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的空间浪潮已经兴起，这些空间既迎合了城市的流行偏好，又挑战了现状。
Fig. | 偶然的邂逅，塑造了这家灵感来自旧日东京的画廊
推荐人：Andrew Maerkle
（撰稿人、编辑和翻译，现居日本东京）
作为当代另类艺廊Fig.的经营者，艺术家久保田隆之（Takayuki Kubota）告诉我，他正在寻求建立一种不那么专业化的展览路径——我不禁确认了下自己是否听错。他是在工作了一整天后，通过Zoom上对我说这些话的，而且有些词不达意。可能我的困惑也与日语的特性有关，日语的表意通常有延后性，心急的观众总是没等说话者完成陈述前就匆忙下结论。久保田在2016年回到日本之前曾就读于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因此“专业化”这个词会让人联想到艺术家试图将国际标准的那一套照搬回国。但他说的不是这个，对吗？不，久保田澄清道。他在探索一种拒绝扩张和制度化空间的可能。
三好彼流（Karu Miyoshi），《这个地方与地下室相连》（This place is connected to the basement），2024，摄影：Hanayo
久保田的立场代表了近年来日本思想转向“去增长”的转变，马克思主义哲学、畅销书作家斋藤幸平（Kohei Saito）在《人类世的“资本论”》（2020）一书中拥护了这一观点。Fig. 成立于2017年，以紧密而小巧的方式运行。久保田一个人包揽了从布展到行政管理的所有工作，同时保持着自己的艺术创作，并在他获得本科学位的天普大学日本校区教授艺术。久保田尽量避免陷入一封一封写资助申请信的困境，他主要通过销售展出的艺术作品来维持Fig.，并以自己微薄的收入作为补充。直到最近，他还一直住在这个空间里。这个空间是一个改造过的小房间，位于商业画廊 Misako & Rosen和画廊主Taka Ishii于Tree-ness House（一个位于大冢社区的多层建筑）的住宅之间。
在这种条件下，Fig.的展览必然是偶发性的，但久保田却悄然组织了一系列特立独行的项目，在非传统的语境下脱颖而出。2018年初，他策划第一期的项目，其中就有艺术家冈田理 （Shizuka Okada）的展览。冈田创作了一组超现实主义的陶瓷雕塑装置——比如像畸形的手和石化的绳圈——放置在多层的木架上，蜿蜒穿过空间，空间的一侧被一处高高的平台切分为二。一年后，艺术家空间XYZ collective的 COBRA 也来了，在房间里布满了诱饵上画有卡通奶酪图案小画的捕鼠器。此外，久保田也带来一些国际艺术家的展览，如巴塞尔的多媒体艺术家汉娜·威尔克（Hannah Weinberger）和德国画家大卫·奥斯特罗夫斯基（David Ostrowski）。
歌舞伎表演，浅草，2024 年，摄影：Hanayo
久保田说，他的项目都是机缘巧合下形成的；与泰勒•科伯恩（Tyler Coburn）的合作就是如此。2023年初，这位来自纽约的艺术家在Tokyo Arts and Space驻留期间偶然拜访了Fig.，现场就与久保田交流起了艺术观点。几个月后，科伯恩为了“机器人制造机器人”（Robots Building Robots）项目再次回到东京，这是他对日本机器人公司FANUC及其自动化制造进行的长达十年的小型研究。科伯恩为其中一个名为Taka（2023）的机器人编写了程序，让它在久保田外出工作时为他完成工作室的工作。
我认为 Fig. 是一个洞或口袋，
具有包容性。”
—— 久保田隆之
久保田在谈论他的想法时提到几个先例，其中之一是1951年至1957年间活跃于东京的竹宫画廊（Takemiya Gallery）。这家不起眼的画廊设在一家艺术用品店内，实际上由前卫评论家泷口修造（Shuzo Takiguchi）担任策展人，它帮助一些日本最具标志性的艺术家开启了职业生涯，包括河原温和草间弥生等。久保田还提到战后日本盛行的画廊租赁制度也是启发他的灵感之一。虽然在今天，艺术家为使用空间而向画廊支付费用的想法令人震惊，但当时的画廊租赁促进了20世纪60-70年代的非商业艺术实验，如“反艺术”（anti-art）和 “物派”（Mono-ha）运动，并为非主流艺术家提供了平台。（事实上，久保田刚出道时就在租来的画廊空间内举办了他的首次展览。）
青梅祭，2023，祭典档案，摄影：Hanayo
将这种历史脉络与当代的、网络化的体验联系在一起，久保田拥抱了非正式结构的灵活性，也面临可持续的实践挑战。他谦逊地说：“我认为Fig.是一个洞或口袋，具有包容性。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在东京这样的地方进行一些其他空间不会考虑的项目。”
