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公安学研究》2024年第2期。为方便阅读，编辑中对部分文本进行加黑并删除了文章脚注。郭一禛（1997—），女，广西警察学院治安学院助教，中国-东盟禁毒研究中心研究员（南宁 530022)
【摘 要】
全球大麻政策呈现出割裂的态势，欧美国家倡导的“合法化”似乎已经成为不可忽视也难以阻却的趋势，但在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大麻的管制依旧严格。东亚的大麻管制政策与西方大相径庭，这一现象既是当下毒品管制策略的延续，也是文化和历史因素影响的结果，但东亚国家对大麻的认知与管制政策同样受到文化全球化所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在日本，反文化群体通过长年累月“自下而上”的自由化运动，影响了普通民众对大麻的认知，最终促成厚生劳动省修订《大麻取缔法》并重构了日本的大麻管制政策。日本反文化群体推动的大麻合法化运动的本质，是全球化过程中政治权力处于主导地位的西方对非主导地位国家的文化进行同化的过程。作为经济全球化重要参与国，我国需要警惕全球范围内大麻自由化思潮的扩散对我国文化主权的塑造与维护造成的影响。日本；文化同化；反文化社会运动；大麻管制；禁毒政策![]()
有别于其他大多数毒品在管制上趋于一致的态度，大麻在各国的管制制度当中呈现出差异化现象。这一现象根植于一国对于毒品的法律渊源、历史积淀以及政策导向，并且在立法中清晰地表达。其并非对大麻本身在自然属性上的认识偏差，而是法律意识和文化差异的具体体现。从国际公约的角度来看，１９６１年联合国《麻醉品单一公约》就已经对大麻进行了管制，并且将大麻纳入了“缺乏医疗价值”的附表四，各缔约国均参照本公约在国内开展大麻管制。然而，关于大麻管制的合理性与强度一直都存在争议。１９７２年美国国立大麻与药物滥用调查委员会（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Marijuana and Drug Abuse）认为，“没有确信的证据证明大麻会导致人的犯罪欲望，使人发疯或者丧失动机，或者大麻是其他种类毒品的门槛，大麻不会对人体造成致命损害，甚至高剂量也无法对器官或组织造成损伤”。１９９４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对大麻管制的合宪性专门做出解释，认定下级法院针对大麻管制“并无直接证据证明大麻使用与身体健康之间具有损害关联”而提起的违宪审查并无不妥，只是根据德国《麻醉药品法》的规定，少量的持有和使用大麻一般都作不起诉处理，因此裁定大麻管制仍旧是适当的。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关于大麻合法化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息：从世界卫生组织（WHO）发起的大麻使用“去罪化”的讨论，到２１世纪欧美国家开始着手的大麻合法化或部分合法化的改革，直到２０１０年以后，世界范围内有关大麻和大麻制品的药用价值及商业价值的讨论愈发广泛，呼吁大麻合法化的声音从离经叛道转变为大众话语。伴随着学术讨论、观念变动和话语权泛化，从个别国家的立法尝试作为起点的大麻管制改革开始成为潮流，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联合国针对大麻管制的改革。同时，作为制度变革的“推进剂”，文化渊源、观念基础以及社会舆论等关于大麻管制和亚文化（Subculture）之间的纠葛也得到了广泛关注。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亚文化群体与大麻滥用有密切关联，从环境、社会文化传统、社会阶层等方面着手对二者的相关性展开了研究。还有学者关注到亚文化中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分支与鼓吹和纵容大麻滥用之间的联系，例如詹姆斯·豪尔顿（James Hswdon）就在其著作《美国大麻：文化、政治与医用价值纷争》中提到，反文化运动鼻祖“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运动的蓬勃发展，直接导致了大麻滥用在美国的扩张。既有的研究将反文化运动与大麻的关联建立在欧美文化背景之上，客观来说对我国的启示并不显著。近年来，在反文化运动挑战大麻管制政策的现象中，我们的紧邻日本是非常值得参考的样本。战后日本和中国都有严格管制精麻药品的法律，且拥有相类似的对毒品深恶痛绝的主流思想。但是，在反文化圈外溢的大麻合法化思潮影响下，日本民间对大麻管制的态度呈现出被大麻自由化浪潮同化的倾向，并出现部分群体公开呼吁改革大麻管制政策，自下而上地促使日本政府放松了对大麻的管制强度。日本大麻管制政策变化的过程，是大麻合法化思想借助文化传播和文化运动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在拒毒意识强烈的社会中进行同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反映了全球化的进程中，大国文化假借文化运动的形式，通过长期侵蚀形成对其他文化形式的同化，进而干涉他国政策制定的过程。![]()
在文化研究领域中，流行文化、亚文化和反文化是三个既有联系又各自独立的概念。文化是集合相同价值观、信仰、道德标准、语言、社会传统和风俗等惯习的，以群体为表现的特殊形式。文化是研究人类社会的窗口，流行文化是区别于高雅文化、较容易被广大群众接触、且在普罗大众中形成话题的文化形式，电视、广播、报刊杂志、互联网等媒介是流行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例如，流行音乐、体育竞赛、影视剧、时装甚至快餐等领域都属于流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亚文化是与主流文化相对的概念，属于流行文化的一个分支。米尔顿·戈登（Michael Gordon）认为，亚文化是“部分人群”的指代，是“民族、社会阶级、地域、职业、宗教及城市或乡村居民各自独特需求的总和”。即相较于社会主流文化，亚文化群体因各自的民俗、宗教信仰和阶级等差异，有着独特的身份认同和行为习惯。这样的认同大多与主流的文化表达与价值取向相异，但不必然反对主流文化。反文化是亚文化中对主流文化强烈批判、否定主流文化价值观的一个分支。