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对创新、科技、历史、文化与未来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感到好奇，那你一定不要错过史蒂文·约翰逊（Steven Johnson），他是一位美国当代思想家、作家，他的思考贯穿着对“创新机制”的深入研究，是我们了解创新背后深层次规律的理想入口。
约翰逊的代表作《创新的七大法则》（Where Good Ideas Come From）被誉为理解创新过程的经典之作。为了写这本书，史蒂文·约翰逊 (Steven Johnson) 探究了人类600年重要发明的创新自然史，搜集了五万条素材，酝酿了10年，回答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哪些环境因素导致非同寻常的创新？
最终，他总结出了这7种“机制”或者“模式”，帮助更多的环境成为诞生“超级想法”的环境。
比如，我们都知道Z是一个伟大的创意，那么它是怎么来的呢？相邻的A+B可以创造出C，C再与相邻的D创造出E……就像一扇扇门，你不断地推开相邻的两扇门，它会指引起不断前进，最终到达伟大的Z。
一个点子可以激发近似区域其他的点子，但是隔太远了就不行。
这条解释了为什么大城市比农村有更多创新等现象，因为大城市更像是一个熔炉，多样性很强，“思想密度”比较高，那么相邻的可能越多。
有研究称：一个城市，如果其规模是邻近城市的10倍，其创新能力就不只是后者的10倍，而是17倍；一个规模是小镇的50倍的城市，其创新能力是后者的130倍。
所以如果你想要一种创新的环境，你就要努力在相邻的领域中创造创造多样性，同时方便人们去接触这些相邻的想法。
Facebook的总部空间内，设计师与小扎的想法就是：让几千个员工挤在一个一英里（1609m)长的房间里，做成全球最大的开放办公空间，不仅让员工合作更便捷，更是利用人与人之间便捷的碰撞，激发更多的创新。
这是一个需要“液态”思维的时代。
在这个环境中，规则既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就像水的状态，流动、包容、充满活力，正是创新所需的最佳“温度”。工业时代的城市和工厂更像是“固态”：固定的层级、固定的流程，想法难以在封闭的系统中自由交汇。
网络时代的城市应是液态的。
好的想法要“流动”起来，每一个个体都可以通过交流讨论向这个思想的“大池子”注入新的内容，参与交流的人越多，那么好的观点就越多，创意就越多。同时新的创意又能成为滋养新创意的摇篮，促成创意创新。
有一个叫凯文·邓巴的研究员去到世界各地的科学实验室， 并给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录了像，记录下所有谈话，试图找出最重要的想法诞生于哪里。
他发现： 几乎所有的重要突破性的想法并不发生在实验室的科学仪器前，而是发生在每周的会议桌上！
这个场合，大家聚在一起，往思想的“大池子”里注入他们的最新的数据和调查结果，甚至他们的错误，偏差——不同视角的想法互相冲撞，互相融合，这就是是环境导致的创新。
在办公空间里，我们发现普遍存在的“饮水机效应”，即：
员工在倒水、取咖啡时偶然碰面、随口聊几句，但往往就能激发出新的想法。这些轻松的对话常常比正式会议更能擦出火花，因为员工在非正式场合自由地分享自己的见解、设想，甚至是“奇思妙想”。
微软的99号大楼就是一个经典案例：
设计师们并不是从工位或会议室布局入手，而是先选定各个茶水间的位置，再将整个办公空间围绕它们设计布局。这样一来，茶水间成了员工们的“创意中转站”，让思想在员工之间自然地流动和碰撞。