Lavender Opener Chair·灯明| 远离东京市中心的前沿画廊，用艺术与美食抚慰人心
| 推荐人：Azby Brown（目前居住在日本横滨，公民科学组织Safecast的首席研究员，该组织致力于创建环境数据库。）
在二月一个寒冷的傍晚，我在荒川区的尾久站下站，这里离市中心很是遥远。直到近期，这个北部街区还不在任何人的当代艺术目的地的名单里，但那天晚上，我在那里拜访了Lavender Opener Chair·灯明，那是一个由艺术家经营的画廊和咖啡馆。从车站出来步行十分钟，我来到一条安静又显得陈旧的商店街，画廊的外观并不起眼，以至于我竟然两次走过头。
三好彼流（Karu Miyoshi），《玫瑰舞》（rose dance），2023，摄影：Hanayo
不过这样的周折反而增加了Lavender Opener Chair·灯明的吸引力。自2020年成立以来，许多人都乐意跋涉而来，欣赏艺术作品，或是在后面的七座餐吧灯明小聚。我刚到不久，左手边就来了一位年轻的收藏家，他带来一瓶好酒与我们分享。我与以前的一位艺术系学生不期而遇，在我右边落座。一对外国艺术家也来了，他们是来参加东京艺术博览会的。咖啡馆坐满了人，夜晚变得喧闹起来。这是这里的常态。
当画廊的联合创始人冨樫达彦（Tatsuhiko Togashi）、大原洋子（Yoko Daihara）和渡边阳平（Yohei Watanabe）决定开设一个空间时，他们决意促进社区的发展，并希望这能帮助他们在这个城市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中生存下去。渡边和冨樫是在东京艺术大学认识的，不久后又与大原相识。富樫曾在荷兰生活了两年半，2019 年才回到日本，他向我描述说，“带厨房的共享工作室”的概念逐渐演变为“带咖啡馆的画廊”。画廊名字的灵感来自他们在东京一家咖啡馆里看到的奇怪椅子，薰衣草色，椅子的靠背形状像是开瓶器。富樫虽然没有餐饮经验，但喜欢烹饪，于是成为了咖啡馆的主厨。2020年咖啡馆开业时，正是疫情最严重的时期，日本不对国际游客开放，鼓励国民待在家里，展览近乎停摆。
稻田翔平（Shohei Inada）肖像，2024，摄影：Hanayo
在空间开放的四年来，每个创始人只展出过一次自己的作品，Lavender Opener Chair·灯明避免自身成为某种自我宣传的项目——对于艺术家运营的空间来说并非不常见。相反，他们展示的是他们认为值得支持的作品；销售并非关注重点。他们的项目丰富多样。我参观时，画廊正在展出稻田翔平（Shohei Inada）细致的点状图案绘画。雕塑家出身的画家武田龙（Ryu Takeda）曾在画廊举办过两场展览：一场展出了他意义模糊而精妙的超现实拼贴画，另一场展出了他的纸上粉彩画和手工陶瓷。去年，来自维也纳的艺术家多田佳那子（Kanako Tada）展出了以彩色文字和线性元素为特色的织物刺绣以及绘画作品。冨樫达彦介绍说，空间选择艺术家的重要标准是来自三位创始人的一致认可——作品既有趣，又严谨。他们对曝光率过高的艺术家不太感兴趣。这使得该画廊以介绍新兴的和被低估的艺术家而闻名。
在缺乏艺术评论的日本
观点更有可能在这种自由的环境中产生
Lavender Opener Chair·灯明的创立是为了解决东京当代艺术界长期存在的问题——艺术家自营空间的缺乏以及日益商业化的趋势，导致年轻艺术家越来越少有地方展示作品。它还试图证明，艺术空间可以在东京历史上不太支持艺术的地区蓬勃发展。画廊还扮演着东京曾经普遍存在的“出租画廊”（kashi-garo）的角色，即艺术家只需支付少量费用即可租用的小型画廊。在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日本当代艺术家的商业机会非常稀缺，大多数艺术家（包括许多现在已经声名显赫的艺术家）都是在这类空间举办首次展览，它们就像非正式的沙龙，平易近人，对知名艺术家开放也欢迎学生前来使用。“出租画廊”往往聚集在市中心，但在过去几十年里，它们几乎完全消失了。作为一个艺术家和其他人可以自由聚会的地方，Lavender Opener Chair ·灯明填补了这一社交空白，提供一处轻松的咖啡馆情景，非常符合当下的需求。在日本，无论是平面媒体还是网络媒体，几乎都没有公开的艺术评论，而在这种自由的环境中，人们更有可能进行不带偏见的观点碰撞，一边啜饮啤酒或是品尝葡萄酒、共进晚餐，一边畅谈艺术。
三好彼流（Karu Miyoshi），《玫瑰舞》（rose dance），2023，摄影：Hanayo
Tenko Presents | 在城市里流动的画廊，试着跨越代际
| 推荐人：Andrew Durbin （《frieze》杂志主编、他的著作《The Wonderful World That Almost Was》即将于2025年由 FSG 出版。）