作为战后社会经济繁荣时期的产物，反文化是年轻群体对社会错位（social dislocation）和社会疏离（alienation from society）的直接反映。“反文化”的概念最早诞生于上个世纪６０年代，在越南战争的大背景下，彼时美国的主流文化是渲染“参战光荣”的美式爱国主义。然而，对于战后活跃的年轻一代而言，越南战场并非主流文化所渲染的“光荣墓场”。因此，部分亚文化群体开始了颠覆主流文化和价值观的反叛。此一群体也被学者称为“反文化群体”。美国文化研究领域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反文化是与现代社会形成对立的文化现象。此后，随着社会发展及意识形态的变迁，反文化的内涵不断丰富。反威权、反主流和反体制等标签，都被认为是反文化的主要特征。简而言之，反文化的内核是对主流文化、价值观及社会秩序的挑战。（二）“反文化运动”、文化政治与文化全球化影响下的文化同化社会运动是传播特定价值观、推进现代市民社会塑造的场域，是一种对固有社会制度和规范的集体挑战。社会运动框架建构论的学者认为，由于社会运动带有挑战主流制度与文化的属性，其所宣扬的框架无疑是社会中地位相对弱势的亚文化。但社会运动能为公共表达创造空间，在社会运动发生的过程中，新的认同和社会观念也能通过运动的形式在社会中传播，形成新的主流文化。因此，社会运动常常带来社会思潮的兴起甚至政治权力的更迭。反文化运动是社会运动的一个分支，它代表着小众文化圈对主流社会价值观的背离和对伦理道德的挑战，有极度强调个人自由的特征。如美国“１９６０年代反文化运动”（１９６０ｓ Counterculture Movement）以反对传统道德观与宗教观的形式，强调个人的解放与自由，对西方世界的保守主义、种族主义和其他传统观念的动摇造成了深刻的影响。文化是思想的重要载体，也是政治思想传播的重要途径，文化的传播可以在潜移默化中推动政治思想甚至制度的变革。因此，文化政治是政治建构的重要途径。在建构主义理论体系中，思想是改变社会观念、对抗现有政治体制并进行政治建构的有力武器。文化宣传（cultural propaganda）是现代政治长期斗争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手段。例如美国政府就将文化宣传作为其重要的外交手段加以推广，日本政府也有文化宣传外交（広報宣伝外交）的外交政策。在全球化的时代，文化软实力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对外宣传工作的影响日益深远。在全球化的时代中，文化与社会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客观上形成了文化同化的现象。“文化同化”一词源于“同化政策”，其本义是多数群体对少数群体在文化及思想上的压制。由于多数群体或统治阶级具有优势地位，在吸纳少数群体或移民时，多数群体会以平等权利为诱饵，迫使少数群体或原住民放弃其文化特性。在此过程中，少数群体所代表的价值判断、行为准则和信仰都被主流文化规训甚至同化。历史上的同化政策广泛存在于帝国主义时期，是殖民帝国对殖民地进行驯化所广泛使用的手段。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文化作为经济的附属产物出现，并伴随经济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文化全球化。在这个过程中，大国文化能够借助其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对小国文化进行吸引和同化。流行文化一旦在美国形成主流，通常在全球范围内也能获得大量受众。美式价值观通过文化全球化的形式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并挑战小国固有的文化价值和文化判断。这一过程是全球化时代大国文化对小国文化进行同化的反映。由于反文化运动具有的反对主流价值和社会风尚的特性，反文化运动常与毒品使用，尤其是大麻滥用密切相关。反文化群体对毒品的描述往往是积极且正面的，吸毒行为对该群体而言更是与精神世界探索、增加感性创造力等名词联系在一起。在反文化运动参与者看来，吸毒既是对既定规则的蔑视与挑战，更是对精神自由和解放的探索和追寻。如“垮掉的一代”运动的知名参与者、美国著名作家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就曾通过吸食大麻获得创作灵感；同时期另一位著名作家威廉·巴勒斯（William.S.Burroughs）以自身吸毒经历为原型的小说《瘾君子》更是在年轻一代中掀起阅读热潮。对于反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以及有关社会活动家而言，吸毒不仅代表着精神上的短暂放纵和欢愉，更是一种长期的、反对权威和世俗规则乃至追求精神自我的特殊标志，因此，反对既有的毒品管制制度是反文化群体的精神内核。大麻似乎是反文化群体最好的突破口之一，因为大麻管制一向是有争议的，即便在规则层面，大麻的法律控制并未得到普遍的认可—１９５０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的草案当中，对于大麻的管制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案。两种方案都认为，娱乐化使用大麻（recreational use）是有害的，应该被严格禁止。然而，第一种方案认为，大麻没有任何合理的医疗价值，那些所谓的药用价值都可以被其他药物所替代。第二种方案则认为大麻具有合理的医疗价值，各国应当建立大麻的专卖专营体制，由政府垄断大麻的生产和贸易，防止大麻进入非法渠道而被滥用。基于种种原因，联合国最后选择了前一方案，对大麻进行了严格的管制。管制的基础并未建立在“普遍事实”的层面，而是一种方案冲突的调和，这为后来对大麻管制政策的争议奠定了基础。由于吸毒行为被反文化群体赋予了反权威的内涵，而如果“权威”本身就是一种折中的结果而非一致的认同，那么这一权威的合理性就值得讨论。因此，反文化运动在客观上推动了毒品合法化、尤其是大麻合法化思想的诞生和传播。一方面，反文化运动的代表性人物都吸毒的事实对他们的受众影响深远。如前文提到的“垮掉派”作家以及后来的披头士乐队（The Beatles）等，这些名人对毒品的追捧极大地改变了大众、尤其是年轻人群体对毒品的观感与认知。另一方面，在反文化运动从美国向世界传播的过程中，大麻合法化思潮也逐渐成为反文化运动中一个独特流派，并在后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分支。