液态网络不仅仅适用于办公场所，也可延伸至整个城市。
在一个“液态”城市中，多样化群体得以交流和互动。
硅谷的成功正是如此，这里汇集了全球顶尖人才，他们不仅在工作场合密切互动，还在生活中频繁交流。这里的咖啡馆、孵化器、创新中心如同城市的“茶水间”，创造了无数随机的思想碰撞，从而孵化出源源不断的新创意。
尽管我们常常对那些“灵光一现”的瞬间着迷，但人类的许多重要发明和伟大思想，都是在持续积累和漫长探索中才逐渐成形。
可以说，真正深刻的、伟大的创意往往是耐心的产物，是“细水长流”的结晶。
伯纳斯 · 李爵士(Sir Timothy John Berners-Lee)发明万维网的故事正是如此。他早在80年代初就有了创建信息共享网络的想法，但直到10多年后，才真正完成了一个适用全球的互联网框架。在这期间，他不断完善、试验，克服了技术障碍，也解决了许多实践中的问题。正是这种“慢慢酝酿”的过程，才为全球信息革命奠定了基础。
达尔文在撰写《物种起源》“自然选择”这一伟大理论也并非一蹴而就。
达尔文在研究生物进化时积累了大量数据，但这个伟大概念的提出仍然让他迟疑了好几个月。他通过大量观察、记录、思考和反复验证，才最终将这些微妙的演化现象归纳为“自然选择”理论。这些过程并不是一瞬间的“顿悟”，而是缓慢而深刻的认知积累。这样的灵感缓慢生长，才孕育出影响深远的伟大思想。
缓慢的灵感不同于灵光乍现的快速创意，而是不断修正和深入挖掘的过程。
创新往往建立在不确定性上，而缓慢的灵感使创意有了更多时间去逐渐揭开这些不确定性，避开过早夭折的风险。很多时候，一个灵感初次出现时甚至看起来很“不靠谱”，经过长时间的反复验证和完善，它才会从“异想天开”变成“天才创意”。
但它需要耐心，需要容忍失败和非商业价值的积累。
所以，要有一种机制，鼓励“非功利的想法孕育”。
一些领先的科技公司，如Google鼓励员工拿出10%甚至15%的工作时间去自由探索自己的兴趣项目，不问商业价值。这一机制之下，许多不起眼的想法得以存活，并在未来某一天发挥了出乎意料的作用。Google News 和 Gmail 这两个如今深入人心的应用，便是从员工的个人探索中产生的。
在创新的世界里，“Serendipity”常被翻译为“意外的收获”，但其精髓其实远不止“幸运的偶然”。
因为，灵感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恰逢其时的“意外邂逅”。
万事俱备，只需东风，但只有万事俱备了，东风才有意义。
许多创新的启发来源于一瞬间的巧合，而这个巧合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你已经打好了地基。例如，科学家们往往在长时间的实验后，对现象和细节烂熟于心，然后，当你暂时放下问题，去散步、健身，甚至睡觉……灵感就在某个偶然时刻悄然而至。
就像阿基米德的经典一幕：当他苦思冥想皇冠真假问题而不得解时，放松地进入浴池，却因水的溢出和浮力的感知而灵光一现，发明了浮力定律。正是这种积累与放松的巧妙结合，让灵感涌现。
所以，不要只坐在办公室里思考，散散步，打打球，让神经元自由发挥发生神奇的碰撞吧；多阅读，记住所有的机缘巧合都是建立在积累的基础上的。
“伟大的发明家犯的错误要比普通人多得多。”
我们的进化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试错”本质在于摸索未知边界，是一个充满智慧和勇气的行为。
因为如果你不去尝试，你永远不会知道哪些路径是可行的。当然，从另一方面说，你尝试地越多，失败的可能性与频率就会越大，但只要你遵循“低成本”的原则，失败就非常“可控”。
这就是硅谷精英经常挂在嘴边的
"fail fast, fail often, fail cheap".
