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脑筋急转弯——
小男孩和他的父亲遭遇车祸，父亲在车祸中丧生，小男孩被迅速送到医院并准备紧急手术。外科医生走进手术室，一看就说：“我不能给他做手术——那是我儿子。”
为什么？因为医生是男孩的妈妈。
再来一道识图题：图里是一位知名领导人在年轻时和伴侣的合影，你能认出是谁吗？
你是否也在脑中努力搜索并匹配某位男性领导人的面貌？而忽视站在她身边的女性，就是前德国总理默克尔。
语言决定思维，我们的日常语言中早已有“男性中心”的端倪，就像领导人Chairman预设了男性身份（man），而在中文中，这种情况也是屡见不鲜。
在好事上，为什么总是女性往后排？
在众多语言中，成对的反义词往往遵循一种特定的顺序，其中位于前面的词倾向于带有更积极的内涵。
例如，“高矮”、“爱恨”、“长短”、“对错”、“大小”等词汇对中，前者通常被视为更正面的参照。
学者认为，是人们的范畴逻辑自然地将积极的事物放在优先位置，而将消极的、修正的、或者是特殊的例子放在次要位置。
但“高”与“矮”并非只有位置和褒贬的区别，还有词语地位上的差异，正面的词汇往往被用作更普遍或更核心的分类标准——
例如，在询问某人的身高时，我们通常会问“xxx有多高？”，而“xxx有多矮”这样的问题则隐含了一种偏离标准的含义，即“高”是正常的，“矮”是反常的。
这种不对称性同样出现在性别场合，如“男女”，或是我们看到的广为流传的情侣形象：梁山伯与祝英台、贾宝玉和林黛玉、许仙和白素贞等。这种语言习惯的形成，本身便是男性中心的体现。
数据显示，在现实生活中，交通事故中的男女比例为4.6：1，但在媒体报道的交通事故中，这个比例为1：3.8。
是媒体的报道造成了“女司机”的贬义？不如说是固化的性别观念，造成了媒体的选择性报道。
在坏事上，为什么又是女性往前站？
如果说，诸多的贬义词（“奸”、“娼”、“妒””）是女字旁，只体现造字时代的性别观念，不至于过度苛责，那么语言学家缪丽尔·舒尔茨关于“词义转贬”行为的论述，则体现了针对女性的侮辱，总是在“推陈出新”。
回顾语言的使用历史，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一个用来形容女孩或女人的无辜词语，最初可能具有完全中性甚至积极的含义，然而它渐渐地有了消极色彩，一开始或许只是轻微的贬损，但一段时间之后它变成了脏话，最终变成了性别污名和侮辱。
在中文语境，我们非常轻松就能找到“词义转贬”行为的当代案例——“媛”。“媛”的原意本是“美丽的女性”，但在如今的社交媒体上，它多被描述称为一种卖弄身材的女性形象。
“媛”的污名化的背后，是对于女性性自由的抨击，当人类在远古时期停止迁徙，男性为了确认自己孩子的血缘归属，以便土地传承，女性的性自由开始不被允许。
而“媛”背后体现出的自我展现，以及性自由可能（仅仅是可能），就能引起别人基因中的血脉恐慌，继而发起集体性的抨击。
语言学家阿曼达·蒙特尔在《语言恶女》中曾有如此论述：“如果你想羞辱一个女性，就骂她是妓女。如果你想羞辱一个男性，就骂他是个女人。”
一些针对男性的攻讦，诸如“婆婆妈妈”、“娘娘腔”等词汇，最终攻击的都是其女性特质，且相比普通的侮辱，这种攻击的强度更高——
如果你说对方是“渣男”，可能会有人为同伴辩护；
如果你说对方是“女里女气”，那便不会有人视其为同伴。
可见不管好事坏事，女性在语言上，总是更为弱势的一方。
勇敢找回语言
女性应该如何重新夺回语言，重塑在社交场中的话语权？蒙特尔认为，应该通过语言的“收复再定义“。她以嘻哈音乐为例，一些原本具有侮辱性的女性词汇（例如Bitch）被重新赋予新的含义，成为自信和力量的象征。
既然许多起初并不具有侮辱女性意味的词汇，在父权文化的影响下演变成了贬义词，那女性也可以通过对词语的“收复再定义”，逆转“词义转贬”的过程，像哪些女性嘻哈歌手一样，重复赋予“媛”、“小仙女”正面的积极含义。
也可以通过创造性的语言实践，发明新的语言，“mansplain”（男性说教，讽刺自我中心的言行方式）及其中文语境对应的“爹味”，一些相关主题视频在社交媒体上的流行，也证明了这种实践的可行性。
但更重要的，我们每个人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反思性别偏见的语言使用，积极参与语言变革，促进社会的性别平等，创造每个人都能得到尊重的世界。
祝大家都会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