可以说，大麻合法化思潮在美国最初的扩张，与反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密不可分。日本在战前曾有相当漫长的大麻种植史。早在绳纹时代开始，日本人就有种麻的传统。麻文化是日本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古代日本人而言，大麻既是重要的纤维原料，又兼具药用价值，还是“万世一系”天皇制度的象征。江户时期甲贺流忍者用大麻制作“阿呆药”，用于麻痹和催眠敌人，同时期的医典《大和本草》中也有关于大麻可用于治疗疟疾的记载。由于大麻纤维是日本传统社会重要的纤维来源，明治维新时期为满足军事需求，日本政府在北海道地区普及和推广大麻种植，并利用大麻纤维制造纺织品和其他相关物品以供军需。日本神道教认为，大麻是神圣的植物，可以拔除不祥。因此，日本伊势神宫有发放和使用“神宫大麻札”的传统，即用大麻织物参与祭祀的形式驱除邪祟。大麻纤维还是日本天皇礼服的重要原料。在日本历任天皇的即位仪式大尝祭(だいじょうさい)中，日本天皇须着用大麻纤维所织造的麁服(あらたえ)及绢织繪服(にぎたえ)参加即位仪式，以祈祷国民安宁与治下五谷丰登。这一传统也保留至今。在日本传统文化的叙述中，大麻具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顽强根性，是生命力旺盛的象征。大麻和水稻一样都是代表日本皇室的神圣植物。由于日本有着漫长的种麻历史和用麻历史，对大麻进行管制则在日本现代化道路中逐渐变成某种与日本固有的“根性”告别的代名词。1925年《国际鸦片公约》修正案签署后，印度大麻被加入到公约内，作为缔约国的日本政府对此做出响应，并于1930年颁布了日本第一部《麻药取缔法》，并将大麻作为麻醉药品列入管制以彰显日本的先进性。但在这个时期由于法西斯军事侵略的需要，日本各地大麻种植面积不减反增，大麻仍是帝国主义日本的重要经济作物。日本对大麻的全面管制始于二战结束后。由于二战期间日本曾通过毒品贸易与走私强化其在亚洲地区的侵略，在战后对日本战争责任进行清算时，对毒品的清算与管制以及对法西斯主义的清算顺理成章地成为对日清算的重要内容。在1946年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日本的毒化政策是日本“破坏和平罪”被认定的重要构成要件。即毒品滥用和毒品贸易的历史，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罪行累累的证明。因此，在战后以美国为首的GHQ（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接管日本并着手对日本进行去法西斯化与民主化改革时，对麻醉药品与精神药品的管制被认为是日本去法西斯化的重要举措。1947年，厚生农林省颁布了《麻药取缔规则》，将大麻同时列为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并实施严格管制，持有、种植、加工大麻及大麻制品都被法令禁止。起初，这一举措受到了来自日本本土势力的反抗。由于日本自古以来崇尚大麻的传统及战时日本政府推广种植大麻举措的双重影响，许多日本农民以种植大麻为生，对大麻进行一刀切的管制将使这些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方式。在与日本本土势力进行交涉后，次年颁布的《大麻取缔法》将大麻的成熟茎秆、去除大麻油的大麻制品以及不能发芽的大麻种子剔除出法令，以满足研究和纺织的需要。尽管1947年的《麻药取缔规则》出于对麻农权益保护的考量，在大麻织物上做出了部分让步，但“大麻有罪”的思想逐渐替代了“大麻神圣”的固有认知，成为日本去法西斯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大麻进行清算，是战后对日本法西斯罪行进行清算的缩影。![]()
由于“大麻有罪”思想是对日本固有“根性”的清算，同时是在美国主导下的战后改革之缩影。故在战后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时期的反文化运动中，吸食大麻又摇身一变成为反美精神的前卫表达。日本战后的社会建构和社会运动密切相关。日本市民通过组织社会运动表达政治诉求，对现行体制造成压力，进而推动体系变革。１９６０年代被日本人称为“政治的季节”。这一时期受全球左翼思想扩散的影响，日本社会运动频发，市民阶级组成了社会运动参与的主要力量。这一时期的社会运动客观上推动了日本政治体制和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变。共产主义、反战思想、反美思潮、自由平等概念，被左翼社会活动家借助运动向大众普及并点燃大众的情绪，引起大众的共鸣。而左翼党派人士更是希望借助社会运动推动日本脱离美国影响，实现独立自主，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反叛意识强烈的运动参与者通过吸食大麻的方式，表达对既成社会规则的不满，并鼓吹大麻自由化是反美精神的体现。由此，日本战后大麻合法化思潮的扩张伴随着反文化运动的诞生揭开序幕。尽管部分日本反文化群体认为自己吸食大麻的行为是反美精神的代表，但此群体的形成乃至其吸食大麻的行为却与美国流行文化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密切相关。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受美国嬉皮士文化的影响，日本本土逐渐形成了反文化群体，并在城市范围内掀起了反文化运动。这个时期的日本反文化运动，是１９６０年代日本社会运动的一个分支。而寄生于反文化运动的大麻自由化与大麻合法化思潮在后来逐渐形成了大麻自由化运动。其中从新宿区发端的“疯癫族”以漠视社会规则、吸毒后夜游、鼓吹性自由、吸食大麻等与当时社会价值格格不入的方式宣泄对社会既成规则的不满，尤其是将使用大麻的行为塑造成反美精神的体现。自此而始的大麻自由化作为“前卫思想”，在战后日本开始出现并在城市亚文化团体、社会运动团体中传播。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大麻自由化思想在日本城市亚文化团体和社会运动中的传播初具规模，此时的大麻自由化思想仅是在小众文化圈内传播的前卫思想。尽管这个时期一部分反文化运动参与者将大麻自由化思想和滥用大麻的行为与反美意识挂钩，可由于日本社会对“疯癫族”普遍持有批判态度，“大麻自由化”的主张并未真正成为日本市民的普遍共识。