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弗里兹伦敦博览会将探索超现实主义运动的标志性艺术家和艺术遗产，庆贺诗人、作家和精神病学家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的“超现实主义宣言”（Manifeste du surréalisme）出版100周年。该宣言提出“梦的万能”（the omnipotence of dream）概念。
超现实主义起源于达达主义的反传统主义，受到马克思主义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和怪异理论影响，最初在巴黎由一群男性作家和艺术家支持，后来迅速扩大了其社会、政治和全球影响力。
Dorothea Tanning
Fatala
1947. Oil on canvas
25 × 18 cm
Courtesy: Gallery Wendi Norris, San Francisco
弗里兹大师展将超现实主义历史上被边缘化的艺术家被推向幕前，包括多拉·玛尔（Dora Maar）、巴亚·马希丁（Baya Mahieddine）和朱莉安娜·塞拉芬（Juliana Seraphim）。此外，博览会还将带来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和曼·雷（Man Ray）的标志性作品，以及利奥诺拉·卡林顿（Leonora Carrington）、莱昂诺尔·菲尼（Leonor Fini）、梅雷特·奥本海姆（Meret Oppenheim）和多萝西娅·坦宁（Dorothea Tanning）的反叛作品，这些艺术家质疑男性同行将超现实主义色情化。
超现实主义与当代政治和社会经验同步发展，这一点可通过弗里兹伦敦展预见。艺术家卡罗尔·博夫（Carol Bove）、池村玲子（Leiko Ikemura）、凯蒂·卡帕纳泽（Keti Kapanadze）、littlewhitehead和姜小蛮（Nova Jiang）在博览会上首次展出新作品，他们的艺术实践反映了超现实主义的持久影响力，并从超现实主义关于性别、梦境和自然的观点中获得了无尽灵感。
高古轩画廊｜D12
卡罗尔·博夫（Carol Bove）
“艺术界人士曾厌恶弗洛伊德潜意识理论和色情的、形象化的超现实主义。”
—— 卡罗尔·博夫（Carol Bove）
Carol Bove
Grove I
2024. Steel, stainless steel, and urethane paint.
305 × 91 × 46 cm.
© Carol Bove. Courtesy: the artist and Gagosian.
Photo: Maris Hutchinson
超现实主义的颠覆精神魅力依旧。对于在弗里兹伦敦艺术博览会上与高古轩画廊合作展出新钢质雕塑的卡罗尔·博夫（Carol Bove）来说，21世纪初艺术界对超现实主义的厌恶激起了她的兴趣：“我大约20年前开始思考超现实主义。当时，艺术界人士对直言不讳的直觉感到不安。他们认为自己是严肃而理性的，因此厌恶超现实主义中弗洛伊德式色情的、图像化的潜意识。正是这种集体的尴尬引起了我的注意。”
Weinstein Gallery｜D6
库尔特·塞利格曼（Kurt Seligmann）
Kurt Seligmann Switzerland
Le génie de la conviction
1943. Mixed media on masonite
1.2 × 1.5 m
Courtesy: Weinstein Gallery
库尔特·塞利格曼（Kurt Seligmann）是20世纪30年代那群每日聚集在巴黎双叟咖啡馆超现实主义者之一。塞利格曼和他的同时代人一样，深受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影响，他将潜意识中产生的图像融入绘画和版画中。但塞利格曼的作品同时还带有瑞士-德国中世纪艺术史的痕迹，那些黑暗、痛苦的画面是他成长中的一部分。塞利格曼的作品位于人类和非人类的边缘，在弗里兹大师展由Weinstein Gallery策划的个展“魔法之镜”（Frieze Masters）中展出。
The Gallery of Everything｜Spotlight, S4
伊娃·斯凡克马耶洛娃（Eva Švankmajerová）
Eva Švankmajerová
Unos Synů Leukippovych (The Kidnapping of the Sons of Leucippus) (after Rubens)
1969. Oil on canvas
1.7 × 1.5 m
Courtesy: The Gallery of Everything
伊娃·斯凡克马耶洛娃（Eva Švankmajerová）同样将怪诞的概念延伸到了过去。斯凡克马耶洛娃是20世纪70年代布拉格超现实主义的主要倡导者，她发掘了捷克民俗意象的超现实主义潜力。斯凡克马耶洛娃的画作充斥着零碎的解剖和文字，例如她的“谜题”（Rébusy，1966-68）系列融入了她对木偶戏的研究。斯凡克马耶洛娃30多年来首次在英国举办个展，在弗里兹大师展上，The Gallery of Everything展示了斯凡克马耶洛娃大胆的戏仿系列“解放周期”（Emancipačním Cyklem，1967-69），呈现梦幻般的意象。
Richard Saltoun Gallery｜S8
朱莉安娜·塞拉芬（Juliana Seraphim）
Juliana Seraphim
Hermaphrodite figures
1974. Oil on canvas
50 × 60 cm.