我第一次见到中岛天子·格伦温克（Tenko Nakajima Glenewinkel）是在日本解除COVID-19限制并于2022年11月重新对国际游客开放后不久。我在东京的最后一晚，她邀请我去Lavender Opener Chair画廊里的餐厅Tomhei Diner。艺术家玛丽西亚·帕鲁泽尔（Marysia Paruzel）也加入了我们，她刚刚在市中心一个未完工的建筑工地上举办了展览“Human Bites”，这也是Tenko新开设的同名巡回项目空间的首场展览。由于我第二天要赶早班机，所以错过了展览现场，但从照片上看，展览与作品都指向了画廊想要模糊艺术作品、画廊和城市之间界限的意图；这些照片是一种印象派式的记录，而非冷冰冰的文献。一把系着气球的雨伞被放置在画廊的阳台上；另一张照片中，这把伞被塞进了街上的一个电话亭里。下一个展览——艺术家是山本竜基（Raiki Yamamoto）——将会在一个卧室中展出。
Tenko在柏林和东京长大，在伦敦中央圣马丁学院接受教育，在那里，年轻艺术家经常在非常规的空间中举办展览——仓库、地下室、厕所、酒吧。即使这意味着要跋涉到城郊。每个人也都会来捧场，开幕酒会是彻夜的狂欢，而清理工作看起来就像是拆除搭建。疫情期间，她注意到东京有许多半废弃的建筑，非常适合举办“场外”展览。但这种模式在日本很少见。在白立方中举办的开幕式大多数都很保守、安静且枯燥，下午5点左右就结束了。她创办了Tenko Presents，为艺术界注入新的活力，同时架起国际和本地社区之间的桥梁。
Tenko Presents, 2024，摄影：Hanayo
“我从来不会在不认识[艺术家]的情况下去接触他们，”她告诉我。一些来访的艺术家甚至曾住在她的公寓里。并非因为他们是密友；今年六月，她举办了一场英国画家艾伦·迈克尔（Alan Michael）的画展。她效仿了1980年代科隆艺术圈的做法，当时这个西德城市有着紧密相连的社区，画家、雕塑家和经销商们亲密无间。Tenko称之为“家庭式”的这种做法跨越了代沟；她特别不想被视为只迎合“厌倦生活的25岁青年”。
Tenko坦言：“这里有很深的代际鸿沟。”不过，她仍希望将Tenko Presents能吸引更多元化的观众。今年夏天，画廊将举办莫拉格·凯尔（Morag Keil）的新展，展览将分布在Tenko的公寓楼的多个楼层——这是一栋老旧的公房，住户多为退休人员。凯尔将在大楼的多个楼层中展示一系列她笔下的苏格兰城堡，这题材在退休人群中颇受欢迎。每当电梯门打开时，居民们都会看到这些作品。
当我问起画廊对东京这座城市意味着什么时，Tenko说，她欣赏这座城市对商业空间、咖啡馆、时装店等场所对艺术“流行”的开放态度，尽管在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一些老牌画廊有时会采取保守策略。在这方面，日本艺术界与西方同行并无太大区别，后者也面临着残酷的经济压力，城市艺术社区的发展被挤压，包括中小型画廊、艺术家经营的空间和非营利机构。尽管柏林、伦敦和纽约在艺术实验方面颇有建树，但这些城市对“严肃”、“专业”的场所有着严格的限制，而东京很少遵循这一点。经验铁律是：你不能只卖咖啡而不卖“真正的”画作。然而，年轻的日本经销商并没有回避艺术、美食和时尚的融合。毕竟，我第一次和Tenko约见的餐厅就是画廊的一部分。
4649 画廊，2024， 摄影：Hanayo
“展览不一定总是那么排外，”Tenko说，”我希望所有人都能看到它们。”寻找新空间的过程可能很累人。我问她是否考虑在东京开一家固定的实体空间，她摇了摇头。目前，她喜欢流动性和自由。她可以收拾行李飞到墨西哥——就像她最近所做的那样——与艺术家一起创作。她解释道：“我喜欢在不同地方之间架起一座桥梁。”通常，只有当你的计划灵活多变、需求不那么迫切时，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点。但她并不排除最终固定下来的可能性。“也许从长远来看，会。”她说。但只有到那时，她的名片上才会印上地址，她的名字才会出现在画廊的大门上。她还没有准备好。
The 5th Floor | 一个激进非营利组织，去做那些博物馆和画廊不去做的项目
| 推荐人：Taro Nettleton（坦普尔大学日本分校艺术史副教授）
尽管自称是“游乐场”，但事实上，The 5th Floor是东京策划最精妙的非营利性展览空间之一。The 5th Floor 位于根津，由一间公司宿舍改建而成，共有三个简陋的房间。根津是一个古老的居民区，遍布着许多小商店，是人们散步的好去处。现任总监兼策展人岩田知哉（Tomoya Iwata）自2022年起负责该空间的运营，他的目标是实现其他地方难以实现的策展项目，并为年轻策展人提供磨炼技能的舞台。因此，在这里经常可以看到内部策展人和客座策展人共同组织的项目，具有实验性且富有诗意。早春的某一天，岩田先生向我解释说，The 5th Floor并不是一个反体制的空间，而是一个平行的、替代性的空间。