随着时代发展，一部分支持大麻合法化的学者注意到大麻的药用价值，开始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讨论《大麻取缔法》是否过时。如日本学者岸田修一就于１９７８年在学术期刊《时间的法令》（時の法令）发表文章《大麻调查》（大麻を探る）讨论《大麻取缔法》是否过时。但这样的思想终究没有引起大众层面的热烈讨论。高度经济增长时代的大麻自由化思想仍是城市亚文化圈、小众文化圈特有的反叛思想。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大麻合法化思想愈发频繁地出现在日本普罗大众的视野中，并随着大麻自由化思想在全球的扩散逐渐被日本市民知晓。从ＡＲＦ（安大略省成瘾研究基金会）和ＷＨＯ的联合报告起，到９０年代ＷＨＯ几次发表有关大麻医用价值的报告以来，大麻自由化运动在西欧和北美粉墨登场。从美国开始的“全球大麻长征”运动之风逐渐波及日本，并被反文化圈的支持者积极响应。例如，深受嬉皮士文化影响的日本人前田耕一，就在新宿街头公开宣传“全球大麻长征”运动并编撰有关漫画以宣传大麻自由化思想。自此日本大麻自由化运动拉开帷幕。大麻自由化思想在日本的传播过程本质是流行文化政治劝说（political persuasion）的反映。流行文化本身即具有很强的政治属性。文化研究领域认为，流行文化可以形成政治劝说，潜移默化地对大众的观念造成影响。在大麻自由化思想传播的过程中，流行文化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从“垮掉派”文学到嬉皮士文化，美式流行文化是大麻自由化思想出现与广泛转播的重要载体。反文化群体通过文艺作品，对大麻自由化思想进行美化与包装，因其具有反权威、反主流的特性，对处于叛逆期的年轻群体有着超乎寻常的吸引力。政治劝说是一种柔性的政治手段，它通过感召的方式让大众相信某种特定的理念。研究政治劝说的学者认为强权灌输的手段无法让民众信服（toconvince）特定的理念，然而政治劝说可以对民众产生影响，并让他们发自内心地相信某种思想。流行文化在传播政治思想的过程中可以起到政治劝说的作用。流行文化作品可以通过艺术表达的形式，对一些特定的政治观点进行表达，并达成广泛的传播。甚至有文化领域的研究者认为，流行文化都是政治表达的具象体现。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大麻自由化思想借助不同的流行文化载体在年轻群体中进行传播。从“垮掉的一代”文学运动中的小说，嬉皮士文化时代的音乐作品，到现代的You Tube视频影像等，由于大麻自由化思潮诞生于流行文化中的反文化分支，大麻自由化运动参与者非常擅长利用流行文化产品作为思想载体进行政治劝说。进入文化全球化时代后，与大麻自由化思想相关的流行文化产品越来越容易被人所接触。除了网络的普及让跨国文化传播变得容易之外，国与国之间愈发频繁的交往、人员在国家间的大量流动也带来观念改变的可能。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有关调查显示，海外旅行和生活的经历与大麻使用机会成正相关，年轻群体对大麻使用态度的松动，为日本大麻自由化思想的快速传播提供了土壤。拥有海外旅行或留学经历的人群在接触西方流行文化、尤其是美式流行文化后对大麻自由化思想产生的响应，其本质是流行文化政治劝说功能的体现。西方大麻自由化运动在全球的扩张与大麻自由化思潮的蔓延对日本大麻自由化思想的传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大麻自由化运动参与者在宣传造势中，有选择地翻译和宣传海外对大麻自由化的看法，并积极与其他左翼运动团体联动以扩大自身受众的做法，潜移默化中改变了长期以来日本公众中存在的对大麻有罪论的认知。日本本土的“大麻长征”运动也逐渐获得了普通民众的关注。尽管６０年代到９０年代之间，大麻自由化的思想伴随着轰轰烈烈的反文化运动逐渐从“前卫思想”变成与美国国内大麻合法化运动相呼应的“大麻长征”，日本政府对待大麻管制的态度仍旧是“大麻有罪”。１９９１年，日本政府对《大麻取缔法》进行修订，对大麻的种植、贩运、持有、让渡等行为带来盈利的犯罪进行加重处罚，并认为以上行为未遂也应做有罪处理。同时针对大麻的种植和进出口以及提供资金以支持大麻种植和进出口的行为设置了预备罪等罪名。在这个时期，日本政府对大麻的定义进行进一步规定和明确，对相关行为的处罚也不断扩大，仍旧展现着其对大麻管制的严厉态度。轰轰烈烈的“大麻长征”在这个阶段并未引发立法层面的变革。![]()
（三）从“认知同化”到“政策变革”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互联网技术的出现与普及，大麻合法化思潮及大麻合法化运动逐渐打破了城市边界，在“失落的二十年”里不断影响日本普通民众对大麻的态度和认知，并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引起了《大麻取缔法》关于大麻管制内容的变革。日本反文化运动的大麻自由化分支在传播和运动模式上都出现了较大的转变。形式上的变化致使越来越多的普通市民接触到大麻自由化思潮。大麻自由化运动逐渐组织化、规模化，并且借助网络打破地域上的限制，向东京之外的地区传播。尽管这个时期大麻自由化运动仍与反文化圈的小众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由于网络为其提供了传播上的便利，加上运动组织者和参与者积极与其他左派团体的社会运动勾连，大麻自由化运动在日本的影响力初步形成规模。这个时期，大麻自由化思想逐渐脱离反文化、反主流的标志，摇身变成象征未来发展方向的“新思想”。开设网络论坛、对大麻自由化思想进行线上普及和线下活动宣传是这个时期大麻自由化运动团体的主要活动形式。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日本于1999年创立了最具规模的大麻自由化运动市民团体“Cannabist”(カンナビスト),这个团体创建独立的同名网站对大麻去罪化思想进行网络宣传。运动参与者创办名为《大麻新闻》(CannabisNews)的期刊，在线上和线下出版发行，向市民宣传有关大麻医用价值、海外大麻自由化运动的动向以及国际上有关大麻用途的辩论；还定期在东京、大阪、京都以及札幌等地举办线下恳谈会，向参与者和一般市民宣传大麻去罪化思想。从1999年到2008年的10年间，Cannabist共发行14期《大麻新闻》，招募会员4800多名，并在网络收集赞同大麻去罪化签名4300多个。