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品研究
芥川龙之介《竹林中》的立体主义叙事探究
——基于多元视角叙事、多重时空建构的文本阐释
作者简介
秦刚,男,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近现代日本文学。
内容提要
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竹林中》以其独特的叙事结构和深邃的主题内涵备受瞩目,该作品是对《今昔物语集》的一个故事的改写与重构,作者还可能借鉴了英国诗人勃朗宁的长诗《指环与书》以及美国小说家比尔斯的《月夜黄泉路》等西方文学的叙事结构。此外,该小说的女性角色形象塑造可能受到了作者在北京观看过的昆曲《蝴蝶梦》的影响。本文旨在深入探讨《竹林中》所采用的多元视角叙事及多重时空拼接的非线性叙事结构,将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作为解读其复杂的叙事逻辑的重要工具,并与毕加索的立体主义绘画中对同一对象从多个视角进行解构与重组的绘画手法相类比,将《竹林中》定位为一篇立体主义小说。
关键词:芥川龙之介;《竹林中》;多元视角;复调小说;立体主义
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竹林中》(『藪の中』)发表于1922年1月号的知名文学杂志《新潮》。当时作者还未满三十周岁,但早已展现出超凡的小说创作才华。如今距离这篇小说问世,已过去一个世纪。《竹林中》以故事情节错综复杂、叙事结构独辟蹊径而著称,在形式表达与主题探索方面均显现出强烈的实验性和前卫性,堪称芥川龙之介在小说艺术革新领域的标志性力作。
芥川龙之介《竹林中》(秦刚等译)
对于读者而言,《竹林中》并非一部仅凭线性的文字通读即可轻易理解的作品。初读之后,读者往往会为其扑朔迷离的情节和重重交错的叙事所困惑。要真正读透这部作品,文字层面的阅读之后的反复反刍至关重要;它属于那种需要读者以高度的反思意识和批判性思维进行深层次解读的文本。这在无形之中挑战了传统的阅读方式,并将阐释的的权力交予每一个试图解开谜团的读者。如此独特的阅读感受,在世界文学经典宝库中实属罕见。
《竹林中》虽是一部篇幅仅数千字的短篇小说,却凭借其深邃内涵与创新叙事在全球范围内赢得了广泛的知名度和深远的影响力。日本著名电影导演黑泽明于1950年将其改编成电影《罗生门》(Rashōmon,编剧黑泽明、桥本忍),该片在1951年的第十二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荣膺最高荣誉——最佳影片金狮奖,并于次年斩获第二十三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外语片奖项。电影《罗生门》的成功,不仅让黑泽明在西方电影界声名鹊起,同时也使原著作者、当时已离世二十多年的芥川龙之介的名字进入欧美读者的阅读视野。
电影《罗生门》
该小说发表后,便为现代日语增添了一个比喻性的新词汇,即小说篇名“藪の中”。其语义为“真相不明”,指当事人或相关者针对同一事件的说法不一,导致事件的经过扑朔迷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电影《罗生门》的成功改编和广泛传播,将与原本的日文片名相对应的“Rashōmon”以及中文翻译“罗生门”,成功地移植到英文世界及中文文化土壤之中。在中国,“罗生门”这一外来词,无疑源自黑泽明执导的同名电影,并在21世纪以来成为中文媒体乃至日常对话中一个常用的比喻性表达,用于形容各执一词、事实复杂难辨的现象。一部短篇小说的原作和改编影片,能够为东西方不同的语言体系带来崭新的词汇与观念,这直观体现了这部作品关乎20世纪乃至当下人类共同面对的一个深刻哲学命题——如何理解和探求纷繁世界中的事物本质与真实性。
一、对《今昔物语集》故事的改写
《竹林中》在芥川龙之介的创作中属于“王朝题材”的历史小说,即从“王朝时期”的民间故事集里选取故事素材而创作的作品。“王朝时期”指天皇握有实权的日本平安时期,大约从公元9世纪到12世纪。“王朝物语”中的最重要者,当属平安末期的民间故事集《今昔物语集》。芥川龙之介的作品中有十几篇小说都取材于此,如《罗生门》《鼻子》《偷盗》《好色》《往生绘卷》等,大多集中于他的创作前期。
