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进入权力过渡期，这样一个微妙的时间节点，中美元首再会晤，会给中美关系带来哪些影响？近日，玉渊谭天对三位中美专家进行了采访。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认为过去四年中美关系处于大的转型期。外交学院副院长高飞则表示，目前中美关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需要重新定位，当前两国关系仍处于建交后最困难的时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栋指出，这次会见并非“象征性会晤”，需要尽可能地将中美元首共识进一步确认与落实，将中美关系作为政治资产传递下去。他指出，中美关系处于一个原有的均衡被打破，新的均衡正在形成的过程中。
当地时间11月16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利马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
会晤中，习近平主席表示，过去4年，中美关系虽然历经跌宕起伏，但在我们两人领航把舵下，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对话和合作，总体实现了稳定。
这是习近平主席与拜登总统的第三次线下会晤。三次线下沟通，都发生在两位元首出席多边组织峰会期间。
美国进入权力过渡期，这样一个微妙的时间节点，中美元首再会晤，会给中美关系带来哪些影响？来听听几位中美专家怎么说。
谭主：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美元首在这一时间点的会晤呢？
外交学院副院长高飞：从中国的角度来讲，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没有变，此次会晤表明我们没有放弃这种努力。同时，也向下届美国政府传递一个信号，无论美国政府如何改变，中国推动同美国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大原则大方向不会变。
从拜登总统的角度来讲，他曾经说过，在未来10年时间里，中国都会是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与此同时，拜登也清楚，中美关系不能失控。
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我注意到，不少外媒将这次会晤解读为“象征性会晤”，我并不这样认为。中美元首会晤，对于中美关系稳下来，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有着重要的战略引领作用，对于拜登政府而言，这一次会晤需要尽可能地将中美元首共识进一步确认与落实，将中美关系作为政治资产传递下去。
谭主：过去四年的中美关系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和趋势?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四年在中美建交后的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方位呢？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拜登政府执政的前两年，中美关系基本上处在一个紧张动荡的状态，这和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留下的政治遗产以及拜登政府上台后实施的对华政策有关。在后两年，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有了一些微调，希望增加双方的交往，提升中美关系的稳定性，扩大中美合作的领域。微调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中期选举后，拜登的政治地位稍微稳固，在对华问题上有了更大的空间。另一方面是美国在不少问题上有求于中国，希望中国帮忙。整体来说，过去这四年，中美关系还是处于大的转型期。美国把中国视为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在对华政策上进行全面调整，加大对华制裁与打压。
外交学院副院长高飞：过去四年，止跌企稳是中美关系努力的大方向。中美关系避免了人们担心的“自由落体”式下滑，但没有更为明显的改变。目前，中美关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需要重新定位，重新确定方向，也就是需要确立正确的相互认知。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两国关系仍处于建交后最困难的时期。
谭主：我们梳理了过去四年习近平主席提到的中美合作领域，有气候变化、人文交流等等，根据此前经验，这也是下一届美国政府政策不确定性的方面，该如何看待?
外交学院副院长高飞：过去四年，从元首外交的角度看，中美关系有这样几个重要节点。一是2021年的2月和9月两国元首的两次通话，表明中美双方都有保持沟通的意愿。9月那次通话直接促成了孟晚舟回国。第二个重要节点是2022年11月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在这次会晤中，双方领导人清晰表达了对自身战略意图和发展双边关系的看法。第三个重要节点是2023年11月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这次会晤后，中美关系止跌企稳得到了逐步落实。总的来看，中国的外交政策公开透明，战略意图光明磊落，保持着高度连续性和稳定性。一方面，我们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道路和目标，同时我们也坚持原则坚守底线。无论美国怎么变，我们对中美关系的定位是一以贯之的。经过四年的磨合和斗争，中美互动模式渐趋稳定。
谭主：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关系的态势会如何？
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美国要对我们进行战略打压、战略竞争，中国一方面是坚决维护我们的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另一方面我们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希望把中美关系稳下来。当前，我认为中美关系处于一个原有的均衡被打破，新的均衡正在形成的过程中。这个过程会很长，接下来的中美关系，就是要在不断博弈的过程中，形成这种新的均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