经过“网络宣传＋线下活动”的组合操作，大麻去罪化、大麻自由化思想打破了城市边界，从东京、大阪等大型城市群向埼玉、静冈以及北海道等城市群的边缘地带扩散，不再是独属于大城市反文化圈的叛逆思想。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日本大麻自由化运动参与者的宣传重点有两个：一是通过宣传大麻的药用价值和大麻制品的经济与商业价值以反驳“大麻有罪论”，塑造“大麻有用”的印象，并且对《大麻取缔法》提出质疑；二是通过与世界各地的大麻自由化运动进行联动，对国际上有关大麻自由化的讨论进行宣传，并与其他社会问题的讨论呼应，将大麻自由化的追求与社会先进发展方向挂钩，塑造“大麻自由化”是世界潮流大势所趋的印象。具体表现如下：其一，反驳“大麻有罪论”是这个时期运动参与者的活动重心之一。组织者积极地宣传大麻的经济、商业和医用价值，翻译欧美相关访谈宣传大麻去罪化思想。此外，他们还将大麻的种植和使用与日本的传统挂钩，从历史和民族主义中为大麻自由化思想寻找依托。除了市民团体“Cannabist”通过线上线下发行《大麻新闻》出版物外，建造于栃木县那须郡的大麻博物馆也积极参与这一方面的宣传。在大麻博物馆的网站页面还有专栏对日本过去种植和利用大麻的历史进行非常详尽的阐述，并将战后日本政府禁止大麻流通的政策总结为“我们失去的东西”。与此同时，市民团体“Canna⁃bist”则将目光重点放在翻译海外相关座谈，并用有关领域专家言论以支持“大麻去罪化”的思想。如该团体于2000年10月刊印的《大麻新闻》第十期就将美国心脏病学会(AHA)有关大麻吸食是否会提升心脏病风险的部分访谈翻译后刊登。《大麻新闻》对海外有关文献的报道多半是截取的访谈片段，将最有利于大麻合法化的观点进行筛选后刊登，并借助网络扩大读者群体。其二，大麻自由化的支持者通过与左翼运动团体联合组织示威运动，扩大大麻去罪化、大麻自由化思想在日本的传播。游行示威在网络时代仍旧是社会运动的主要宣传形式之一。在21世纪初期，大麻自由化运动参与者借助网络进行大麻自由化思想宣传的同时，还积极组织线下游行，并以游行示威的形式向市民宣传大麻去罪化思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运动“大麻长征”(マリファナ·マーチ)是全球大麻长征运动的分支。从2001年到2020年的20年间，运动参与者每年在东京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单次游行的规模超过1000人。“大麻长征”的运动参与者积极寻求与左翼运动团体的合流扩大自身影响力，使“大麻自由化”思想与其他左翼团体的诉求捆绑宣传。如在2011年的运动中，“大麻长征”作为反核运动的分支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并借助反核运动来宣传大麻去罪化思想，将大麻自由化的主张合理化、正当化。随着一系列社会运动的开展，不仅社会层面针对大麻自由化、大麻合法化思潮的关注在增长，关于大麻合法化的论辩也日益增加。2006年，佐藤哲彦发表《觉醒剂的社会史》讨论各类精神药品与麻醉药品对社会建构的影响。此后，日本学界开始了激烈的关于精麻药品管制措施的讨论，其中关于大麻的医疗用途的讨论最为激烈。据日本社会学专家山本奈生所述，现如今日本学界关于医疗大麻是否应当合法化的讨论达到一年内新增学术论文2000篇以上。许多学者从神经科学的角度对大麻医疗价值进行研究与讨论，但大麻的医疗用途又受到《大麻取缔法》的规制，故是否有必要对《大麻取缔法》进行修订，是日本学界论辩的重点之一。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新媒体的蓬勃发展为大麻自由化思想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播带来不可忽视的作用。新媒体大容量、实时性、交互性强的特点，在意识形态渗透和思潮传播上起到的作用日益增长，甚至到了今天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要战场。在这个阶段，大麻合法化运动对大麻自由化思想的传播也顺应时代潮流形成了新的传播模式，并瞄准年轻群体进行有针对性的思想渗透。与２１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利用网络论坛传播大麻去罪化思想并组织线下运动相比较，这个时期新媒体平台成为大麻自由化运动宣传的主要阵地。“短平快”式的宣传变为运动参与者的主要营销手段。如“大麻长征”运动的参与者除了运营论坛外，还开设了脸书、推特以及You Tube账号，针对年轻用户进行相关思想渗透。截至２０２２年５月，“大麻长征”的脸书小组共有组员１２００余人，推特粉丝２４００余名，发布推文１３００多条，You Tube频道粉丝７９９名，视频播放次数２５万余次。与此同时，在２１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活跃的市民团体“Cannabist”的网络论坛陷入停滞，其余仍在更新的论坛如The High Class和大麻博物馆官方网页都添加了推特、You Tube视频平台相关的更新内容。在２１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大麻自由化运动团体将网络宣传重心从论坛移到了新媒体的综合运用，将推行大麻合法化的意图以视频、音频、语音数据服务、实时交互平台组合的形式，并以手机为终端，向更广泛的人群传播。由于反文化的具有反威权和倡导个人自由的特殊性质，其思想对处于叛逆期青少年的吸引力远大于对其他年龄层的吸引力。此外，在互联网时代年轻群体是社交媒体上最活跃的群体，这也为大麻自由化运动向年轻一代的扩张提供了便利。除了上文所述，年轻群体对大麻的看法最为宽松外，年轻一代中吸食大麻的人数也在过去十年中呈现显著上升趋势。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于２０１９年发布的《第五次药物滥用防止五年战略》白皮书公布的数据，２０１８年被捕大麻滥用者达３２１８人，其中青少年１５１９人；这个数字到了２０２１年增长为５２６０人，其中，１０—３０岁的青少年共计３５１１人。可以说，网络宣传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年轻一代对大麻的态度和看法，进一步地推动了年轻一代对大麻及大麻制品使用习惯的产生，使更多人主动选择吸食和使用大麻。同时，这样的思想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青年群体。