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黄益平教授是中国金融领域的顶尖学者之一，他是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的成员，同时担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教授的研究领域广泛而深入，涵盖金融改革、经济转型与增长等关键议题，不仅在国内学界有着重要影响力，还参与了多项中外联合研究项目，例如与布鲁金斯学会共同完成的《中国2049》研究计划。黄益平教授长期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性挑战，善于结合国际经验和中国现实提出具体路径。特别是在全球化面临挑战、技术竞争加剧的当下，他对创新驱动增长模式、国际开放性的重要性、民营企业活力的论述，为政策制定者和商业领袖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在这篇文章中，黄益平教授深刻剖析了中国经济的关键问题，并提出了务实的政策建议： •创新驱动是关键：低成本的粗放增长模式已无法持续，未来必须通过技术突破、数字经济与开放协作推动高质量发展。保持开放度不仅是实现技术突破的关键，更是避免科技孤岛化的重要条件。 •民营经济需要信心：作为创新的重要驱动力，民营企业的活力和信心至关重要。他强调，政策要聚焦解决技术瓶颈，而非一味支持产能的简单复制。•消费崛起的重要性：黄益平指出，消费与投资的争论其实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找到合理比例。真正激发内需需要政府用“真金白银”支持消费，从提高社保水平到发放直接补贴，都是行之有效的手段。 黄益平教授还对产能过剩与宏观经济失衡的现象进行了深入探讨。他指出，过去通过出口转移过剩产能的模式如今已不可持续，地缘政治冲突和大国经济的转型为政策设计带来了更高要求。因此，政策制定者需要从全球市场动态与国内结构性问题双管齐下，重新定义支持政策的优先级。内容仅供交流学习，不做任何商业用途，不代表任何投资建议。如有侵权请联系后台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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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美两国智库专家的共同研究，中国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有三方面的变化非常值得重视。第一，成本优势变化。中国的成本水平提高，低成本优势不再，想要继续依靠低成本优势发展的产业会变得越来越困难。第二，国际市场环境变化。过去40多年，我国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依托全球化的世界经济环境。出口和直接对华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现在这两方面的拉动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除了这三方面，数字技术、绿色发展等也是正在经历的重要变化。这些重要变化意味着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阶段。这也是北大国发院和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联合所做的研究成果形成的《中国2049》这本书想要回答的问题。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本书的结论，那就是：未来增长模式要发生转变。过去40多年支持中国增长的一套习以为常的做法，将来已经很难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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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国发院与布鲁金斯学会联合课题组的研究报告《中国2049》，中文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由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出版，杜大伟、黄益平、姚洋主编
要转变增长模式，必须更多地靠创新、靠国内市场、靠数字技术、靠改变现有政策。增长模式转变的核心是，
要从过去低成本水平优势基础上粗放式的增长，走向创新驱动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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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升创新能力
当前我国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市场和国际环境与过去已有很大不同。在诸如美国“小院高墙”这种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保持开放度对创新而言格外重要，故步自封则难以保持高水平的创新。举个简单的例子，过去不管出口多少产品，没人觉得有太大的问题，现在刚刚开始出口一些“新三样”，某些国家就很敏感。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培养创新能力，必须深刻认识到继续保持开放的重要性。毕竟美西方国家仍然掌握着世界上大部分的先进知识和科技，如果因为对方出台一些限制措施就从此拒绝再打交道，这可能引发更大的问题，影响甚至阻碍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我国当然可以集中国内的力量攻关重大科研问题，但客观地说，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攻克所有的科学难题，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宣称掌握所有的前沿技术。所以，开放度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变量，在地缘政治矛盾日益突出的今天，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至关重要。