The 5th Floor，2024， 摄影：Hanayo
随着全球对当代艺术的需求持续上升，加之博览会、展览和双年展的数量不断增加，许多艺术家发现自己过于专注于创作，以至于没有时间反思自己不断发展的实践。为了应对这种情况，The 5th Floor举办了小型回顾展“年度刹车”（ANNUAL BRAKE）。该系列展览有意识地远离资本主义对生产力和利润的强调，要求艺术家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往作品，并邀请他们展出那些在商业画廊或机构中难以找到容身之地的作品。
The 5th Floor旨在同时成为助力艺术起飞的跑道，
以及让更多非常规艺术得以展示的着陆带。
例如，在2022年的展览中，松田修（Osamu Matsuda）展示了其早期循环视频《马里奥之死与9.11一样多》（Mario Dying as Many Lives as 9.11，2003）和《DV春丽被击倒》（DV Chun-li Getting Socked，2004），这些视频使用了《超级马里奥》（Super Mario，1985年至今）和《街头霸王》（Street Fighter，1987年至今）中的片段。岩田暗示，这些作品由于版权问题无法在商业画廊展出，而这次展览为艺术家提供了分享这些作品的机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松田的另一件作品《对不起，我出生了》（I’m sorry I was born，2018）——使用了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的录像——不得不在The 5th Floor所在楼宇的业主表示担心会冒犯当地居民后，被转移到另一个匿名的地方。
克里斯托弗·洛登（Christopher Loden），“迷失在亚洲”27俱乐部（ ‘Lost in Asia’ at the27club），2023年，摄影：Hanayo
岩田希望The 5th Floor 能够成为有相似愿景的艺术家、策展人和非营利组织之间泛亚联系的枢纽。虽然亚洲各地都有类似的场所，但语言差异和资金短缺限制了它们在地域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对此，岩田正与其他策展人合作，创建亚洲艺术档案网络，以促进对该领域的未来研究。最终，他计划组织研讨会和出版刊物，更广泛地传播这些档案。
岩田与三星美术馆Leeum的策展人、艺术作家团体“黄笔俱乐部”（Yellow Pen Club）的联合创始人柳智媛（Jiwon Yu）围绕着独立艺术空间运营的话题进行系列对话，于去年年底发表了第一期内容。同年，岩田参加了黄笔俱乐部以及曼谷独立艺术空间Speedy Grandma的讨论。通过这些对话——以及The 5th Floor自身的驻馆策展人项目、与海外艺术家、策展人和机构的合作——岩田旨在研究本地艺术场景，同时在亚洲及其他地区建立新的联系。
Lavender Opener Chair/ Tohmei Diner，2024，摄影：Hanayo
今年2月，The 5th Floor 宣布了一项“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众筹计划，以维持其自主性并进一步发展其业务。许多艺术家和策展人纷纷支持这个空间，认为其具有挑战性和实验性的展览计划以及慷慨提供的关怀和机会不仅对东京艺术界至关重要，而且对他们的个人实践（无论是艺术还是策展）都有深远影响。松田评论道：“在东京独一无二的是，[The 5th Floor是]策展人的空间，而不是艺术家的空间……他们尊重艺术家，不仅体现在口头上，在报酬上也是……”。东京艺术家Anais-karenin证实，The 5th Floor支持她“追求生态学和后殖民主义的交叉研究，这是日本艺术界中一个不寻常的主题。”最重要的是，The 5th Floor 之所以受到珍视，是因为它既能激发灵感，又能提供思考的空间。正如岩田在分别时告诉我的那样，The 5th Floor 旨在同时成为助力艺术起飞的跑道，以及让更多非常规艺术得以展示的着陆带。
*本文首发于《frieze》第244期，标题为“东京值得关注的4家画廊（4 Galleries to Watch in Tokyo）。由 ANDREW MAERKLE、 AZBY BROWN、ANDREW DURBIN 和 TARO NETTLETON 推荐并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