《竹林中》的故事素材,来自《今昔物语集》第二十九卷第二十三篇“携妻赴丹波国之男子于大江山被缚故事”(「具妻行丹波国男於大江山被縛語」)。其大致情节为,京城有个男子,因妻子是丹波国人,夫妻二人一道前往丹波国(京都西北方向)。男子身上背着插有十来支箭的箭囊,手持一张弓,妻子骑在马上,他自己步行跟随。走到大江山附近时,二人遇到一名身挎大刀的彪悍青年。这个青年主动搭讪,称自己手中的刀是把名刀,男子接过一看便有些爱不释手。青年表示对方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用弓来交换,男子认为自己的弓并非稀罕之物,用来换把名刀很划算,便答应了。青年又说只拿一张弓会让人生疑,请求再借两支箭,男子也答应了。赶上将吃午饭时分,青年壮汉将夫妇骗到远离大路的树丛深处,突然把箭搭在弓上,逼着男子放下手里的刀,然后将其捆绑在树上,又强暴了男子的妻子。之后他对女人说:“看在你的情面上饶你丈夫不死,马我就骑走了。”青年骑马离开后,妻子解开捆绑在丈夫身上的绳子抱怨道:“看你这么不中用,怕是今后也依靠不了你。”听到妻子的责备,丈夫无言以对,默默地跟着妻子继续前往丹波国。
《今昔物语集》
芥川龙之介之所以关注到这个故事,很可能是着眼于妻子在丈夫眼前遭陌生人奸污这一事件的特殊性。这样的场景如果以现代人的视角和心理来重新演绎,必定不会像千年前的“物语”一样,仅仅被当作旅途中一段意外的小插曲。与日本平安时期相比,现代人的贞操观、荣辱观,乃至生死观等,都已经发生巨大变化。
芥川龙之介改写了这个故事,而且演绎出来的故事结局完全不同于《今昔物语集》。芥川龙之介小说里的夫妇遭遇到“竹林中”的意外之后,二人的心理及彼此关系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这甚至导致了丈夫的死亡。在《今昔物语集》里,结果不过是丈夫被妻子数落几句的一个小事件,在现代小说里,却成为人命攸关的大事件。
《竹林中》的故事来源于《今昔物语集》,但经研究发现,作者还借鉴了多篇欧美文学作品中的元素。芥川龙之介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英国文学专业,对欧美文学的阅读和了解远超一般作家。《竹林中》的创作有可能汲取了来自东西方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多重养分。其中被指出的主要相关作品有以下三篇:法国13世纪传奇文学《蓬蒂厄伯爵的女儿》(La Fille du comte de Pontieu)、英国诗人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的长诗《指环与书》(The Ring and the Book)和美国作家安布罗斯·比尔斯(Ambrose Bierce)的恐怖小说《月夜黄泉路》(The Moonlit Road)。
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
《竹林中》与《指环与书》和《月夜黄泉路》之间的相通性,主要在于小说的叙事结构。《竹林中》以一名武士之死的刑事案的法庭审理展开情节,共由七个小节构成全篇,即事件的四名相关证人和三名当事者的陈述,均以第一人称叙事展开。这一结构与勃朗宁的长诗《指环与书》高度相似。《指环与书》以17世纪末发生于罗马的一桩凶杀案为情节框架,包括三名当事人在内,还有控辩双方的律师、立场不同的罗马市民、最终做出判决的教皇,先后共有九人从不同视角对同一事件展开叙述和评判。芥川曾经在1918年写给作家江口涣的书信中自称是“勃朗宁的信徒”,而且承认过勃朗宁的《戏剧抒情诗》(Dramatic Lyrics)对《竹林中》的影响。所以,《竹林中》的叙事方式很可能借鉴了《指环与书》的叙事结构。
而比尔斯的小说《月夜黄泉路》,讲述的是一桩丈夫因怀疑妻子的忠诚而将其错杀的凶杀案。对于这一事件,他们的儿子作为第三者先展开叙述,然后再由丈夫及被误杀的妻子的亡灵分别讲述事件经过。《竹林中》的三名当事人中,最后出场的也是死者的亡灵,亡灵借助巫女之口来讲述自己因何死去。让死者的声音最后出现,这个构思与《月夜黄泉路》相通。之所以有学者关注于此,是因为芥川龙之介不仅收藏和阅读过比尔斯自编的全十二卷英文版《安布罗斯·比尔斯全集》(The Collected Works of Ambrose Bierce),还是第一个将他的小说介绍到日本的人。芥川龙之介在1922年2月号《新潮》上发表的随笔《点心》中,用专门一节介绍了比尔斯,并评价说:
在建构短篇小说方面,他是无人能比的敏锐的技巧家。评论家将他视为第二个爱伦·坡(Edgar Allan Poe),在这一点上一语中的。而且,他喜欢描写的也和爱伦·坡一样,都是恐怖的超自然的世界。
安布罗斯·比尔斯(Ambrose Bierce)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芥川对比尔斯的介绍,就在《竹林中》发表的一个月后,且在同一刊物上。而且,芥川龙之介在两年后曾编纂了一套面向旧制高中的英美文学读本,《英语现代文学丛书》八卷本(The Modern Series of English Literature,兴文社,1924—1925),其中的第三卷便收入了比尔斯的《月夜黄泉路》。当然,《竹林中》和《月夜黄泉路》对死者叙述的定位是完全不同的。比尔斯的小说里,死者的视角是全知的,所掌握的信息量远超现世之人。因而,事件经过因死者的陈述最终真相大白,而芥川龙之介的小说却并非如此。
