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在现代社会，不论出于何种目的，阅读、写作和旅行其实都已是极具个性化的私人体验。不过在面对潜在或是现实的读者、听者时，阅读、写作和旅行往往会被赋予意义。小序所涉的话题，同样也被置于宏大的叙事之下。不过对于作者来说，最关键的仍然应该是自己喜欢，这就是最大的意义。此文为《煌煌大明：考古、服饰、礼制》序言的前半部分。
——乐浪公
为什么要研究明代服饰，或者说服饰研究为什么要注重明代这一时段？
服饰，作为身体外在的显著特征，早在春秋时期就已被认为是族群认同和区分的重要标志，并被纳入礼制的范畴且在后世不断得以强化。明朝，在中国历史的序列上，处于元朝和清朝之间，是一个相对特殊的朝代。元朝和清朝都由少数民族建立，而明朝可说是帝制时代最后一个以汉人为主导的王朝。在服饰史上，元朝“近取金宋，远法汉唐”，同时“兼存国制”。这一制度袭自辽金，其时有国服、汉服之别。辽金元虽重国服且行剃发，但不废汉人衣冠。明朝初立，明太祖诏“复衣冠如唐制”，“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清朝定鼎，强制汉人一律剃发易服。初看之下，元朝为一变，明朝是一变，清朝又是一变，三朝服饰截然不同，似无因袭。但实际上元代服饰影响明代既深且远，其影响且及于清代并朝鲜、日本、琉球诸国。在此，试举数例，以示元明清三朝服饰的关系：
搭护。又作搭胡、搭忽、答胡、答忽、褡𧞤，为蒙古语“Dahu”之音译，意为一种皮袄，后用以指代丝麻类半袖或无袖的袍服。明初革除胡服，但搭护不在其列。搭护在明代更多地写作褡𧞤，与圆领、贴里为帝王群臣常服中的特定组合。入清，礼服中也有搭护。杨宾《柳边纪略》卷三记满洲“天寒披重羊裘，或猞猁狲、狼皮打呼”，文后注云“皮长外套也”。《御制增订清文鉴》卷二十四衣服类第一载“皮端罩Dahū：用任何一种皮草做的比褂长，放上眉子，毛朝外穿的，称为皮端罩。用白珍珠毛狐狸皮、元狐皮、貂皮、猞猁皮上镶貂皮边，猞猁皮、豹皮、狐狸皮等皮毛做的，和朝服一起穿”[1]。满语Dahū当即借自蒙古语Dahu，其时汉译或作打呼、达呼、大护，而更多地则被称为端罩。据《大清会典》，端罩有黑狐、紫貂、青狐、貂皮、猞猁狲、红豹皮、黄狐皮等数种，这与蒙古语的本意颇为相近。按质地、皮色及其里、带的颜色，端罩又分几个等级，以此区分身份的高低。
[1]傅恒等撰：《御制增订清文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33册，经部，小学类，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页。原为满文，友人李青芯汉译，慨允使用，谨致谢忱。
贴里。又作帖里、天益、天翼、缀翼、裰翼，为蒙古语“Terlig”之音译，意为丝、丝织品、绸缎，后泛指丝麻织物。或言“Terlig”为腰间收束之袍服的蒙古语称呼[2]。入明，贴里未废，且与圆领、褡𧞤为特定的组合。明朝末年，朝鲜使臣申忠一出访女真部落，记弩尔哈齐的穿着，说是“身穿五綵龙文天益，上长至膝，下长至足背，裁剪貂皮，以为缘饰”。朴趾源《热河日记》记其一行将渡江入清朝国境，于卢参奉所说“视帖里时，更加豪健矣”文后注云“帖里，方言千（天）翼”，天益，亦即天翼，也就是贴里。洪万朝于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以谢恩副使出使清朝，在其《晚退燕槎录》中记清人服饰，称“所谓公服，如我国辇陪军之所着，而有绣贴里则长而有膝。按如我国戎服。红头上有澄子，青卵、红卵各随其品，垂念珠一串，围带子于贴里。此必遵胡元辽金之制而未可知也”。洪万朝所说的公服，当即清代的朝服，近人考证清代朝服的形制正是受了明代贴里的影响[3]。