ASML售价高达2亿美元的极紫外光刻机非常复杂，最终完成的EUV有火车头大小，零部件到达百万级别，这样复杂的机器不可能完全由一家公司或一个国家制造
对于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大家都非常清楚。目前该如何提升并保持企业家的信心，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的信心，确实是一项重要挑战。过去十几年间我国创新能力的赶超，特别是逐渐逼近前沿的态势非常明显。现在关键问题是能否保持住这样的势头。这方面我们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不小。产能过剩问题在国内是长期存在的，不是今天才有。现在谈论的过剩产能，和过去有什么差别？主要在于，过去我国把过剩的产品出口到国际市场，没有引起太大反应。所以，就算每年我们都存在过剩产能的问题，可以通过出口消化。很多企业家确实也是这么认为的，只要能卖得出去、只要有市场，那就不算过剩。而今天的产能过剩为什么具有复杂性？主要有两方面原因。西方一些政客只要认为存在潜在影响，就会拿中国的产能做文章，那么我国所面临的国际市场环境就不会像过去那么友好。而且，我国已经从小国经济转变为大国经济。小国经济和大国经济有什么差别？主要看增加或减少进出口的量时会否影响国际市场的均衡。过去我国的进出口对国际市场的影响不太大，是因为当时的经济规模还比较小。现在我国已经发展到大国经济阶段，如果这时候还像过去那样大量地向国际市场出口产品，确实会影响国际市场的均衡。一些国家对此深感忧虑，我认为这个问题值得引起重视。国家为支持大家多做新能源产品，给予了一些产业政策层面的支持。政策对创新大力支持肯定没问题，但是从理论上来说，支持的重点应该放在克服技术瓶颈方面。只要能克服技术瓶颈，相信市场和企业家有能力自己解决其他的问题。然而目前的情况是，很多地方政府都想为支持新能源产品出力，有些工厂即便做得不算好，在中国大地上总能找到愿意接受并支持它的地方政府。这是有问题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支持产业发展的重点应该放在克服技术瓶颈上，而不是简单地支持大家用已有的技术做产能复制。产业政策很重要，但关键是要支持技术创新，而不是同类产业的简单复制。宏观经济失衡的问题如果不解决，产能过剩会一直存在。过去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产能过剩，比如服装、玩具等，后来发展到一些家电行业，再后来是钢铁、氧化铝、水泥等很多行业。总体看，这些出现过剩的行业是投资多、消费少。这个问题需要改变。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经济增长靠投资驱动，后来有学者提出要从投资驱动型增长转变为消费驱动型增长。对于这个观点，经济学界的看法很不一致，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应转向消费驱动的增长，有的则坚持认为，真正能驱动增长的还是投资。究竟增长是由投资驱动还是由消费驱动，可能并没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投资和消费之间要有一个相对合理的比例。因为，如果大家只消费不投资，增长很难持续，美国过去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同样，如果只投资不消费，也会引发很大问题。投资最终要转化为产能，一旦形成了产能但产品卖不出去，投资就无法收回，那么既可能造成过剩产能，也会影响持续增长。因此，不必花太多的时间去争论消费和投资到底孰轻孰重，最关键的是部门之间要达成相对合理的比例。过去比例失衡，靠国际市场来实现平衡，现在变得很困难，因为我国的经济已经变成大国经济。消费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毕竟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是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增加人民群众的消费，才能消费掉那些生产环节产生的产品。如果老百姓没钱，只是一味地消费，这恐怕谁也做不到。![]()
因此，在投资和消费之间追求一个合理的比例，是从今天开始就必须努力做到的。目前看，我国的政策似乎更擅长支持投资和供给，在支持消费方面不那么擅长。今年出台了一些新政策，比如消费品以旧换新，这些都是好政策，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只有消费崛起了，经济增长才可持续。倘若消费一直低迷，老百姓生活水平改善不明显，经济发展何来澎湃动能？消费者、生产者、投资者反而容易落入一个预期的恶性循环。当然，“刺激”消费不能只是给老百姓开空头支票，作为宏观政策的一个部分，政府应该实实在在地把真金白银开支出去，不管是提高社保水平，还是做实城市常住居民的福利待遇，或者就直接给老百姓发钱，这样宏观经济势头才有可能真正止跌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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