二、难以还原的现场
《竹林中》的故事素材在《今昔物语集》中,原有三名出场人物,均无姓名。小说家将其改写时,为每个人物设定了具体的身份与名字。原来故事里的青年壮汉在小说中被设定为一名远近闻名的江洋大盗,名曰多襄丸。被骗男子被命名为武弘,其身份是一名武士。武弘之妻则名曰真砂。素材源头《携妻赴丹波国之男子于大江山被缚故事》讲述的只是一起旅途中发生的强奸事件。但在芥川龙之介的笔下,这个事件还导致了另一桩死亡案。《竹林中》即以武弘之死案件审理中各人的应答,作为小说前半的叙事架构。《竹林中》前半部分共分四节,以砍柴人、行游僧、捕快(放免)、老妪四人回答庭审官“检非违使”的审问而依次展开。每节均冠以“×××回答检非违使”的小标题。
砍柴人是武士尸体的发现者,他讲述了最初发现死者时的现场状况,死者的致命伤在胸口,流出的鲜血将地上的树叶染成黑红,地面的凌乱表明曾有过激烈的争斗,地面上遗留的木梳,证明事发现场有女性出现;行游僧讲述了与武士夫妇在路上相遇时的所见,头戴面纱的女人骑在一匹桃花马上,挎着长刀、身背弓箭的武士步行相随;捕快则讲述了抓捕多襄丸时的情形,多襄丸刚从桃花马上跌落下来,他背上背着的正是武士生前佩戴的弓箭。第四个出场的老妪是真砂的母亲,她讲述了被害人生前的概况,并且交代她的女儿真砂至今下落不明。
电影《罗生门》
通过上述四人在“检非违使”面前的陈述,读者可对“竹林中”事件的主要人物及各自结局有一个基本了解,但对事件经过并不清楚。能大致推测出,武士之死以及武士妻子的失踪,都可能与被抓的江洋大盗相关。继之,小说让三名“竹林中”的当事人分别展开陈述,构成小说的后半。首先,被抓捕的多襄丸面对“检非违使”讲述了事情的经过,此段作者所加小标题为“多襄丸的供述”。
多襄丸在“供述”中表示,男人是他杀死的,但女人去了何处他并不知晓。他说在路上碰到武士夫妇,见到女人长得漂亮,就动了邪念。但要是不杀死男人就把女人抢到手当然更好,随即他心生一计,对武士说自己在山里挖开了一座古坟,里面有很多长刀,可以低价转让。于是,他将武士骗到了竹林里,并将其绑在一棵杉树上。随后,他又转身将女人也骗入竹林中。女人看到丈夫被绑在树上,便拔出短刀竭力反抗,可最终还是被多襄丸强暴。正当多襄丸要逃之夭夭时,女人拽住他说,你们两人必须死掉一个,谁活着我就跟谁走。多襄丸决意要让女人做自己的妻子,心中燃起杀掉武士的念头。他为武士解开绳子,交还长刀,之后与武士较量二十三个回合并将其杀死。可他回过身来后却发现女人早已跑掉。于是,他捡起武士的长刀和弓箭,骑上武士的桃花马夺路而逃。
多襄丸承认自己强奸了武士的妻子,随后通过一对一的决斗方式杀死了武士。他的供认不讳似乎让法庭审判的关键性悬疑迎刃而解,庭审已经可以了结。但接下来武士之妻真砂的叙述,却让“竹林中”的故事又陷入疑云。
以“女人在清水寺的忏悔”为标题展开的陈述中,真砂说自己被奸污后,看到绑在树下的丈夫,本想向其身边跑去,却被强盗踢倒在地。这时,她发现丈夫正用冰冷而鄙夷的目光看着她,这比被强盗踢倒更令她不堪承受,于是尖叫一声后便昏迷过去。当她醒来时强盗已经跑掉,而丈夫眼里依然是冰冷而鄙视的眼神。真砂对他说:“没法和你在一起了,我已决心一死,可是你看到了我被人羞辱,我不能让你活在世上。”丈夫听到此话,终于动了动嘴唇。他的嘴里塞满竹叶,发不出声音。但真砂说看到丈夫蠕动的嘴唇就看出他要说的话了,他在说“杀死我吧”。于是,她毫不犹豫地拿起短刀刺向丈夫的胸口。随后她再一次失去意识。当她醒来时,丈夫已经断气。她把绑着尸体的绳子解开,想了结自己的性命,结果用尽办法也没能死掉。这就是真砂独自在清水寺的观音菩萨面前的“忏悔”。
电影《罗生门》
真砂的叙述是从她被强暴之后开始的,她所讲述的武弘之死的事件经纬和多襄丸的“供述”大相径庭。多襄丸说他与武弘决斗二十多个回合才将其杀死,可是真砂却说,她在强盗逃走后用一把短刀杀死了丈夫。
小说最后一节为“借巫女之口的亡灵之言”,死去的武士成为讲述者。他的亡灵借助巫女之口,讲述了自己如何走到生命的尽头。武士的“亡灵”陈述道,强盗强暴了他的妻子后,开始劝妻子跟他走,而妻子竟然答应了。可当强盗拉着她要逃出竹林时,她突然对强盗嚷道:“你要把那个人给我杀掉!”这句话让强盗大惊失色,不由得一脚将其踹倒在地,然后问武士“怎么处置这个女人”。“亡灵”说,就凭这一句话,他就可以宽恕这个强盗。此时,妻子一声尖叫,向竹林深处跑去。强盗见女人跑掉,便从地上捡起刀和弓箭,将武士松绑后逃走了。武士解开身上的绳子,看到了落在地上的短刀,于是拿起来刺向自己的胸口。过了很久,有人走到他身边,从胸口处拔出了短刀,武士便坠入了另一重世界。
电影《罗生门》
小说全篇就此结束。三名当事人对于同一事件的叙述全然不同。阅读者被小说独特的叙事悬置于对核心事件充满疑惑的状态。