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报告，２０２１年是日本大麻使用检举案件最多的一年，被捕人数达５２７６人。且过去七年一直保持增长趋势。在被捕人数中，青年群体的占比居高不下，且仍旧呈现增长趋势。随着运动的蓬勃发展以及轰轰烈烈的线上传播，日本一般民众对大麻自由化的看法也逐渐转变，最终使得日本政府对大麻的管制政策部分松绑。据日本厚生劳动省资助的一组发表于２０１９年的研究调查显示，尽管九成以上的受访者仍旧认为吸食大麻不可取，但认为“浅尝一点是个人自由”的人数却在逐年上升。且这个上升趋势在１０—３０岁的年轻一代中表现最为明显。而１０—３０岁的年轻群体，恰好是流行文化产品消费的主力军。潜移默化的思想转变最终撼动了日本政府对大麻管制的政策。从２０２１年至今，厚生劳动省共召开８次研讨会，研究对大麻管制在医疗层面松绑以及部分大麻制品合法化的可能。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６日，日本内阁通过了对《大麻取缔法》的修正案，承认了大麻医疗使用的合法性，同时，以研究为目的的大麻草栽培、大麻纤维和大麻种子，都被新版《大麻取缔法》所认可。同时，为了防止大麻滥用在年轻群体中继续扩张，大麻仍被认为是需要规制的麻醉药品，医疗目的之外的持有、让渡和使用仍旧被禁止。并且，厚生劳动省也在持续研究大麻滥用入罪的可能，是否需要新设“大麻使用罪”，成为２０２４年讨论的重点方向。尽管控制大麻滥用的思想仍旧是日本大麻管制的基本方针，但是战后初年所确立的“大麻有罪”思想已然在反文化运动的长年斗争中被慢慢淡化，“大麻有用”的思想悄然替代了大麻有罪论，被政策所认可。![]()
（一）“优等生思想”与战后日本“大麻有罪”传统的形成战后日本对大麻管制思想变迁路径的内因与日本民族性的“优等生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对强大“他者”的学习与想象是日本民族性的重要特征，这种慕强心理被日本学者竹内好概括为“优等生思想”。竹内好认为，日本的民族性中缺乏一个永恒的“自我”，日本人习惯像优等生一样，对新思想进行学习并“挣得分数”，即对新思想表现出狂热的态度和彻底的执行。一旦日本人接受了某种思想是新思想，并且代表社会的前进方向，那么日本人就会对这种思想进行追捧。追赶并超越某种新思想是日本文化中的典型特征。在全球化时代，大麻自由化思潮借助反文化运动在日本社会层面的扩散也遵循其固有的“优等生思想”的逻辑。由于大麻自由化思潮席卷西方社会，大麻自由化运动参与者在对有关报道进行翻译和转载时有意识地进行筛选，向公众营造出“大麻自由”在西方社会是世界潮流前进方向的假象。
日本社会从近代“脱亚论”开始，便长期存在着“西方代表先进”的基本认知，在这样的认知影响下，大麻自由化的主张对普通民众而言显得越发合理与正当。战后管制大麻“去法西斯化”的初衷，也逐渐被淹没在轰轰烈烈的大麻自由化声潮中。在“优等生思想”的整体社会氛围下，日本不仅在“黑船来航”后迅速走上帝国主义的道路，又在战后迅速地开始了民主化改革。日本在思想上向西方靠近是日本近代化与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在日本现代化的过程中，日本社会摒弃了对大麻和皇权之间的联系，转向大麻有罪论并进行了大麻管制的改革。在大麻自由化思想伴随文化全球化扩散到日本后，日本社会对大麻有罪的基本印象又逐渐被西方文化所同化。这一看似“左右摇摆”的政策变革，事实上正是日本社会观念中“优等生思想”的具体体现。大麻自由化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可以看做是日本文化对大国文化的顺从与响应。政治学理论认为，大国可以通过软实力影响小国的舆论，甚至政策的制定。在国际政治的相关理念中，大国实力包含三个维度：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影响舆论的力量。潜移默化的影响他国的舆论以及政治，是大国实力重要的体现。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Nye)也对软实力影响他国政治有着精彩的论述，他认为，流行文化是软实力的重要载体，如美国的流行文化能在其读者和接受者间产生强烈的吸引力。经济全球化使得美式文化得以冲击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民族文化。即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全球化可以使美式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借助软实力对他国文化和政策进行同化。大麻合法化思潮在日本通过反文化运动的扩散，到推动日本大麻政策的改变，其过程同样遵循以上政治学范畴的假设。诞生于反文化运动的大麻自由化与大麻合法化思想，起初是“垮掉的一代”对美国社会主流思想的反叛与挑衅，随着嬉皮士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大麻合法化的争议也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当反文化运动影响到日本，日本社会中对主流大麻管制态度的反叛也随之而来。在运动发生的前30年里，这样的思潮并没有对日本主流思想造成太多挑战。但当大麻自由化思想被西方主流社会所讨论、所支持后，大麻自由化思潮得以变成大国文化中的组成部分，在全球范围内借由大国的文化软实力，对日本的年轻一代造成深刻的影响。在全球化进程中，文化作为经济的附属产物能够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世界，使得大国文化对小国产生影响。各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本国的文化可能面临被大国文化同化的风险，即文化主权受到侵犯的风险。日本战后政治秩序与社会重构受西方影响深远，在GHQ主导的日本战后重建的进程中，出于政治重构和经济恢复的需要，日本让渡了部分文化主权以融入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社会。在进行民主化改革后，日本进入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高度经济成长时代，生活方式与流行文化都显著受到西方影响。尤其是在民族性“优等生思想”的作用下，日本文化西化速度显著。