Courtesy: Richard Saltoun
黎巴嫩画家朱莉安娜·塞拉芬（Juliana Seraphim）首次在英国与理查德·萨尔顿（Richard Saltoun）一起举办个展，展出她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的作品。塞拉芬的创作方法将梦幻、植物、性感和城市意象层层叠加，将超现实主义的字面意义表现为超越现实。塞拉芬写道：“我的画作来自内心深处。它们是超现实的，无法解释的。”过去和现在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都对“超现实”和“无法解释”的呼应。
里森画廊｜D1
池村玲子（Leiko Ikemura）
“我的世界充满了精神的紧张感。”
——池村玲子（Leiko Ikemura）
Leiko Ikemura
Lying Head
2020–21. Cast glass
14 × 33 × 24 cm
© Leiko Ikemura. Courtesy: the artist and Lisson Gallery
对于池村玲子来说，与无法解释的事物的邂逅为她的“内心生活”提供了一条“生动的路径”：“通常，当我在绘画时，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我的身体会在潜意识中创造出我的想象。我的世界充满了精神上的紧张感。有时它是暴力和痛苦的。它来自于对各种能量综合的渴望。”在伦敦弗里兹艺博会上，池村玲子通过陶瓷、玻璃和油漆，将这种无法言喻的紧张感描绘到人类和动物等题材的表面，将它们悬浮在梦境和现实之间。
Union Pacific｜A5
姜小蛮（Nova Jiang）
“令人吃惊的画面可以削弱压迫性意识形态。”
——姜小蛮（Nova Jiang）
Nova Jiang
Future
2024. Oil on panel
46 × 46 cm
Courtesy: the artist and Union Pacific
在艺术家姜小蛮（Nova Jiang）看来，这种不知疲倦地创造意想不到的事物的能力是超现实主义遗产中最引人注目的元素。姜小蛮认为，“令人惊讶的图像仍然可以真实地反映我们的潜意识，并削弱压迫性意识形态。”她感兴趣的是“潜意识与日常物品世界相遇的方式，以及思想和身体行为之间的重叠。”姜小蛮的细致构图似乎与早期超现实主义所提倡的抽搐式、自动创作相去甚远。在“未来”（Future，2024）中，一个明亮的乳黄色柠檬从玻璃杯中长出，没有叶子，它的茎刚好浸入水中。Union Pacific将在弗里兹伦敦艺博会带来姜小蛮的作品，展览发起问题：超现实主义是否可以被感知、被精心呈现，以及这种时间性的特征是否更为强大。
Prahlad Bubbar｜G3
曼·雷（Man Ray）
Man Ray
Demain
1929/62. Gelatin silver print
29 × 20 cm
Courtesy: Prahlad Bubbar
从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开始到20世纪末，男性超现实主义者对潜意识的追求往往是一种情色幻想，他们将女性定位为他们欲望的对象。1929年，布勒东（Breton）将“女性问题”定义为“世界上最奇妙、最令人不安的问题”。同年，曼·雷（Man Ray）拍摄了“明天”（Demain，1929/62），这张照片以激进的双重曝光方式描绘了他的缪斯女神琪琪·德·蒙帕纳斯（Kiki de Montparnasse），由Prahlad Bubbar在弗里兹大师展的“超现实主义者的眼睛”（The Surrealist’s Eye）展览中展出。
Loeve&Co｜S21
多拉·玛尔（Dora Maar）
Dora Maar
Untitled (Landscape)
Oil on paper
18 × 24 cm
Courtesy: Loeve&Co
曼·雷的另一位巴黎模特是超现实主义者多拉·玛尔（Dora Maar），她自己也拥有开创性的摄影事业。在弗里兹大师展上，Loeve&Co展示了玛尔鲜为人知的绘画实践，包括她于1950-70年间在画布和纸上创作的一组从未公开过的抽象风景画，当时玛尔正处于一段痛苦时期，包括与巴勃罗·毕加索的关系破裂。当玛尔的同行们散布她疯癫的谣言时，她隐居在法国南部，孜孜不倦地创作绘画，创造出一种非凡而多彩的想象。
Gallery Wendi Norris｜F16
利奥诺拉·卡林顿（Leonora Carrington）
“我没有时间成为任何人的缪斯女神。”