小说开始于砍柴人关于发现尸体的讲述,终结于尸体主人亡灵的述说。生前和妻子一同赶路的武士因何陈尸于竹林中?这是小说的叙事主线。事件的关键地点如篇名所示,为京都郊外的“竹林中”。多襄丸将偶遇的武士夫妇骗入竹林,并奸污了武士的妻子,在此将其称为“第一事件”。关于“第一事件”的发生经纬,小说文本没有给出过第二种说法,因此别无异议。然而,那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什么原因导致了武弘之死?武弘之死可以称为“第二事件”。真砂和武弘的陈述,都省略了“第一事件”的过程,从其发生后讲起,“第二事件”才是小说叙事的真正核心。可是,关于“第二事件”的发生过程,“竹林中”的当事人的叙述形成了树杈状的分散结构,三条枝杈的叙述在很多关键性情节上各执一词,相互矛盾,从而无法整合,读者无法通过线性阅读,还原出“第二事件”的因果链条与完整过程。
被誉为日本“侦探推理小说之父”的江户川乱步的处女作《二钱铜币》,其实还晚于《竹林中》一年发表。《竹林中》也曾被当作推理小说来理解和阅读。但在通常的推理小说中,当事人或嫌疑人往往会否认自己和事件相关,否认自己是杀人真凶。可是,《竹林中》的三个当事人都说自己杀了人。至于他杀或者自杀的动机为何,三人也是各有说辞。多襄丸说是女人要求他和她丈夫两个人中必须死掉一个,所以双方才用刀来一决雌雄的;真砂说强盗走后,她无法忍受丈夫鄙视的眼神,因此将其杀死,而且她还说,从丈夫的嘴唇上看出了他在说“杀死我吧”;武弘则说,妻子让强盗杀死自己,她的狠毒甚至让强盗都感到不齿,他们都离去之后,自己出于绝望,选择了自绝于人世。
当事人自说自话的陈述,为读者展示了人性的黑暗和心理的迷宫。在三者之间,特别是夫妻之间相互抵触的陈述中,足以窥探到人性的残忍、自私和冷漠,窥探到男女、夫妻之间的背叛、敌视,甚至是谋害。但因为小说中的关键性事实被悬置起来,读者无法完整地拼接或还原事件过程,无法获得阅读一个情节完整的叙事后的安心和愉悦,因此便难以释怀。用一个比喻来形容这种极为特殊的阅读感受,可能近似于被抛入冰窖后的寒冷与晕眩。而这种阅读感受,其实源于小说特殊叙事的精心设计。
三、暗含的女性偏见及其互文性
前文论及《竹林中》的叙事结构有可能受到长诗《指环与书》及小说《月夜黄泉路》的启发,但这两者虽以多元视角和声部展开叙事,所讲述的故事情节却仍完整有序,不同人的叙述构成了互补的情节链条,最终可以再现出核心事件的基本事实。而芥川龙之介在借鉴这种叙事方式的同时,刻意反其道而行,讲述了一个无法拼接出真相、无法复原出实情的故事。
然而,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前面四个证人的陈述,以及首位事件当事人多襄丸的陈述,都是在庭审法官面前的证词。而后面两个当事人的陈述,完全来自不同的场域和时空。对于文本中潜在的倾听者,即庭审法官而言,他所倾听到的信息是连贯而且完整的。他有足够的条件以对多襄丸治罪的方式了结案件的审理。
真砂的叙述以“女人在清水寺的忏悔”为题,可见其地点是在京都的清水寺,她可能是在寺院供奉的观世音菩萨面前忏悔。而借巫女之口的亡灵之言,具体地点则无法确定,倾听者为谁也成疑问。然而,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在小说构建的内在时空关系中,没有任何角色具备跨越不同叙事场域和时间维度去直接听取多方陈述的能力。这也就意味着,唯有作为文本外部观察者的读者,才能够在阅读过程中整合和对比来自不同视角的信息。小说文本所引发的困惑与思索,正源于读者所处的这一超然于文本世界的特权位置——它让读者得以从一个超越文本内部限制的“全知”角度来审视来自不同时空的故事叙述。这种全知式的阅读体验,实际上是对传统线性叙事和单一视角叙事的挑战,同时也对读者的理解和认知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读者必须通过自身的解读与重构,才能拼凑出相对完整且多维的故事图景,而且还要去试图理解这个看似没有绝对可信性、充满不确定性的故事空间。
面对小说叙事所营造的疑云密布、相互缠绕的情节链,试图寻找出事件“真相”是每个阅读者的本能。如果做侦探推理式解读的话,也是能从三人不同的叙述中找出一些破绽或可疑之处的。比如,多襄丸在激烈的白刃战中能精确计算决斗的回合,就让人难以置信。真砂强调她丈夫的眼神竟然让她失去意识,也未免过于夸张。即便信其所言,认为她的杀夫之举成立,可是她在和自己的丈夫讲话时,竟然没有把他口里塞满的竹叶取掉,显然不合情理。在对方无法讲话的情况下,她说已看出丈夫在暗示她杀死他,这也难免有武断之嫌。在武士亡灵的讲述中,也存在难以理解之处。强盗本来是祈求女人跟他走的,可为什么当女人要他杀死武士时,强盗却突然变卦并厌弃女人了?而且,武士还表示他因此能原谅强盗的一切所为,瞬间便与强盗结成了心理联盟。他的话还为作品留下一个悬念:是谁最后出现在武士的身边,从胸口处拔出了短刀?总之,每一个当事者的叙述都有其内在逻辑,也都能被挑出破绽。可是,如此反复去做推理式的分析,终将面对残破而不可解的事实碎片,难以找出事件“真相”。