在60年代反文化运动参与者首次将大麻合法化思想介绍到日本的初期，尽管部分运动参与者认为自己吸食大麻的行为是反美思想的体现，但反文化运动与嬉皮士文化本身都起源于美国，并借由文化的权力结构从美国向日本传播。即大麻自由化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从始至终都映射了美式文化对日本本土文化的影响力与同化的能力。在文化全球化与文化的权力框架下，日本民族性的“优等生思想”进一步地对大麻自由化思想进行响应。进入2010年代后，一些社会名人公开表态支持大麻去罪化、大麻自由化思想。如甲南大学名誉教授、知名律师园田寿就公开撰文反对日本大麻取缔法中新设“大麻使用罪”的提案。他指出，吸食大麻是对自身身体的损害，在非公共场所吸食大麻的行为对他人没有造成伤害，因此不应该有罪化。又如知名音乐人村本大辅也曾公开在推特上发表“让大麻合法化吧”的推文。截至2022年5月，该推文收获点赞逾万，并有超过3000个转发。社会名人的实名支持使得大麻自由化思想看起来更为“正确”，并更容易收获年轻群体的追捧。大麻自由化运动参与者对日本社会中根深蒂固的“优等生思想”及日本人追捧新思潮的习惯十分熟稔。在多年对大麻去罪化、大麻自由化思想的包装下，“大麻自由化是世界潮流”的想法已然撼动了日本社会对大麻零容忍的舆论基调。一旦日本人接受了某个论调是新思想、代表社会前进的方向，那么追捧该想法的人会越来越多。据日本《读卖新闻》刊载社评，近十年间大麻在日本年轻群体中的流行，一方面是因为网络上大麻自由化、大麻去罪化思潮的传播，另一方面是由于部分年轻人曾去往大麻合法化的国家，接受了“哪怕使用大麻也不应被认为有罪”的错误思想并在日本国内对此进行宣传。《读卖新闻》的社论也从侧面说明，大麻合法化思想在日本扩散的本质，是日本人自明治时代以来“脱亚入欧”、文化西化的又一实例。大麻自由化思想从诞生初期仅属于反文化圈的前卫思想，到现在拥有一定拥簇者且在运动参与者的宣传下造成“对大麻实施严格管制是日本落后于世界”的印象，既是文化全球化中大国文化对小国文化的同化，又是日本“优等生思想”对西方思想的进一步响应。2021年1月，日本厚生劳动省开始开展包括修改《大麻取缔法》在内的，针对管制精神药品与麻醉药品措施修订的研讨会。其中有关修改《大麻取缔法》的部分包含促进医疗大麻合法化、大麻纤维制品合法化以及CBD制品合法化等为大麻管制解绑的提案。对大麻管制态度的松动以及修法的尝试，是日本在文化全球化时代大麻管制政策受到西方国家影响的体现。借由文化全球化扩散到日本的大麻自由化运动，使大麻自由化思潮在日本扩散，为日本的大麻管制带来显而易见的压力。从被捕大麻滥用人数的逐年上升，到网络舆论促使厚生劳动省提请修改《大麻取缔法》，大麻自由化思潮在日本的扩散也为中国敲响了警钟。在全球化时代，被越来越多西方主流文化所接纳的大麻自由化思潮逐渐成为西方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的一个分支，并能通过文化全球化对非西方国家产生影响，进而形成同化。对大麻管制态度的坚持，需从文化主体性战略的高度去制定应对措施，以防大麻自由化思潮借助文化传播在我国形成同化。![]()
（一）中日大麻管制政策与风险的异同
大麻管制的必要性和应然性并非不言自明的真命题。如前文所述，在大麻管制制度诞生之初，大麻管制的基础并非“普遍事实”，而是多方博弈后妥协的结果。因此，大麻管制的必要性和应然性是讨论大麻管制制度不可回避的话题。在大麻合法化的论辩中，关于大麻管制的必要性和应然性的讨论层出不穷。大麻合法化的支持者多认为，相较于其他的精神药品与麻醉药品，吸食大麻的危害较低，且大麻还有着较为丰富的研究价值与药用价值。部分大麻合法化支持者认为，放开对大麻等“软性毒品”的管制，可以给予吸毒者一定选择，从而降低吸毒者选择“硬性毒品”的可能性，也更方便禁毒部门对“硬性毒品”进行严厉打击。但也有大量研究表明，大麻的药用价值存在巨大争议。大麻植物中含有超过一百种大麻素，其中四氢大麻酚（THC）具有成瘾性和兴奋作用，临床环境下使用THC也可能短暂引发精神病的症状。长期使用大麻可能使青少年大脑发育受损，甚至使滥用者患上精神病。中国和日本在历史上对大麻进行立法管制时都存在双重考量：一是对大麻成瘾性和危害性进行管控的考量，二是出于民族振兴需要的考量。战后日本在进行大麻管制立法时奠定的“大麻有罪”思想是日本战后去法西斯化改革的投射，是和日本固有“根性”告别的象征。与日本相似的是，中国在战后对大麻进行管制时的政策考量，不仅是简单的毒品管制问题，而是与民族叙事（national myth）相关联的决断。中国在近代历史上罹患烟毒侵害，早在中共二大时期，中国共产党便指出烟毒泛滥摧残中国国民、危害中华民族，将根除烟毒上升到民族振兴的高度。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对鸦片与大麻烟进行管制，也体现了根除烟毒以振兴中华民族的思想。新时代，对毒品进行严格管控、将禁毒工作上升到关乎“国家安危、民族兴衰、人民福祉”的高度，更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以来的烟毒祸害对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感同身受的历史情怀，以及对国家复兴肩负重任的考量。既然对毒品的管制承担着对近代历史上国家罹难的清算，那么讨论大麻管制政策的必然性和应然性时就不能忽略放松管制可能对民族叙事和乃至民族认同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同样面临文化主权受到威胁、文化被同化的风险。如前文所述，文化是政治权力的附属产物，政治权力强弱的表现之一就是文化影响力的强弱。在国际政治权力结构中，美国是现存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则是一个新兴大国。尽管在过去的40年间中国的政治实力已然得到了显著提升，但客观上与美国之间仍旧存在差距。在美国政治实力强于中国的前提下，美国文化软实力在面对中国时也存在优势。因此，中国参与国际政治的过程中同样面临着本国文化被挑战、被同化的可能。全球化时代，美国借由政治权力结构的倾轧在全球范围内兜售自由主义“普世价值”，强调个人自由。大麻自由化思潮实为自由主义浪潮中“强调个人自由”思想的一个细小分支。在“个人自由是人类本能的对幸福的追求”式叙述的引导下，大麻滥用是对自己身体的损害而非他人权益损害的观点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纳。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的扩散其实质是对他国文化主权的挑战。中国的经济崛起挑战了西方国家建构的、现有的国际政治权力结构，使得我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同样需要警惕和预防大麻管制思想遭到西方主导下大麻自由化浪潮的同化。![]()