2014 年，在NASA的商业载人载货航天计划中，SpaceX和波音被选为两家主要的承包商，来执行开发航天器和 6 次载人飞行的任务。
在NASA的资金盘子中，波音公司的合同总额达到 44.9 亿美元，而同样的合同内容，给SpaceX的就少了不少，只有26 亿美元。
但当SpaceX已经载了有九个人后，而波音还没有进行第一次载人试飞。
而且SpaceX的成本比波音低上一半还多
↓
SpaceX的秘诀就是迭代。
在其早期阶段经历了多次火箭发射失败，但每一次失败都被视为学习和改进的机会。马斯克明确表示，他预期这些挑战的出现，并且每一次失败都使得SpaceX更接近于成功。
这也体现了硅谷提倡的海盗精神。
海盗精神是宽容失败的，It’s OK to fail，只要成功一次就够了。
当员工不再害怕失败时，就是最伟大的成功即将到来之时，因为几乎所有的创新都是在无惧失败的时刻迸发的。
“功能变异”（Exaptation）的核心思想是
“从一门学科中借用一种工具来解决另一个学科的问题。”
相比传统的垂直探索，这种“横向迁移”的方式让旧工具在新领域焕发出别样的光彩。历史上，许多重大科技突破都缘于功能变异，而这一“跨界游戏”在现代科技与创新生态中愈发重要。
经典案例便是20世纪70年代的个人电脑革命。当时，家酿计算机俱乐部（Homebrew Computer Club）汇聚了一群技术爱好者、青少年、数字企业家和科学家。这些人来自各行各业，彼此的知识背景天差地别，但正是这种“混搭”让他们得以从不同学科中挖掘出新思路，将复杂的计算机技术变得平易近人，个人计算机革命由此开始。
多说一句，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成员中包括后来的很多行业巨头，比如苹果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沃兹尼亚克在俱乐部里展示了他自己设计的Apple I原型机，乔布斯看到了这台原型机的欣喜若狂，与沃兹尼亚克一起创立了苹果公司，由此开启了个人电脑产业的新时代。
再比如，麻省理工学院的20号楼——这里孕育出了九位诺贝尔奖得主，数不清的高精尖黑科技——这里也堪称功能变异的温床。
20世纪50年代，因为大楼品质简陋，成了“学术难民”的避难所，专门收留在MIT找不到地方的研究人员，有些人来自于生物学专业，有些人则来自于计算机科学，这些拥有不同学术背景的人经常在一起非正式地交流。你步行在走廊里的时候，要是遇到人，就可以跟他讨论问题。
MIT的犹太裔美国语言学家莫里斯·哈雷（Morris Halle）在20号楼待了37年，他肯定地说——“这（20号楼）对研究来说绝对是完美的，你可以推倒一堵墙，可以冲出天花板，可以腾出空间。在学术界，空间就是一切！……许多相当有风险的项目在这里落成，如果它们不在20号楼，那么它们永远都不可能被做出来。”
多领域的交流有助于功能变异。
多跟不同的人讨论问题，从不同角度看问题，有助于打破固有的视野盲点，突破旧思想的局限。
1836年，达尔文乘坐“猎犬号”考察环球，他途经基林群岛时发现了一个奇特现象：虽然岛屿本身物种稀少，但周围的珊瑚礁却生机盎然，栖息着各种奇异的鱼类、海藻、贝类，仿佛是大自然的一座“海底都市”。
其实，这片珊瑚礁并未直接创造所有生命，却为各类生物提供了合适的环境和庇护。借助珊瑚的“平台”属性，这些生物在这里相互依存、蓬勃发展，形成了一个充满交互性的生态系统。
今天的开放式“堆叠”平台正是数字和技术世界的“珊瑚礁”。
它并不需直接创造所有创新，而是为创新提供基础框架，让不同群体可以在其中探索各自的创意。正如珊瑚礁中的生物不需要自建生态，平台上的创新者也无需从零开始：他们只需接入这个开放环境，利用现成的基础资源和网络去实现自己的创意，从而大大降低了创新成本。
开放式“堆叠”平台的关键在于其生态的延展性。
它不要求创新者掌握所有知识，而是为他们提供一个无缝连接的框架，使得知识和资源可以在此基础上逐层堆叠。在这种架构下，旧的知识系统和资源成了新创意的支柱，创新的参与者可以在平台提供的基础上逐步搭建、延展他们的创意.
以苹果的App Store为例，这个平台为全球开发者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技术堆叠框架。在此之上，开发者可以专注于自己的创意和用户需求，而无需费时费力地搭建基础架构。更重要的是，App Store并不限定应用类型，任何应用只要遵循平台规范，就能在此“海底都市”中找到一席之地。这种开放式的堆叠平台不仅让成千上万的应用得以面世，也推动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繁荣。
开放式平台的堆叠模式带来了创新的普惠化，它赋予更多人创新的权利，让创意不再是科技巨头的专利，而成为大众可以共同参与、共同建设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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