可是,另一方面还需要注意到,强盗、武士、女人的陈述也并非在所有问题上都南辕北辙。譬如,被强盗强暴后的妻子企图杀死丈夫这一点,三者的叙述就比较相近。真砂是“第一事件”的直接被害人,但在每个当事者的叙述中,她在被强暴之后的言行都难以获得同情。三者的叙述所暗示和指证的,似乎都是她的言行导致了武士的死亡。毫无疑问,小说文本中渗透着男性中心主义意识下的女性偏见。而这种妻子试图弑夫的情节,可能与芥川龙之介接触过的另两部作品有关,其中一部是法国13世纪传奇《蓬蒂厄伯爵的女儿》。
《蓬蒂厄伯爵的女儿》中有这样一段情节:蓬蒂厄伯爵女儿的丈夫是一名骑士,这对夫妻婚后无子,骑士和妻子为求子踏上圣地巡礼的旅途,途中遭遇多名强盗。在短兵相接之中,骑士杀死了三名强盗,却因寡不敌众被其余五名强盗绑住了手脚。五名强盗强暴了骑士的妻子后扬长而去。骑士本希望妻子为他解开绳子,妻子却拿起了死去的强盗留在地上的剑,刺向骑士的胸口。因为剑在刺过去时发生偏离,反将绳子割断,手臂受伤的骑士终于挣脱出来,他把妻子安置在一家修道院内,独自完成圣地巡礼后再接她回家。《蓬蒂厄伯爵的女儿》在 1894 年被英国作家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翻译成英文,芥川有可能阅读过这个英文版,因为他在东京帝国大学英国文学科的毕业论文就是对威廉·莫里斯的研究,而且他在笔记中,留下了一条可以与该作品联系起来的线索。因此,有研究者认为《竹林中》关于妻子受辱后试图杀死丈夫的举动,有可能来自《蓬蒂厄伯爵的女儿》。
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
《指环与书》《月夜黄泉路》以及《蓬蒂厄伯爵的女儿》等被研究者指出的芥川龙之介有可能借鉴的作品,均属于西方欧美文学。在此,笔者想补充一部有可能影响了《竹林中》女性人物塑造的中国戏曲,那就是芥川龙之介在北京观赏过的昆曲《蝴蝶梦》。
这出昆曲改编自同名的明代传奇剧本,剧情讲述的是修成得道的庄子在回家途中,见到一名寡妇边哭边用扇子扇丈夫的新坟。在得知她是想将新坟上的湿土扇干后好尽快改嫁后,庄子想到自己的妻子也未必忠贞,于是决定试探一下妻子田氏。他回到家里佯装生病去世,后又变成楚王孙前来吊唁。田氏见到楚王孙便与其勾搭,庄子变的楚王孙又佯装头疼,并说死人的脑髓可以治头风之症。结果,田氏拿起斧子就要劈开庄周的棺材,准备取脑治病。庄子从棺里一跃而起,大骂田氏,田氏无地自容,上吊而死。
1921年6月27日芥川龙之介在北京前门外门框胡同的同乐园,由剧评家辻听花等人陪同观看了《火焰山》《闯帐》等几出昆曲,其中韩世昌主演的《蝴蝶梦》让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 1925 年出版的《中国游记》中的《北京日记抄》中详细介绍了这出昆曲的情节,并表示“这出戏是我迄今看过的六十多出中国戏中最有意思的一出”“称得上是一出对普天之下的女人大为不敬的讽刺剧”;甚至在走出剧场后,他还回味着剧中反映的“古人们厌世的贞操观”,将其作为“在同乐茶园二楼上的几个小时”的一种收获。
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秦刚译)
《竹林中》的武士眼中的妻子,与《蝴蝶梦》的庄子眼中的田氏相类似,都是无法守节甚至怀有弑夫之心的不贞之妇。这也证明《竹林中》的叙事手法虽然具有实验性和颠覆性,但叙事本身所反映的妇女观和贞操观却是异常传统和守旧的。同时,这篇小说对东西方文学作品的广泛摄取也足以令人惊叹。
四、《竹林中》的研究史
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芥川研究专家吉田精一就指出:
当事人对于事实的介入和接受各有不同,根据各人的关心、解释和感情的差异,一个单纯的事实会如何以种种不同的面目呈现,人生的真相难以把握,这便是这篇作品的主题。
而且,他最早指出了小说与《指环与书》以及《月夜黄泉路》之间的关联性。在有关《竹林中》的前期研究中,要数寻找材料来源的比较文学角度的研究成果最丰。至海老井英次在《芥川龙之介论考——从自我觉醒到解体》中进行总结罗列,被推测为《竹林中》的素材来源的西方文学作品已有八部。但他也认为《指环与书》《月夜黄泉路》《蓬蒂厄伯爵的女儿》是最不可忽视的三部。
1970 年,在三位文艺评论家、作家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竹林中》的论战,让关于该作品的研究和讨论活跃起来。这三位分别是中村光夫、福田恒存和大冈升平。文艺评论家、剧作家中村光夫在 20世纪 70 年代曾担任日本笔会会长。他率先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竹林中》后面的叙述否定了前面的叙述,最终,连女人的丈夫是死于他杀还是自杀的根本性疑问都没有得到解决,更不知道谁是真正的凶犯,如此一来,无法让读者看到文字背后的人生,讲述一个事实却从三个侧面给出三种不同的解释,让人最终无法理解。中村光夫等于否定了这篇小说的文学价值。对此,评论家福田恒存站出来为作者辩护说,小说里并非有三种事实,而是有三种“心理事实”,这篇小说表现的是“事实或者真相,从第三者的角度是无法了解的”,“真相不明,恰恰是《竹林中》的主题”。并且,福田还推理出了一个事件的“真相”,他说:
如果一定需要有某种“事实”的话,比如可否这样理解——多襄丸强暴了女人之后,在一种残暴的兴奋之中刺伤了武弘然后逃走。可武弘并没有马上死去,现场只留下了彼此失去信任的夫妇,妻子希望两人殉情,丈夫却想自杀。两人在争夺短刀之际,丈夫因身上的重伤而毙命。夫妇两人的话之所以不一致,是基于嫉妒与绝望的“自我戏剧化”。
面对中村光夫和福田恒存的讨论,发表了非虚构文学作品《莱特战记》(『レイテ戦記』)的作家大冈升平也加入进来。他撰文强调说,两个男人争夺一个女性的“男女间永恒的纠葛”才是这篇作品的主题,寻找“真相”也是重要的,说寻找“真相”不重要,等于否定了这篇作品,并且他认为这部作品里是有“真相”的,“死者与现实世界没有利害关系”,因此死者的话更接近于真实。
这场论战为学术界拉开了推理《竹林中》“真相”的序幕。此后,涌现出一批推理式作品研究的论文。推断当事人的证词孰是孰非,推理杀害武士的真正凶手,一度成为该小说研究的主流。其中,像大冈升平那样,认为死者武弘的证词可信度更高的见解最为多见。然而,此种论点其实也不免落入到另一个陷阱之中。死者之言真的可信吗?死者的声音是借巫女之口传递出来的,那么巫女可信吗?死者真有亡灵吗?事实上,任何一种推理式的解读,都不可能完美阐释这篇作品,无法给出一个没有漏洞的“真相”。基于上述思路的分析,只能将研究引向无休止的循环式解谜的迷途。
20世纪80年代之后,芥川文学研究者海老井英次提出的见解逐渐得到了认同。他说芥川龙之介在写作的时候,就有意让“真相”无法再现和被重构,所以关于“竹林中”发生的事情,其实并没有一个能够复原的“原画”,也就是说,作者并没有预设一个事件原过程的“真相”,因此,寻求真相式的解读,只能是徒劳的。此后,为探明真凶的推理式解读逐渐退潮,研究的角度也更为多样化,作品研究开始围绕小说的叙事特点、叙事话语、多元视角等展开分析,探讨其方法、意识的实验性,以及作品与时代的关联等问题。高桥修的《作为“暴力”小说的〈竹林中〉》关注作品中“看”与“被看”的暴力关系,佐藤泉的《芥川龙之介 一九二二·一》聚焦以多元化小说视角再现作品创作的时代语境,篠崎美生子的《〈竹林中〉的话语分析》犀利地分析了小说话语中隐含的固有“规范”。这些论文均从不同角度打开了新颖的研究视域,提出了具有启发性的卓见。
在芥川龙之介创作出《竹林中》的20世纪20年代,人类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广播、电影为代表的现代大众视听媒体开始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心理学领域诞生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物理学领域提出了相对论以及不确定性原理,故而这也是人类认知和感受世界的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时代。小说《竹林中》没有给出一个关于谁以及为何杀死武士的唯一“真相”,读者也很难通过推理方式完美演绎出一个“真相”。这表面上看似体现了无法了解世界“真相”的怀疑主义的命题,同时研究界、评论界也出现了从“不可知论”出发,或以不可靠叙事为切入点的作品分析。但这篇小说所呈现的,本质上是一个多重视角的世界,一个映现在多棱镜中的多面体般的世界。它的“不可知”是指唯一性真相的“不可知”,它提示的是世界的“真相”可能不是唯一和绝对的,而是多元和相对的。
将《竹林中》置于20世纪20年代全球化艺术思潮与实践的广阔背景之下进行深度审视,可以发现其在叙事结构和主题表达上的前卫性。芥川龙之介的这部作品与巴赫金(Mikhail Bakhtin)所倡导的“复调小说”理念有着显著的共鸣。同时,在视觉艺术领域,毕加索(Pablo Picasso)的“立体主义”绘画的精神原理也可作为一种富有启发性的分析框架来解读这篇小说。
五、复调小说与立体主义
复调小说是苏联文艺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通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小说的深入研究提炼出的小说类型,借用“复调”这一音乐术语,来归纳和概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创作特点。
