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视角独特，不是按历史发展的时间轴来讲述和评论不同时代的各类文学作品，而是从文学体裁的分类视角来进行叙述和评论;既有以史料挖掘为主的对和文、汉文之文体变化的历史性研究,也有以对代表性作品的知识阐述和审美评价为主的学问化研究。
第二,粗细有致,在论及各类文学体裁的文学史中,既有对各类文学作品的总结概述，也有对各类文学代表作的具体详述;既有对作品的大致评论，又有对作品原文中代表性段落的具体引用;既零星引入别人的看法，又主要融入作者本人对作品的个性化理解。
第三,内容新颖,与介绍文学发展的其他文学史著作不同，本书不是以对各时代各类型文学思潮、文学作品、文学结社的常识简介为主要内容,而是以自己对各时代的各类文学形态、文学思潮、文学代表作的审美评价为主要内容。
第四,思路清晰，从第一章到第八章，评价了各类文学体裁及其具体代表作品的具体情况，第九章则横向梳理了各个时代的各类文学形态的综合情况。
考虑以上原因,本着体现原文与译文在内容和形式上相对应的主要原则，我们以直译、查译、意译为主要方法，以实现语际翻译的“信、达、雅”为主要目标,顺利完成了近三十万字的翻译工作。细想整个翻译过程,收获和感触颇多，主要有以下几点，愿与各位读者同仁共享:
一、因原著的主线以追溯文体的发展为主,故对日语原文中所引用的不同文体的作品原文进行翻译时，分别使用和文、汉文等不同形式的文体，即同样都是原文摘录,但翻译后的文体为和文、汉文、和汉混合文、口语体、半口语体、文言体等不同形式。
二、考虑到文中所引用的原文的语言特点不同译文的语言表述特点也有所不同。比如,在第七章《说唱文艺史》部分,为体现说唱故事的语言特点，译文中采用了“话说......”这种说唱形式。在《诗歌史》部分,为体现神歌谣的口语化特点，译文用语以口语为主;因初期和歌的音假名特点突出，译文中就突出其音声押韵的特点;在《古今和歌集》序言部分,因原文的汉文表意及文言文体的特点，故译文突出了其文言用语和文体特点。
三、对于文中出现的众多文学专业术语、人名、地名、作品名等专有名词和经典段落,均采用“查译”的方法,尊重和参考已有的中文译名,个别情况下进行改译。
四、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翻译第二章《诗歌史》中出现的众多和歌时,考虑到原文的汉语表意特点、日语表达特点、和歌格律形式、和歌主题表现与平假名文体的局限性等几方面的要素,结合和歌的韵字规律及五七五七七所代表的阴阳文化意义和神道意蕴(见空海的《文笔眼心抄》、藤原浜成的《歌经标式》、契冲的《古今余才抄》及心敬的《私语》等歌论著作),最后译成汉语的和歌均保持了五七五七七的格律形式和浅显易懂的和文特点，与译成汉诗式的其他和歌译文大大不同。其中日文俳句的译法也遵循了五七五的格律形式与和文特点，日文连歌的译法除了遵循五七五七七(上句)、五七五七七(下句)的形式之外,还考虑到连歌语言表现的衔接性(禁止轮回、隐题、嫌物相对、韵字、一座一句、本歌取、季语等语言特点)。这些日本诗歌的译法都打破了传统的汉诗式译法，也是本译著的最大创新和尝试之处。
因贵州财经大学赵平教授的鼓励和信任，我们得以顺利完成四、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翻译第二章《诗歌史》中出现的众多和歌时,考虑到原文的汉语表意特点、日语表达特点、和歌格律形式、和歌主题表现与平假名文体的局限性等几方面的要素,结合和歌的韵字规律及五七五七七所代表的阴阳文化意义和神道意蕴(见空海的《文笔眼心抄》、藤原浜成的《歌经标式》、契冲的《古今余才抄》及心敬的《私语》等歌论著作),最后译成汉语的和歌均保持了五七五七七的格律形式和浅显易懂的和文特点，与译成汉诗式的其他和歌译文大大不同。其中日文俳句的译法也遵循了五七五的格律形式与和文特点，日文连歌的译法除了遵循五七五七七(上句)、五七五七七(下句)的形式之外,还考虑到连歌语言表现的衔接性(禁止轮回、隐题、嫌物相对、韵字、一座一句、本歌取、季语等语言特点)。这些日本诗歌的译法都打破了传统的汉诗式译法，也是本译著的最大创新和尝试之处。
因贵州财经大学赵平教授的鼓励和信任，我们得以顺利完成本译著的翻译工作,在此深表谢意。另外,译者水平有限，文中难免有不妥之处,恳请各位学界同仁、读者提出批评和指正，以期进行修改和进步,在此也感谢大家!
徐凤、付秀梅2014年12月于曲阜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