[2]李莉莎：《“质孙”对明代服饰的影响》，《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3]王业宏、赵丰：《清入关前朝服考》，《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补子。补子在明代为文武群臣常服圆领上的一种标识，《明太祖实录》载“（文武官）常服用杂色纻丝、绫、罗，彩绣花样：公、侯、驸马、伯用麒麟、白泽，文官一品、二品仙鹤、锦鸡，三品、四品孔雀、云雁，五品白鹇，六品、七品鹭鸶、鸂鶒，八品、九品黄鹂、鹌鹑，杂职练鹊，风宪官用獬豸。武官一品、二品狮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品、七品彪，八品、九品犀牛、海马”。明清易代，袭用补子，用于文武群臣朝服、吉服、常服外套穿的褂子上，其功用与明代一样，也是为了区分品官的等第，惟其花样与明代稍有参差。推原其始，明清补子乃是出于蒙元胸背。胸背，顾名思义其装饰的部位在前胸后背，初为或圆或方的装饰花样。蒙元胸背普遍采用龙、凤、麒麟等动物作为装饰，并无明确的等差序列。明清补子则文官专用飞禽，武官专用武兽，等级鲜明。
搭护、贴里、补子之外，帽顶与其上的翎羽装饰，珍珠（蒙古语、满语称“答纳”）装饰，及衣物上如云肩通袖膝襕、四团、八团等装饰模式，也都是元明清三朝服饰前后袭用的实例。此处所举虽然间有蒙古影响女真的例子，并非一律经由明朝为中介而递相袭用，但不难看出元明清三朝服饰之间的关系远比通常所认为的密切。
又，有明一代，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封贡体系最为典型。朝鲜、日本、琉球作为名义上的藩属，对明朝例行朝贡，明朝则对其加以册封。而封贡体系最为重要的一环，就是明朝对藩属赐给冠服。特别是朝鲜王朝，“礼乐文物，侔拟中华”，衣冠制度效法明朝。明清易代，出于尊周思明的意识，朝鲜士人主观地认为清朝已是腥膻遍地，礼乐文物荡然无存；而僻在一隅的朝鲜却能保有明朝政教，“一隅青丘，独保大明日月”，“大明日月，尚存于青邱一隅而未尝亡”。至朝鲜高宗称帝前夕，儒生在劝进奏疏中也说“惟我东方，檀君首出，与尧并立，箕师道东，一变为夏。亦粤我祖宗缉熙之学，直溯关洛，尊尚程朱，礼乐文物，侔拟中夏者，迄今上下四千年。而惟其皇统之号，则在古未遑矣。钦惟皇明，廓清区宇，圣神继绳，我国受命，号称小华”，继称“陛下圣德大业，宜承大明之统绪”，“伏惟陛下深体万东之义，廓挥中兴之志，亟正宝位，亟涣大号，以顺天命，以应民心，克承皇明之统，永享无疆之休焉”。朝鲜王朝升格为大韩帝国，其时距明亡已数百年，但仍认为是承继明朝的统绪。度支部协办朱锡冕在奏疏中就称“洪惟我陛下，挺上圣姿，膺中兴运，远绍皇明之旧统，创制大韩之新规”，高宗也曾直言“大明受之于宋，朕则受之于大明”。与此相应，朝鲜使臣出使清朝，特别注意清人的穿着服用及清朝士人对其衣冠的观感，在《燕行录》中往往费有不少笔墨。朝鲜使臣以为“我等衣冠与明制一样”，普遍认为大明衣冠尚存于朝鲜且惟此可见，尹凤九《屏溪集》就称“即今天下，我独周矣。大明衣冠，惟此可见”。在路途中，朝鲜使臣常常讲求穿戴，以期引起路人的艳羡。尹凤九在给即将出使清朝的俞子成的信中，就说“且儒士之行，兄乃一初，不可用军官服，宜以幅巾等巾服莅途。中原旧人，必且艳看矣”。路人对朝鲜使行异样的眼光，朝鲜使臣却多情地以为“华人见东方衣冠，无不含泪，其情甚戚，相对惨怜”。在与清朝士人交往的过程中，朝鲜使臣的自我优越感还屡屡藉其衣冠得以膨胀，进而夸示于人前[4]。
[4]葛兆光：《大明衣冠今何在》，《史学月刊》2005年第10期。
如上所述，元明清三朝冠服制度虽各有异，但异中有同，不乏前后因袭之处。同时，明代服饰也在域外有着深远的影响，进而引致朝鲜对清朝的别样认知。明代服饰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即在此历史的纵向和横向得以凸显，而无关于是蒙是满是汉还是朝鲜。服饰研究注重明代，还有一个现实的考虑。往往年代越早可资利用的材料越少，年代越近材料越多。元朝去今已远，文献多不足征，其他材料也相对较少；清朝去今最近，无论是文献还是实物、图像等材料都极为丰富，且相关研究也多。惟于明朝，去今不远不近，材料也还算充足，相关研究不无深入的空间。近年来，相关文献、实物、图像的发现、发掘、发布，也大大丰富了研究的资料，使得系统地研究明代服饰成为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