在乐曲中,多种声部和旋律层叠在一起构成的音乐被称为复调。巴赫金指出欧洲传统小说都属于只有一种声音的“独白型小说”。与之相比,“复调型小说”中“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展示出来的是一个多声部的世界。在那里,多种声音各自独立又不相融合,这些声音都具有同等价值,它们之间构成了对话甚至交锋的关系。“复调型小说”能够多途径、多角度地展示一个事件,这是它与只有一种声音的“独白型小说”的最大区别。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了全新的小说类型,是复调小说的开创者。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
小说《竹林中》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巴赫金关于复调小说的定义,是一部典型的具有多声部复调叙事结构的作品。它围绕同一事件,通过并行的多声部叙事,呈现出不同声部所表达的不同意识与心理。巴赫金主张,在这类小说中,各类人物的声音不是由一个统一的旋律所支配的,而是各自发声,每种声音都具有独立价值。《竹林中》的三名当事人在不同时空里的叙述,便具有各自的独立性和独立价值,它们之间不是用一种声音覆盖、排斥另一种声音的关系。三种声音既不相融合,也无法彻底分割或是相互取代。这让该小说成为一个多声部并存、杂糅,乃至互动共存的统一体。巴赫金还强调,对话是复调小说的基础,对话性是复调小说的重要特征。在他看来,不仅生活、思想的本质在于对话,艺术、语言的本质同样在于对话。小说《竹林中》的叙事结构便潜藏了一种特殊的对话性,只不过与巴赫金分析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不同的是,《竹林中》不同声音的对话没有直接形成于小说故事的内部。由于三名当事人的叙述场域并不相同,他们之间没有形成当面的交锋或对质。他们之间的对话关系逾越出小说文本,形成于阅读者的意识层面,在读者对于情节的理解和想象中形成交叉与交错关系。因为只有阅读者通过文本阅读,才有条件相继倾听到三个当事人的三种声音。反而在文本内部,并不存在一个可以接收到三者的声音、近于读者位置的超越性存在。
复调小说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未完成性。巴赫金指出,因为对话是开放的、持续的,也是不可能完结的,所以复调小说具有本质上的不可完成性。《竹林中》正呈现出一种“未完成”的开放结构,小说没有一个通常意义上的特定故事结局或叙事的终结,而且要求阅读者通过反刍和阐释,将小说的阅读过程延伸下去。
这种多声部混合的复调叙事,显示出一种对现实世界的全新理解和姿态,让作品人物的心理、行为、命运,乃至其所处的现实以前所未有的复杂面貌展现出来。读者可以从不同角度听到多种声音,看到不同观点的相互碰撞。提出复调小说理论的巴赫金的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虽在1929年初版,但据学者研究,其主要部分其实是在1922年,即《竹林中》的发表当年完成的。复调小说批评理论的问世与《竹林中》的发表有一种共时性关系。
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借用了音乐术语,笔者认为还可以借用20世纪里程碑式的美术流派,“立体主义”的概念,即通过关联立体主义美术的创作理念,进一步理解和阐释小说《竹林中》。立体主义是人类现代艺术史中一次革命性的艺术运动,其代表者人物是西班牙画家巴勃罗·毕加索。自文艺复兴以来,画家都是从一个固定角度去观察人物或者物体的,画布上所表现的都是立体的人或物体的一个侧面。而立体主义打破了传统的焦点透视法和空间结构规则,以全新方式展现对象的不同维度的立体形态,尝试通过多角度的观察,将单一视点不可能看到的几个侧面,用并列或叠加的方式表现出来。毕加索 1907 年完成的《亚威农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宣告了立体主义的诞生,这幅描绘了五名裸体女性的奇特作品在诞生后曾饱受非议,直到1916年才被正式展出,并得到了现在的名称。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这幅画作才被认定为开启了立体主义艺术之门的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作品。
毕加索《亚威农少女》
《竹林中》的结构和手法与立体主义绘画有异曲同工之处。立体主义颠覆了绘画从一个角度观察物体的定式,将多个方向看到的形状和侧面组合起来。因此,在立体派绘画作品中,画家需要以多角度来描绘对象物的立体形状,并将其同置在一个平面之上,以此表达对象物更为完备和真实的形态。画家从不同角度分解了描绘对象,就局部而言,看上去是许多碎片的组合。但另一方面,这样的作品实现了多视点的全景共存,改变了基于单一视点表现事物的传统手法。
