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的象山人都知道，象山曾有民谣，“东乡萧家咯谷，西乡何家咯竹，墙头欧家咯屋，昌国卫俞家咯福”，民谣指的是象山历史上的四大家族：萧家、何家、欧家、俞家。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萧氏的近代风云。
（五）就地收租建粮庄是仿古代的贮粮形式
佃农和富户的关系是交租和收租的关系。贫下中农无业可求，只好挽亲托眷租种萧氏富户的田地以养家糊口。萧家富户租给佃户的租有多种规定,按照实际情况确定的形式有：（1）水田不管种双种单，不管收多收少，均按实收水谷箩数分成；（2）对土质差、水源又短。所化劳力繁重，佃户得七，出租田主得三；（3）水源充足而土质又好的对半分成（田主佃户各半）；（4）水利条件尚好，而土质不够好或水利条件差而土质较好，或佃户出资出力改良土壤的四六分（佃户得六，田主得四）；（5）旱地是按土质好差，平地坡地，都以年初商定，以分燥番丝为主，前者（土质好又是平地）每亩年交200斤；后者（土质差坡地）每亩年交100—150斤，也有交钱租的。春粮如豆麦油菜等一律归佃户。但不论采取何种形式，只能由田主说定，佃农无权。为什么解放前的佃农这样穷，农田产量这么低，老是二三百斤，这主要是田和地这种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不在耕者手里，耕种者生产积极性不高，不肯对农田基本建设出资出力。
富户收租靠的雇佣亲友和可信之人当佃客，他约定佃户收割日期到田头验收，中午饭都由佃户供给，佃户杀鸡做米团，好酒好菜请佃客。其目的对收租者客气，可以私下照顾几箩。分给田主的水谷箩上都盖有石灰印。如“忠房”、“恕房”、“信房”和其他房名，由佃户送谷到指定地点。远村田主都建有“庄屋”设有晒场和仓库。雇有晒谷、扬谷妇女。除近在萧家的佃户外，萧氏三大富户在外地占有的庄屋仓库晒场如下：三大房藏粮庄院分布简表：面积：29.5亩。
这些粮庄一般可贮几百万斤粮食，逢到灾荒便开仓济民。
萧氏家族中贫富十分悬殊，多数也是贫困户。这16户富户自耕的田地（雇工耕种）也不上300亩，极大部分是出租给当地农户。如大徐地区有60%是种萧家富户的佃户；旧称“上百万”的南庄平原也有百分之三、四十的户是种萧家的田。
（六）放债收利、放青苗、典押产业是兼并田地和敛财之道
高利贷是解放前常见的民间借贷种类，有常年二分和月息一分半的。抗日时期国民党货币贬值，月息最高时有三个月对合的驴滚利，三个月到期连本带息比本金增加一倍。农民遇上天灾病祸，一旦借入高利贷，往往被盘剥得倾家荡产。
放青苗也叫买青苗，当遇到青黄不接之际，贫苦农民迫与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将还未成熟的农作物，如稻谷、番丝、豆麦、棉麻之类产品作为抵押。这种用农产品偿还的青苗钱，其价低于市价。有的借一百斤稻谷还一百五十斤甚至二百斤的稻谷；有的借一百斤番丝还一百斤稻谷。
实物抵押。旧时民间用田（地、山、房）契作抵押的，其形式有两种：“一是借方抵押的财产自留，按契约规定的时间，到期还清本息，取回契约。这种形式的利息高些；二是典押的契约定约后，借主就把抵押物（田地、山、园、屋）由贷主使用或者出租，按规定时间付清典款，才能收回所典产业。这种典约以产业作利息。典押契有写钱币的也有写米谷数量的。如果逢到灾害之年，借主犹似雪上加霜，无法取续，只好转卖。
（七）雇佣人才,是管理田地产业和经营企业的手段
萧家富户家大业大，田产又散布在全县三分之一地方。既要守业，又要创业，里里外外需要很多人帮他(她)出主意去管理。尤其三大富户家里主管内外事务的人很少，子女大部分出洋求学或在国内干其他事业。为此富户都以优薪厚酬雇佣懂经营善管理又诚信可靠的人才来管他家的各行各业。“忠”、“恕”、“信”三大富户都雇有管家、帐房、佃客，还有长工（作头、二手、三手、看牛）、短工；里作、帮嫂、奶妈；店员、学徒、会计、船老大、船员、保镖、马童、抬桥人等，以及粮庄管理人员、晒谷扬谷人员和管山林及护院的共有二百余人。富户老板总是善待他们，而他们也乐为老板尽职尽责。这种相互诚信，上下沟通，就把诺大家产都管理的井井有条。如萧恕房有上万亩田地，她老汉早年亡故，五个子女都在国外和外地，家里只有她一人支撑着这么大的家产，除两个媳妇帮衬应付日常事务外，都是依靠帐房、管家一帮人策划盘算管理，且有序不乱。
（八）从土到洋，跨入商海带头走民营企业之路
清朝末期和民国时期，萧氏富户已出现不适应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模式。他们立足农业，很快跨入商场。就在这时，在县城买来黄金地段县前街屋基地，先建“隆泰绸缎布庄”，经过几年经营，跃居全县城最大的商号。后来又陆续开起“通泰”、“隆润”、“通生”、“久泰”等南北货、食品、布店和副食品杂货商店；当时在县城是最大四店，名扬全城；继而三大富户又合资买来专走宁波——象山，能载百多个座位的“东港轮”一艘。后又买来了“金宝源”、“大宝源”、“小宝源”等大小运输船三只，专走上海、福建、广东等地。通过商业和运输业活动，掌握了各埠商情和市场信息。据知情人氏反映：“萧恕房在上海虹口已买入房产一幢，萧信房也在上海买进了房子一座，如果不是上海解放，萧氏大户已经准备进入大上海市场。
从经济视角看，萧氏在民国后期的农耕文化已出现无法担负起发展经济的重任。于是迅速转入商业活动，这是由封建土地资本经济转向商业资本经济的典型。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