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 年 7 月 21 日，这看似平常却又意义非凡的一天，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义律遭遇了一场始料未及的危机。
那一日，义律乘坐的船只在茫茫大海上航行，毫无征兆地，船只的桅杆轰然断裂。刹那间，船体剧烈摇晃，同行的十几人陷入极度恐慌之中。待局势稍稳，他们发现自己被困在一座荒无人烟的孤岛之上。四周是无尽的海浪，荒岛上除了嶙峋的怪石和稀疏的植被，几乎一无所有。他们仅有的物资，不过是些许勉强维持生存的食物、一块聊以遮风挡雨的破旧防水布，以及 8 瓶杜松子酒。在这孤立无援的绝境中，义律一行人满心焦虑，不知命运将何去何从。
幸运的是，命运的齿轮悄然转动。一位中国水手的出现，给他们带来了一丝生机。水手提出可以送他们返回陆地，但绝非无偿相助，而是开出了 3300 元的高昂价码。彼时，中英鸦片战争的战火正熊熊燃烧，清朝官府为了抵御英军的入侵，发布了极具诱惑性的赏格令：成功擒获义律者，可获得洋银 10 万元的巨额奖赏；哪怕生擒一名普通白人士兵，也能得到 200 元赏银。
义律等人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水手的条件，登上了民船。然而，危险并未远去。他们刚出发不久，便遭遇了清朝的官船。彼时，两名英国士兵正站在甲板上悠然自得地享用午餐，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的临近。机智的船家迅速反应，眼疾手快地将这两名英国士兵推进舱底，并用席子仔细掩盖，巧妙地隐藏了他们的踪迹。官船的士兵显然知晓有英军船只失事，大声喝问船家是否发现可疑情况。船家神色镇定，语气平和地回应：“未曾发现，未曾发现。” 就这样，义律惊险万分地逃过了一劫。
船家虽然通过这次交易获得了一笔钱财，可与清廷给出的丰厚赏格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连三十分之一都达不到。这不禁让人心中生疑，船家难道不明白这笔买卖亏大了吗？其实不然，深入探究历史便能知晓其中缘由。回顾 1757 年后广州的中英贸易往来，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清商极少向英商讨还欠款，而英商追讨欠款的情况却屡见不鲜。背后的原因在于，清商们深知，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朝廷根本不会为他们主持公道，反而极有可能对他们的财产心生觊觎。在一个私有财产得不到切实保障的国家，官方的承诺犹如镜花水月，虚无缥缈。谁又愿意去招惹一个说话从不算数、手握绝对权力的庞大势力呢？所以，船家宁可选择赚取一笔数额虽小但安稳可靠的钱财。
在这场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战争中，抱有与这位船家类似想法的大清百姓绝非个例。英军踏上中国的土地时，原本以为会遭遇激烈的抵抗和民众的仇视，然而现实却令他们大为震惊。英军军舰每抵达一处，瞬间就被一群渴望交易的小贩团团围住，即便在炮火纷飞、激战正酣之时，这种场景也未曾改变。一位英国上尉曾感慨道：“这实在是一个神奇至极的国度…… 在这里，人们在一个地方与你进行商业往来，而在另一个地方，却可能与你刀兵相向，彼此厮杀、毁灭！” 只要给予足够的金钱诱惑，天朝的百姓甚至会向英军透露哪口井被下毒，还会为他们精心谋划，如何巧妙地迂回到清军的后方。英军所到之处，从来不用担心食物和水的补给问题。面对错综复杂的广州水路，中国船夫们如同争抢客源的出租车司机，纷纷争着为英军提供导航服务。“扬威将军” 奕经精心策划了一场对英军的偷袭行动，然而就在行动当晚，一个未成年的中国孩子，竟冒着被砍头的巨大风险，将这一机密情报传递给了英军。
英军占领宁波后，来自德国的传教士郭士立，这个暗中充当英军间谍的人，竟然被任命为当地的 “知府”。当地的中国百姓明明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却依旧固执地称呼他为 “郭爷”，甚至还为他创作了一首打油诗，诗中称赞道：“自来官府断案，速度远不及郭爷。” 郭士立利用一些百姓对金钱和利益的追求，组建了一支由中国人构成的间谍队伍。队伍中有一人信誓旦旦地表示，只要有人资助他前往北京参加科举考试的费用，他愿意为其赴汤蹈火、“效犬马之劳”。
这样的场景，让英国军官们都深感难以置信。当他们向清军发动进攻时，当地的农民们却表现得异常麻木。他们手持饭碗，平静地吃着米饭，眼神中没有丝毫波澜…… 尽管他们亲眼目睹外国人正在与自己的同胞浴血奋战，且他们所处的位置极其危险，随时都可能被枪炮击中，性命危在旦夕。
为什么在国家面临外敌入侵的关键时刻，民众连最基本的家国意识都荡然无存了呢？究其根源，是封建皇权专制统治的长期压迫。在这种腐朽的统治模式下，普通百姓从未被当作真正的人来对待，更无法享受作为人应有的基本权利。就拿朝廷大员裕谦来说，他在东南沿海招募民众参与抗英斗争，然而在私下里，却将这些百姓蔑称为 “均属匪类”…… 他甚至认为，利用这些人去攻打英军，能够起到 “以毒攻毒” 的奇特效果，即便这些百姓在战斗中伤亡惨重，他也觉得 “不足惜”，认为既不会 “有损天威”，还能 “为地方除害”。“靖逆将军” 奕山更是直言不讳：“防范百姓比防范士兵更重要，而防范士兵又比防范外敌更为紧要。” 奕经在行军途中，更是肆意妄为，“沿途掳掠青壮年，抢夺门板，强迫四名百姓抬着一名士兵，大摇大摆地进入城中”。众多无辜百姓就这样被清军强行裹挟到这场战争之中，然而在官员们的眼中，他们却仿佛成了比外敌更为可怕的敌人。负责镇守镇江的老将海龄，不将精力放在筹备战具、抵御外敌上，而是一门心思在城门口抓捕所谓的 “汉奸”。只要看到有妇女儿童见到旗兵后惊恐逃窜，他便立即下令追杀。当镇江城被攻破之时，海龄不但不反思自己的残暴行径，反而再次叫嚷 “全城皆是汉奸”。
即便是被誉为 “睁眼看世界” 的林则徐，也难以摆脱这种对百姓的偏见。在他的认知里，大清的子民似乎只有两类，要么是已经投靠外敌的汉奸，要么就是潜藏着叛国倾向的潜在汉奸。英军也曾自我反思：“军中的营员和士兵，无一不把百姓当作可以随意欺凌的对象，借着巡查的名义敲诈勒索商旅，购买食物却拒不支付费用，窝藏娼妓、开设赌场，引诱良家子弟堕落，还帮贼寇暗中销赃牲畜。”
所以，当清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之后，百姓们压抑已久的愤怒瞬间爆发。他们迅速围堵官船，甚至用长长的竹竿，将试图逃生的官员们逼回熊熊燃烧的火海之中；当攻破州府衙门后，百姓们立刻蜂拥而入，大肆劫掠一番，随后一把火将其烧成灰烬。如果还有人对 “君视民如草芥，民视君如寇仇” 这句话的含义感到疑惑，那么鸦片战争中的这些场景，无疑就是最好的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