《竹林中》的叙事结构,由七个人物的独白组接而成,其中三名当事人的独白分属于不同时空,小说叙述将原本分割开的不同时空的人物独白结合、排列、拼接在一起,让不同立场的三名当事人的内心世界得到多面相的呈现。他们的叙述互不调和,甚至相互冲突,正凸显了不同视角的感受和体验的差异。对于竹林中发生的强暴事件,三名性别、身份、立场以及相互关系全然不同的当事人对于事件的发生必定会有全然不同的心理感受,甚至根本无法互通和互换。
《竹林中》的作品研究史已充分证明,阅读这篇小说时不宜对作品中纷繁复杂的情节和信息作排除式的非此即彼的处理,去判断谁有不实之言,谁更值得信赖,也不应轻易否定任何当事者的话语,因为每人的叙述都有其真实的心理依据。强盗试图以武力决斗的方式抢夺武士的妻子,杀死武士后女人却跑掉了,这完全可能;妻子为洗刷自己被奸污的屈辱,反而想去杀死自己的丈夫,也有其必然的心理逻辑;武士因妻子的背叛而对人生绝望,含恨自尽,也是符合因果关系的一种结局。由此,可以从立体主义的立场出发对这篇小说重新审视定位,并展开多元视角的叠加和重构。
立体主义绘画,是将物体分解为不同的侧面,重构表现立体之物的线条与形状。而《竹林中》重构的是不同时空下的人物叙述,以及叙述之中的自他关系。被多个视角所分解的核心对象,是“武士之死”相关者的心理、言行以及动机。由此,小说得以演绎出武士之死的三种极端化的情节链条,而且这三种死亡方式和过程,都构成了对所谓武士道规范中的理想化武士形象的背离和解构。明治以后被建构出来的“武士道”强调武士对君主的“绝对忠诚”,但小说无形中已经让这种“绝对”与“忠诚”都彻底瓦解而化为乌有。
小说家芥川龙之介其实还是一名鉴赏力颇高的西方美术爱好者。早在1914年,他在读东京帝国大学英文学科二年级时,就在写给留美友人的信中提到了“立体派”的毕加索,还称赞了野兽派画家马蒂斯(Henri Matisse)。约离世的两个月前,他在一篇题为《两个西洋画家》的短文中再次提及毕加索和马蒂斯:“毕加索永远在攻城,攻打只有圣女贞德才能攻下的城堡。他或许知道这座城堡是攻不下来的,但却依然在火炮之下独自顽强地进攻。”“我在同情毕加索的同时,也对马蒂斯感到亲近和羡慕。”“但如果让我选择一方的话,我想选的是毕加索。”他还在生前与谷崎润一郎关于小说情节的论战中,高度评价被称为“现代绘画之父”的塞尚(Paul Cézanne)的作品,称塞尚为“绘画的破坏者”,表示对他的画作深感共鸣。
毕加索在创作《亚威农少女》时,受到法国数学家庞加莱(Jules Henri Poincaré)的非欧几何、第四维度理论的启发,而后者同样是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提出相对论的重要基础。毕加索的《亚威农少女》是20世纪现代美术的开山之作,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则是20世纪人类科学领域最重要的物理学理论。不论是立体主义还是相对论,在大正时期的日本社会获得关注和产生影响,恰好都是在《竹林中》发表的1922年之后。立体派作品最早在1915年前后移植到日本,但立体派艺术理论与历史在20世纪20年代后才得到进一步的介绍与理解。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日本的普及也始于1922年。这一年的11月17日,爱因斯坦到访日本。除了在东京帝国大学连续做了六天的学术演讲,他还相继在仙台、名古屋、京都、大阪、神户、福冈等地做了学术讲演,在日本停留达 43 天。邀请他访日的是一家名为改造社的出版社,而该社发行的 1922 年新年号《改造》杂志,正好发表了芥川龙之介的另一篇重要作品——解构了乃木希典神话式的偶像形象的小说《将军》(「将軍」)。而同期专栏“1922年以后之人”中的文章之一便是《爱因斯坦》(「アインシュタイン」),作者为竹内时男。小说《竹林中》则于同一时期发表于 1922 年新年号《新潮》杂志上。
爱因斯坦到访东京帝国大学
在20世纪的艺术领域,各种艺术形式通过不同的艺术语言和手法,在不同的艺术范式下尝试对世界进行的探索和表达,往往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共同的主题,或是殊途同归地揭示了相似的世界认知。本文论证了《竹林中》的多元视角的叙事结构以及它所确立的最具可行性的阅读方式,与立体主义理念之间具有相通性和呼应关系。笔者认为,可以将这部发表至今已逾一个世纪的日本现代文学中的短篇小说杰作追认为一部立体主义小说。
本文特约编辑:叶晓瑶
详细注释请见《小说研究》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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