（二）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对大麻自由化思潮的应对
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时代，国际文化秩序重组，但文化权力结构的“丛林法则”并未得到根本解决。世界各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都会无可避免地被主导世界文化权力结构的西方文化所影响，并面临被同化的风险。大麻自由化思潮，只是从属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宣传的“人生而自由”的“普世价值”的一个分支。民族国家参与世界政治并面临文化同化风险时，需要强化文化主体性意识，并通过构建文化主权战略以应对文化霸权的影响。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在《二十年危机１９１９—１９３９》中提到，面对霸权国家的文化输出，较为弱小的国家会倾向用民族主义为武器进行对抗。约瑟夫·奈在论述文化软实力对他国政策影响时也坦诚，由于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因此凭借自身特色成为全球化的中心，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人认为美国式现代化将对他国的文化产生威胁。因此，建立文化主体性意识，构建文化主权战略，在应对全球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文化同化与文化西化的风险是十分必要的。通过文化主权意识的构建以应对大麻自由化思潮在全球化时代的传播，对我国大麻管制政策的影响符合我国政策制定的关切。如前文所述，战后的大麻管制对我国而言不仅是出于对毒品有害性的考量，更是出于构建我国民族叙事，帮助我国从战争创伤中恢复的需要。大麻自由化思潮的扩散，不仅可能对我国毒品管制政策的制定造成影响，更可能消解我国战后的民族叙事。基于我国的文化价值判断与文化立场，我国应确立文化主权意识，构建文化主权战略，并在这个过程中站在我国民族叙事的视角，对大麻自由化思潮乃至其源头的自由主义思想进行深刻、广泛的批判。约瑟夫·奈认为，信息时代的公共外交是增强国家实力的重要方式，面对批判和质疑更好的回应方式是让本国的声音充满电视台和各种媒体网络。在应对大麻自由化思潮的传播过程中，我们应该更广泛地通过媒介传播发出符合我国政策与民族叙事的声音，让大麻管制的声浪与大麻自由化思潮形成对冲。公共领域的讨论是十分必要的，互联网时代加快信息传播的同时呈现信息碎片化传播的特点，在这个过程中部分片面的信息会乘着自媒体的东风不断扩大传播范围，且在互联网时代公众对权威通常持有不信任的怀疑态度，那么通过引导公共领域的讨论以详细解释我国的政策并吸引目标群体，是全球化时代构建文化主体意识的必要手段。应对大麻自由化思潮可能带来的文化同化风险的第二个措施是提升本国的文化软实力。政治学中，软实力指的是非对抗性的，以文化、政治价值以及对外政策进行政治劝说和同化的实力。全球化时代我国所面临的文化同化风险，其本质是大国软实力在政治劝说上的体现。文化软实力能够在一定条件下将特定的消息传递给受众，并影响国家实现政治目标。软实力处于弱势的国家，更容易被大国软实力所影响，进而被大国的价值判断同化。因此，提升我国软实力是应对文化同化所带来的政策变革风险的应然手段。丰富我国禁毒宣传手段，通过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流行文化形式对我国禁毒政策进行传播是通过提升软实力以应对文化同化思潮的必要方法。影响软实力传递信息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国家层面的战略与政策，二是文化产品本身，包括流行文化和高雅文化。由于大麻自由化思潮诞生于反文化运动的特殊性质，其与流行文化之间的关联非常紧密，并能够借助与反文化作品的传播而扩散。由于青少年群体是流行文化产品的主要受众，在大麻自由化思潮传播过程中，青少年群体受到的影响也最为深刻。因此，应对大麻自由化思潮的扩散，除了坚定文化主体性意识、推行文化主权战略之外，通过流行文化作品对大众进行劝说也是必要的举措。如何通过流行文化作品对我国大麻管制政策进行演绎和传播，是应对大麻自由化思潮、强化我国禁毒宣传效果所必须考虑的问题。全球化进程中大麻自由化思潮在日本扩散的本质是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主导地位的美国文化借由政治权力结构对非主导地位国家文化进行同化的映射。从战后的“大麻有罪”思想，到后来的“大麻自由是前卫思想”，再到近年日本对大麻管制的逐步放宽，日本大麻管制政策和思想的演变无一不体现出美式文化的深刻影响。在西方强势文化对日本“大麻有罪”思想乃至大麻管制政策进行影响的过程中，反文化运动无疑是促使大麻自由化思想在年轻群体中传播的重要媒介。在反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反文化运动参与者对日本大众长年累月地进行大麻自由化思想的宣传与政治劝说，并潜移默化地动摇了大众对“大麻有罪”的基本认知。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对经济全球化的参与日益加深。随着我国市场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我国同样面临着被美国文化同化的风险。对毒品的严厉管制是我国战后民族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放松对毒品的管制必然会导致战后民族叙事的消解。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需要构建文化主权意识，推行文化主体性战略，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以应对大麻自由化思潮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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