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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

全文分为7个章节：

第1章是绪论。本章首先介绍了研究背景与选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并提出了研究问题和具体的研究思路。在此基础上，详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厘清了各部分研究内容的系统性及其存在的紧密逻辑关系，并在最后阐述了本文的主要创新点。

第2章是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本章首先对研究涉及到的核心概念进行了界定，阐述了概念的具体内涵，随后介绍了数字化与企业绿色创新相关的理论，主要包括创新管理理论、资源基础观、注意力基础观、动态能力理论和高层梯队理论。最后，分别从数字化政策、数字化注意力、数字化能力和数字化经历这四个视角回顾了数字化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相关文献，分析了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第3章是理论模型与机理分析。本章基于前述理论基础和研究文献，分析了影响企业创新的内外部环境因素，并从数字化政策、数字化注意力、数字化能力和数字化经历这四个数字化视角构建了数字化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理论模型。随后，对不同数字化视角下的企业绿色创新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机理分析。

第4章是基于数字化政策视角的企业绿色创新驱动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本章针对当前中央政府制定的数字化政策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机制不明晰的问题，构建了以产业结构升级和环境规制为中介的数字化政策作用企业绿色创新理论模型，并基于中国上市工业企业的数据，运用数据挖掘技术与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化政策对企业产生的绿色创新效应，系统揭示了产业结构升级和环境规制所起到的部分中介作用以及基于企业权属特征的异质性差异。

第5章是基于数字化注意力视角的企业绿色创新提升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本章针对地方政府凝聚的数字化注意力如何影响当地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问题，根据注意力理论构建了以企业获得的研发领域外商直接投资为中介、数字产业集聚为调节的数字化注意力作用企业绿色创新理论模型，并采用中国上市工业企业的数据，实证研究了地方政府数字化注意力对当地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及其存在的空间溢出效应，探讨了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

第6章是基于数字化能力视角的企业绿色创新非线性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本章针对企业培养的数字化能力如何影响自身绿色创新水平的问题，根据动态能力理论构建了数字化能力指标体系以及以企业融资约束和信息透明度为中介、组织冗余和高管教育背景为调节的数字化能力作用企业绿色创新理论模型，并采用中国上市工业企业的数据，实证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能力产生的绿色创新效应，深刻揭示出数字化能力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复杂的非线性关系。

第7章是基于数字化经历视角的企业绿色创新赋能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本章针对如何挖掘首席执行官拥有的数字化经历影响企业绿色创新具体路径的问题，根据高层梯队理论构建了以风险偏好和短视行为为中介的首席执行官数字化经历作用企业绿色创新理论模型，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和地方数字经济在其中所起的调节作用，并采用中国上市工业企业的数据，系统揭示了首席执行官的数字化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

最后是本文的结论，主要是基于前述章节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总结和讨论了研究的主要成果，并向政府部门和企业提出了相关管理策略和政策建议。最后，探讨了研究的局限性以及未来重点研究方向。

主要创新点

第一，本研究聚焦于探讨经济领域的数字化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成果拓展了现有文献主要立足于环境政策，而缺少从经济政策层面进行研究的局限性，并从宏观政策和微观企业两个维度开展研究，解释了数字化政策实施前后企业绿色创新在时间上产生动态变化的原因及其在细分行业领域上存在的异质性差异。具体而言，已有关于数字化政策与绿色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省市和行业层面，缺乏从企业层面进行研究，尤其是缺少对经济和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的工业企业的研究，并且研究方法多采用普通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缺少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政策效应检验。鉴于此，本研究以中国上市工业企业为样本，基于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中央政府数字化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机制，并从产业结构升级和环境规制两个方面考察了其中存在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不仅扩展了现有研究缺乏从企业层面探讨数字化政策与绿色创新的限制，丰富了该领域文献，还揭示了数字化政策影响企业绿色创新随时间变化的动态性规律，以及该政策产生的绿色创新效应在重污染或非重污染企业上存在的异质性差异。

第二，本研究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的数字化注意力对当地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机制，完善了对地方政府数字化注意力的概念界定和测度模型构建，补充了现有文献较少反映地方政府数字化注意力作为一种有限资源对企业绿色创新在空间上产生影响的研究，对空间溢出效应的探讨也扩展了现有文献较少反映地方政府数字化注意力如何影响相邻地区企业绿色创新的局限性。具体而言，目前有关地方政府数字化注意力的研究多着眼于探讨政府对有限注意力资源的最优配置方式，而较少考虑其可能产生的经济和环境效益，这不利于政府通过数字化注意力改善企业绿色创新作用的全面发挥，同时部分研究仅采用了绿色创新的专利数据，既无法展示企业对绿色创新的投入与产出特征，又难以准确反映地方政府数字化注意力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的客观作用。此外，地方政府数字化注意力还可能对相邻地区企业的绿色创新产生空间溢出效应，而现有文献对该问题的研究则相对有限。鉴于此，本研究基于注意力基础观，完善了现有研究尚未反映地方政府数字化注意力对当地企业绿色创新动态影响的不足，通过企业获得的研发领域外商直接投资和数字产业集聚探讨了该影响存在的中介及调节效应，解释了地方政府的数字化注意力影响当地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机制，以及数字化注意力对相邻地区企业绿色创新存在的空间溢出效应。

第三，本研究为确定企业数字化能力与绿色创新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明确了数字化能力的具体内涵，完善了现有研究未能充分解释两者之间复杂关系的局限性。此外，从组织冗余、高管教育背景两方面剖析了数字化能力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调节效应，从企业经营性质、空间地理位置两方面考察了数字化能力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异质性，为数字化能力与企业绿色创新相关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并进一步揭示了数字化能力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是否会因企业采用新一代数字技术（例如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的水平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尽管已有研究表明数字化一方面可以通过升级企业的生产技术，优化生产过程实现增效减排，另一方面还能够因企业对技术研发投入过多而产生资源挤占，阻碍其生产绿色化，然而企业数字化能力究竟如何影响自身绿色创新水平仍然缺乏具体证据。鉴于此，本研究基于资源基础观和动态能力理论，通过构建非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并揭示了企业数字化能力与自身绿色创新之间的倒U型关系。随后，根据企业的经营属性和空间地理特征深入探讨了数字化能力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异质性差异，并进一步评估了数字化背景下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的经济和环境效益。

第四，本研究探讨了首席执行官的数字化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并从首席执行官在其数字化经历中是否获得更高学位、拥有海外经历或具有交叉学科背景等方面进一步揭示了数字化经历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异质性差异。具体而言，目前大多数研究关注了首席执行官的金融、学术和宗教信仰背景，但尚未有研究从其数字化经历视角探讨对企业产生的绿色创新效应。尽管部分研究表明数字化经历有助于首席执行官在企业推行数字化发展战略，但其数字化经历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机理，当前研究尚未提供直接证据。事实上，相较于单一的性别、金融、学术或宗教信仰背景，本研究中数字化经历的内涵包含了数字化相关的专业教育和工作经历，能够更加全面地体现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特征，然而已有研究并未从该视角分析其数字化经历可能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的影响，这不利于从个人角度探讨数字化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内在关系。鉴于此，本研究基于高层梯队理论，以首席执行官的数字化经历作为切入点来探讨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丰富了从个人特征视角开展绿色创新研究的文献，拓展了相关理论基础，并通过考察首席执行官的风险偏好、短视行为的中介机制，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地方数字经济水平的调节作用，进一步揭示了首席执行官的数字化经历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