），没有一个是因爱情而发狂的人。因为伟大的事业抑制了这种软弱的感情。”
几天以后，果然羽晴又来到我家，她是来向我辞行的——要陪一位女同学去武汉。如果没有前些天的隔阂，相信她一定会动员我一起去，可能她希望我主动要求去，可是我没有，她悻悻地走了。
这时候全国各地动用枪炮的大规模武斗渐渐兴起，紧接着四川的是湖北，接着又是东北吉林省。越是枪战激烈，越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几个《中学文革报》的同学在我家商量去东北看看。这次不像去成都，没有谁给我们提供车票。最后决定由我和弟弟的同班同学王嘉材打前站，如果顺利，其余的人跟着去。
快离开家了，我多少想到了此行有一定的危险，不免也为羽晴担心起来。北京已经到处传说武汉的武斗如何厉害，说什么穿潜水服的水鬼专门在长江用刀割人的肚子。传闻越多，越怕羽晴遭到不测。但是她在什么地方我一点儿也不清楚，知道她家已经反对我们来往，所以也不敢到她家去问。无可奈何，随身带了她的一张相片。
这是一张上了颜色的两英寸照片，1965年照的半身像。她穿了件合体的毛衣，头发向上盘着，脸上露着微笑。羽晴的美，全被摄影师表现出来了。我刚接到就爱不释手，当即在面写了一首小“诗”；“春风好，春风好，万紫千红风袅袅、貌媲春光姣……”这是我套用哥哥写的海棠诗的格式。
我和嘉材上午坐上了火车，我们本打算头一站到北戴河，与大家汇齐再去沈阳，想不到才到中途一个叫“北塘”的小站，列车员查票把我们轰下来。这时候才下午三四点，最近的一趟车要到明早四五点。
周围人家很少，到处是一望无际的晒盐场。这个小站的候车室只有几平米大小，除了两个长条椅子，没有任何东西。这就是我们过夜的地方。
我俩走到盐场的水池旁，用手指蘸了点儿水尝了尝，苦咸苦咸的，知道这是真正的海水。我非常高兴，虽然还没有见到壮观的大海，毕竟见到了海水，这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啊！大海不会离这太远，相信明天就可以见到梦寐以求的她了。
走了很远的路，回到候车室，天已经擦黑了。我们向车站值班的工人要了些开水，就着随身带来的干粮，算是吃了晚饭。天大黑的时候，下起了小雨，候车室的灯光招来了数不清的小螃蟹，有的甚至爬进了屋。可惜螃蟹都非常小，否则我们一定抓些留着吃。估计9点左右，车站停了电，候车室内外一片黑暗。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我们各自躺在一个椅了上早早睡了觉。
半夜，我俩同时被一阵奇痒弄醒。嘉材打开他带来的手电，没找到什么虫子，估计是跳蚤。我们把裤脚、袖口用手绢、绳头扎紧，又继续躺下睡。
不大工夫，我俩再次被咬醒，刚才扎紧的地方，鼓起一圈包。我们肯定了作恶的虫子就在身边，就在天花板、墙壁、地面仔细找起米。无意中我看了一下椅子面的下面，竟密密麻麻藏了一层通红透亮的臭虫！因为吃饱了我们的血，大大小小全是圆鼓鼓的，个儿大的比黄豆还大。我们不愿用手去碰它们，一人拿块鹅卵石去碾，只听见噼噼啪啪的爆裂声，一会儿石头、椅子都被血染红。也有许多个儿小的，动作灵活，逃到了木头的缝隙里边，不好消灭。
我俩吓得再也不敢往椅子上坐，就站着熬了三个多小时，直到来了去北戴河方向的火车，我们赶快逃离了这里。
我们顺利地到了北戴河，因为没有票，不能从出站口出站，顺着铁道走了一会儿，远离了站台，自然也就出了站。不靠任何人的帮助也能实现旅游的愿望，我们心里特别高兴。急忙给家里的人打电话，告诉他们该注意的事和会合的地点。然后迫不及待地去看大海。办完了这两件大事，我们又要去找当天晚上住的地方。
不知怎么绕来绕去，在风景如画、绿树成荫的半山腰，我们发现了一处隐藏着的别墅，别墅里空无一人。从没有关严的窗户进去，看到屋里家具一应俱全，而且很讲究，只是空空的没有任何生活用品。看起来这所房子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人来住了，我们在这过夜是绝好的场所，也省得它在这里白白地浪费。
我们正在得意之际，忽然冒出来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不客气地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知道对这种人客气了反而坏事，就反问他是干什么的。他理直气壮地说是“中直”的。原来所谓“中直”是“中央直属机关”的简称，足可以吓倒一大片人，可是偏偏遇上了我这个不知“中直”为何物的人。于是我没好气地说：“什么‘中直’不‘中直’的，我还是‘中歪’的呢！”
我们的强硬，立刻让他矮了半截，口气也随之软了下来。他解释说，这个别墅原本是某个大官儿专用，现在这个大官儿没了势力，上级规定仍然不许外人靠近，他就是负责保卫的。我们和他商量，别墅闲着也是闲着，我们借住一宿有什么不好。他说：“这种别墅在山坡上多了，哪个不是都闲着？文革前这些大官儿们没倒的时候，这些别墅一年也就用上几天，大部分时间也就是这么闲着。闲着也不许别人住，得考虑首长安全，我们不算经济账。”他求我们别给他找麻烦，千万离开这里。
年轻人血气方刚，都有吃软不吃硬的毛病，看到人家为难了，也就不再坚持，离开了那里。一边走，我一边想，幸亏是在现在，要是在文革前，就冲我们扒乘火车、闯入禁区，足够判我们劳动教养的了。
我们还得回车站，一来那里可以过夜，二来还要在车站迎接我们的“大队人马”。【待续】
说明：本文来源于“私人史”，选自《我家》，遇罗文／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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