—— 利奥诺拉·卡林顿
Leonora Carrington
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Mink
1956. Ink on paper
31 × 51 cm
Courtesy: Gallery Wendi Norris, San Francisco
与玛尔不同，利奥诺拉·卡林顿“没有时间成为任何人的缪斯女神”。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卡灵顿离开伦敦前往巴黎，逃离欧洲前往美国，于1942年抵达墨西哥城，并在那里度过了余生。Wendi Norris在弗里兹大师展上策划的展览“心灵风景”（Landscapes of the Mind）颂扬了墨西哥和美国文化对卡灵顿、沃尔夫冈·帕伦（Wolfgang Paalen）、爱丽丝·拉洪（Alice Rahon）和多萝西娅·坦宁（Dorothea Tanning）等艺术家的超现实主义的影响。卡灵顿的神秘画作中充满了神话般的、受凯尔特人启发的生物，这些混合形式玩弄性别和人性，也出现在青铜中，例如今年弗里兹雕塑展的亮点作品“舞者”（El Bailarín，2011）。
Galerie Minsky｜F14
莱昂诺尔·菲尼（Leonor Fini），坦尼斯劳·莱普（Stanislao Lepri）
Leonor Fini
Les Baigneuses (The Bathers)
1972. Oil on canvas
73 × 118 cm
Courtesy: Galerie Minsky
Stanislao Lepri
Langage nocturne
1975. Oil on canvas
74 × 51 cm
Courtesy: Galerie Minsky
作为20世纪30年代巴黎的当代艺术家，卡林顿和莱昂诺尔·菲尼都认为“超现实主义”的标签具有局限性。菲尼的回顾展将于2025年在米兰王宫开幕，她在画布上探索表演、雌雄同体和欲望的主题，她经常描绘与她相似的女性狮身人面像。Galerie Minsky在弗里兹大师展上精心策划的展览让观众沉浸在菲尼与她的搭档斯坦尼斯劳·莱普（Stanislao Lepri）里共同打造的梦境世界中。
Elmarsa Gallery｜S13
贝亚·马希丁（Baya Mahieddine）
Baya Mahieddine
Femme à la coiffe
1979. Gouache on paper
100 × 75 cm
Courtesy: Elmarsa Gallery
阿尔及利亚艺术家贝亚·马希丁（Baya Mahieddine）16岁时便在欧洲崭露头角，当时她的首次个展由Breton组织。尽管贝亚与超现实主义者有联系，但她声称自己的风格是“贝亚主义”。Elmarsa Gallery在弗里兹大师展上展出了其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作品，突出了影响贝亚创作的社会文化背景，而人们往往将这位艺术家与超现实主义运动联系起来，而这些背景往往被忽略。
Gallery Artbeat｜F16
凯蒂·卡帕纳泽（Keti Kapanadze）
Keti Kapanadze
Betwixt 2
2018. Wood and plastic
240 × 423 × 39 cm
Courtesy: the artist and Gallery Artbeat
过去和现在的艺术家都找到了自己的方式通向超现实主义并超越超现实主义。Gallery Artbeat 将在弗里兹伦敦艺博会上带来格鲁吉亚概念艺术家凯蒂·卡帕纳泽（Keti Kapanadze）的实验装置、摄影和文字作品。她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创作艺术时并不知道自己在使用超现实主义方法。“在苏联格鲁吉亚，来自西方的文化信息非常少而且支离破碎，我只能在想象中完成它，”卡帕纳泽解释道，“我写作，但不知道超现实主义者也使用了这种方法。”卡帕纳泽寻求“通过短暂的阴影来解释我们的宇宙。”
布勒东的宣言发表一百年后，现代和当代艺术中最具变革性的潮流开始，弗里兹伦敦艺术博览会和弗里兹大师的艺术家颠覆并扩展了超现实主义的主题、政治和物质相关性。超现实主义提倡内在沉淀，不受理性的阻碍，它将永远拥有与艺术家一同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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